现在，要是有人站出来，毛遂自荐，说他可以担任长江流域某县长，或处长，可能会引起一片哗然，说这人太张扬，直指名与利，云云。大家太习惯守株待兔。殊不知，在古代的长江流域就有了自荐做官的先例，并在历史的长河中颇有影响力。
　　春秋战国之际，就发生了毛遂自荐的经典案例。还有“饭牛叩角”的典故，也是用来表述古人向君主和帝王委婉自荐的。东晋时，有个叫王猛的人以卖畚箕为生，隐居在华阴山中。有一天，江南大将桓温率军北伐，来到此地。王猛知道其行程，暗自兴奋，并下山拜见桓温。他大智若愚，一边纵论天下大事，一边伸手捉身上的虱子，如入无人之境，看上去全没把桓温放在眼里。其实，他内心太在乎桓温了。王猛就是想用这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引起桓温的兴趣。想想，桓温混迹官场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对他不敬的人，不一般啊！于是，他约王猛南下，与他一起统帅军队。这就是古人说的“扪虱而谈”的典故。
　　不过，他们自荐的驱动力就是为了改变血统。这也无可厚非。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礼尚谦让”、“君子不争”被视为一种超群的品质，与“当仁不让”构成相对的两极。大家宁可用“暗战”的方式火拼，但从不放在脸上暴露。至于用自荐的方式设计并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的确是凤毛麟角。
　　孟浩然是唐代大诗人，他有一首诗叫《望洞庭湖张丞相》，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现在，洞庭湖畔还刻着这几句诗。唐代官场讲究血统，兑换一个现今的流行词语，就是社会背景。文人不安分，写了几句诗，就孤芳自赏，自以为足以治天下了。但血统不正宗，只好向“内线”达官贵人求助。李商隐就是令狐鞠帮了一把。但不是每个诗人都有这种关系，于是就有了“干谒诗”，也就是自荐信。孟浩然这首诗就是一封“自荐信”。他从眼前的景物出发，在描述浩荡的湖水中寄托着自己的苦恼：当隐士并非他的本意，他很向往“出仕做官”。
　　最應该推崇的是东汉时期王充的自荐。
　　王充狂妄至极，他也有资格狂妄，因为王充十五六岁时就从会稽上虞（今属浙江）赴到东汉政治、文化中心，在洛阳太学拜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为师，勤勉攻读。东汉的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更是东汉时期的最高学府。王充在这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他怀揣着最高学府的文凭，梦想做官。东汉已给许多人营造了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背景，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读书！王充也以为，越读书学问就越高，在官场上就越能如鱼得水，政治上越是进步快。他有点天真，还不知道官场水有多深。一出校门，现实就击碎了他的梦想。当时，豪族门阀渗透并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大权，官场多为豪强子弟。王充满怀政治理想，又有名师班彪的举荐，但出身不好，降生在一个百姓家庭，在京城到处求职，却没人录用他，到处碰壁，碰得鼻青脸肿。王充心灰意懒，告别了京城，回到了家乡。终于，最高学府的文凭产生了效应，王充在县衙里谋了一个小差事。
　　当然，心气很高的王充不会甘心。在县衙，他开始有“术”，想靠近长官，建立关系网，想有朝一日长官能提携自己，给自己铺设一条金光大道，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权力。但是，他学问高，遭受妒忌，又有性格缺陷，摆一副大学问家的架子，与人格格不入。于是，长官讨厌他、权贵打压他，同僚排挤他。于是，他微弱的政治生存空间也被剥夺了，王充被辞退了。
　　王充毕竟在京城见过大世面，皇帝亲巡洛阳太学时，他有幸近距离地目睹过皇上的尊容。这样的待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一想到当时的情景，王充心潮澎湃，决定自荐。于是，有了精心策划而洋洋洒洒的20万余言的自荐书，名曰《论衡》。
　　王充太有才了！他的“自荐信”博大精深，一般人很难读得懂的。最先发现《论衡》真正价值的是一个叫蔡邕的人。公元189年，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捧起来一读，就爱不释手了。后来，皇上知道了《论衡》与王充，立即下诏，盛请王充入京做官。遗憾的是，其时的王充已身患有病，他便以此为由他推辞了。
　　王充一生渴望做官，但真正机会降临了，他却放弃了。古时，也有生命不息，当官不止的楷模，王充也完全可以抱病为官，过一下官瘾。然则，他把皇帝的征召都不当一回事，也许看淡了，没有官欲了。不管怎样，王充也算是牛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然，这迟到的征召不能证明王充是职场上的成功者，他真正的成功在于他的《论衡》。
　　历史也应该承认这一点，就是王充含笑于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