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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的日本并不平安。
公元864年，日本的贞观六年，躁动不安的富士山终于迎来了一次大喷发。火山灰遮蔽了太阳，白昼变成了黑夜，滚烫的熔岩和炽热的火光勾勒出富士山的轮廓。从半山腰开始生长起来的原始森林顷刻间化为乌有。天皇为了镇定火山的愤怒，授予富士山“正四位”的官位。
然而，富士山的“愤怒”却并未就此平息，它以另外的方式牢牢地生长在熔岩凝固后的土壤里。后人称之为“青木之原”，又叫做“自杀森林”。
一半是纯洁的白雪，一半是随时喷发的火焰，有人说，富士山正是日本人性格最好的象征。“自杀森林”青木原就在富士山脚下。
自杀这个课题
一生从未去过日本，也不懂日语的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中断言：日本人渲染自杀就像美国人渲染犯罪一样，而且是带着与美国人欣赏犯罪相同的情感来欣赏自杀的。比起戕害他人的事件，他们对戕害自己更津津乐道，满足了某种需要。
谈论日本人和自杀，也满足了大多数猎奇者的“某种需要”。以至于在任何关于日本人自杀的话题后面，缀上多么耸人听闻的数字都不显得离奇。比如，“2014年，日本总共有超过2.5万人自杀，平均一天70人”;“奈良有一座小寺庙叫做‘暴死寺’，每天前来上香祈祷上苍，希望能暴死身亡的日本老人不下四五百人”;“从1998年到2011年期间，每年平均自杀者超过3万人，每15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等等。
事实上，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自杀人数为21897人，其中男性15121人，女性6776人，与1993年自杀人数34427人相比，呈下降趋势。在“自杀”这一话题下，各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统计基准和频率，因此比较哪国自杀死亡率更高是一件并不客观的事。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世界自杀报告书》，也并未对各国自杀率进行排名。然而，不久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却制作了一份《自杀对策白皮书》，“悄悄”对世界各国自杀死亡率（每10万人口中的自杀人数）做了比较。
结果显示，日本的自杀死亡率世界排名第六，是发达国家中排名最高的。其中，日本女性的自杀率排名第三。厚生省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减少悲剧的发生，二是为了了解本国人民出现的困难。《白皮书》中特别指出：如何减少20?40岁自杀死亡率，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自杀这个课题，由日本人自己来解，最恰当不过。日本NHK的记者高桥英辅的妹妹就曾经自杀未遂，这让高桥开始思考背后的原因，“世界自杀率高的国家，如日本，都是小学教育非常严格的国家。这些人很早就对人生有个计划性的东西，一辈子就朝着这个目标走，如果走不通，就难免有一种失落甚至绝望感，扛不住就会一死了之。”
青木原地形图，这里地形复杂，植被茂盛，气候多变，地下又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因此孕育了许多“流言”：指南针在此会失灵;GPS在青木原无法工作;飞机无法途径于此。
在死亡中绽放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人对于自杀有着某种近乎迷信的崇拜。
三岛由纪夫在切腹自杀之前曾在书中写道：“当我们意识到，美是如何地远离于我们而存在。而其存在方式，又如何令我们可望而不可即，我们会永远地离开这个物质世界，而美，却会永存其中——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向美发起冲击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
同样，曾经历过四次自杀未遂，最终死于自杀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笃信“人若能將自己心甘情愿地进入长眠，即使可能不幸，但却肯定是平和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自杀呢？”
从审美角度看待自杀，是日本人独有的美学观。当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埃米尔·杜尔凯姆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有某些共性的既成社会思潮和道德标准。
在日本的文化中，意象与死亡相关的审美趣味俯拾皆是。“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这句格言就反映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樱花一夜之间迅速凋零散尽的壮烈，就犹如战死或自杀的武士。
