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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澄清了十二辟卦到六十四卦相生的二元卦变理论结构,其次揭示了朱震在解释经传文字中基于相生图的两种卦变模式,一是"自某卦来"和"某卦之变"的二元结构,二是一爻变动原则,同时基于这些理论结构和原则重新理解了朱震对虞翻卦变理论的批判的意义,最后分析了朱震卦变图的理论困难。
朱震的六十四卦相生卦变理论结构及其问题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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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澄清了十二辟卦到六十四卦相生的二元卦变理论结构,其次揭示了朱震在解释经传文字中基于相生图的两种卦变模式,一是"自某卦来"和"某卦之变"的二元结构,二是一爻变动原则,同时基于这些理论结构和原则重新理解了朱震对虞翻卦变理论的批判的意义,最后分析了朱震卦变图的理论困难。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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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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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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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期
其他文献
于省吾的《双剑誘易经新证》是民国易学的代表成果。书中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对《周易》文辞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解释,以求证古义。由新近出土易学文献资料,比对研究,可确证于省吾的部分新释,但其更多新解却得不到新资料的支持。除新注释外,于省吾承继传统经学的情怀,认可“观象系辞”的作《易》观点.而致力于寻找易象、阐明易辞;但在取象方法上,其对传统易学有所分判,对虞氏易等有所批评,而主张仅由本卦中取象。《双剑言多易经新证》与民国易学整体风貌一样,内蕴变革时代的学术品格,内容有新有旧,成果有得有失。
牟宗三的学思始于《易》亦终于《易九牟早年视《周易》为“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后来则以《易传》为“孔门义理”。所谓的“孔门义理”,即《乾·彖》所全幅展现的一套儒家道德的形上学,而以“性与天道”之双向贯通为其真实的内容意义。“即存有即活动”的道德实体落实在《易传》,即表现为“乾坤并建”所开拓的理境,而“逆觉体证”的工夫则集中体现在牟宗三对王弼“复见天心”注解的批判性转化中。道德的形上学所彰显的是一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由于这一形上学是逻辑地建构起来的,因而牟氏易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以及由工夫所开显的价值世界难免落入玄
杨自平著,台北市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9月初版。本书接续作者2012年出版的《世变与学术——明清之际士林〈易〉学与殿堂〈易〉学》一书,对清初及清中叶的易学十家进行类型学的研究。该书共五篇,计十章,各章由已发表之十篇单篇论文改写而成。第一篇“开启宋《易》图书学反省之先河”。
陈居渊著,齐鲁书社2017年12月第一版,全书共三册,1803页,计123万字。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魏二十一家《易注》综合研究”结项成果。作者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以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为主,结合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上博简《周易》等出土文献,将汉魏《易》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本书主体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六十四卦今古文考证”。
肩水金关汉简73EJF3:447号木牍所记内容与式占有关,后世文献称'推天乙所理法''天一治法''天一贵神治旦暮法'等。可惜木牍保存状况并不理想,文字磨灭严重,以致整理者和后来研究者的释文及复原皆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本文通过仔细辨识木牍文字,对这一内容作了新的复原,并指出这是截至目前关于此内容最早的文献记载,弥足珍贵。
范谔昌曾从李处约受易学,传陈抟《周易》象学,为陈抟易学南支重要传人。其后学有刘牧、黄晞、陈纯臣等。范谔昌《易》著作有《大易源流图》《易证坠简》《周易证义疏》等。其易学引入了汉易纳甲、纳音之法和道教'五子归庚'之说,较陈抟更进一步。其《易证坠简》在校勘《周易》经传方面有一定成就,而辨《系辞》命名及《易传》周、孔述作次序,开后世怀疑《易传》非孔子所作之风。《周易证义疏》一书则可能是在《大易源流图》《易证坠简》的基础上阐发河图、洛书象数之说的义疏体著作。
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余敦康先生,于2019年7月14日晨仙逝,享年90岁。余敦康先生1930年生于湖北汉阳,大学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后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7年调入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1989年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
以治礼学和易学为务的清代学者张惠言,受启于郑玄以礼解《易》思想,确立礼象解《易》的治易视阈。这一视阈体现着张氏易学研究上的一定创新。其一,视阈确立本身同其以礼治进路创新清代实学形态的课题分不开;其二,礼象解《易》本身是对义理解《易》所注重的对形上之理进行玄解之治学方法的一种'解放';其三,礼象解《易》本身也是对郑玄易学的创新。总之,经过综合创新的张氏易学以虞翻消息说取代了郑氏爻辰说,以阴阳二气的消息归正实现宇宙社会秩序,并把体现为宇宙秩序的'天地之序'作为礼治的天道基础和治理典范,以这个基础和典范
通常认为,唐代儒玄合流,王弼《周易注》通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的易学接受面向应该是王弼义理之学,但考察过杜甫引《易》诗之后,却发现其中少有王弼义理,而多用汉儒易学。这种貌似不合拍的现象,并非是说杜甫不通王弼义理,而是反映了杜甫引《易》之诗蕴含着儒家道德旨归,秉持了汉儒易学的政治思维。同时,杜诗中王弼义理的缺失,也反映出中唐以前象数易学的接受、传播态势未曾寂寥;而汉易学不绝如缕地传播,为杜甫引《易》诗采用汉儒易学思维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