“樱花肖人，非草非木/美丽蝴蝶，便是妻子/樱花盛开，落英缤纷/随风而去，水做芳魂/今晨飘飘，明日冉冉/樱花樱花，我将效汝。”日军飞行员唱着这支歌，驾着满载炸弹、鱼雷的飞机，撞向敌人军舰，同归于尽。
在日本的历史文化中，自杀同时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它符合日本人对“义理”的追求。在某些场合，为了履行对名誉的“义理”自杀是应该采取的最高尚行为。
“义务”和“义理”是两个必须履行又截然不同的概念。“义务”包括“忠”“孝”以及“任务”，而“义理”却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日本辞书上是这样解释的：“义理，正当的道理;人应该遵循的道路;为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地做的某种事情。”
研究者们相信，根据日本人的信条，自杀若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就能够洗清自己的污名，恢复名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要重光葵宣称：“人类即使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不少场合，为了名誉，在生死之间选择了死，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与其依靠生，不如依靠死来求生存的场合。我们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森林会照顾自己，人反而不会
青木原被称为做“自杀森林”，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上世纪60年代，松本清张的小说《萧瑟树林》将林海与“自杀”联系在了一起。1993年，鹤见济写出了《完全自杀手册》更是将富士山河口湖町树海评为最适合自杀的地点。 鹤见济写作这本书原本是想要劝慰人们珍惜生命，他在后记中写道，“想活的话就要活得自在，想死的话也要死得自在。”书中他用法医学分析了各种自杀的方法，他不主张对死亡进行道德上的批判。这本书尽管很快被禁，但却在日本年轻群体中掀起了很大的波澜，直到今天，青木原树海里发现的遗物中，书籍类最多的依然是这本书的打印本或手抄本，其次是支离破碎的色情杂志。
“我觉得自杀不是一种英雄式的离开方式。”日本地质学家早野梓说。他已经在青木原工作了三十余年，原本主要研究火山和富士山域植被，工作之余，他还承担了护林员的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成为了连接生死之人。
“森林自己会照顾自己，人反而不会。”每天，他在森林中寻找神情恍惚的“游人”。青木原很大，大到没有熟悉道路的人指引，很容易在林中迷失方向，因为地下矿物的缘故，指南针在这里也常常失效。很多心存去意又犹疑不决的轻生者，会在自己走过的路上绑上各种颜色的丝带、绳索，“这样他们就还有机会走回来”。
“沿着这些绳索，你总能有所发现。”在一部关于青木原的纪录片中，早野梓坦言：“如果他们去意已决，那么一进入森林就会上吊自尽。当他们留下遗书或遗物等类似的东西时，他们多半还在犹豫不决。”
纪录片中，一个人将一米多高的人形布偶，颠倒过来，以五寸钉牢牢地钉在树干上。“这是他对社会的嘲讽，就像一个诅咒。”在一旁，一块木板以同样的方式钉在另一棵树上，上面写着：“自尽遗书：我因生命始终黯淡无光而来，不要寻找我。”早野梓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其实是踏实的，“能够这样做，说明这个人现在多半已经安全回家了。”
据不确切的统计，青木原里的尸体每年有一百具左右被人“发现”。自杀的方式也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大多数都是上吊，还有一部分人吞了安眠药，但成功率并不高，他们会生还一两天后死于虚弱。”早野梓说。对青木原附近的居民而言，这里是一片不祥之地，“本地小孩子从小就被告知不要靠近森林，森林是危险的地方，而本地人就算自杀，也不会选择这里。”
摄影师Toby de Silva曾经深入青木原拍摄了一组图片。在这里，她不仅拍摄了散落在林间的“私物”，也将诡异的氛围凝固在画面当中。“你在这里注意到的首先是寂静，一种诡异的静谧将你包围，这里没有虫鸣也没有鸟叫。如果你偶然遇到其他人，他们也全然不会发出一点声响，像幽灵一样，他们只是出现、经过、然后消失。”
在“完美的死亡之地”系列照片中，你能看到通往树林深处的路上，布满了绝望的残留物。一包因没有热水冲泡而显得不那么完美的方便面，它可能是某个人最后的晚餐;一包“希望”牌香烟;各种酒瓶;废弃的衣物;色情杂志;用来上吊的绳子和用来割断绳子的厨房刀……
花束，也是经常出现在森林中的物品。不过，它们并不是由轻生者带来的，而是死者的亲属所置。“你以为你是孤独地死去，但其实并不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独的。”早野梓说。“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照顾，要和谐共存，我就是这么想的。”
死也是一件麻烦的事
在日本，“中二”是20世纪初的流行词语，用来形容青春期的少年过于自以为是的行为。几年前，日文推特上，一个刚好中学二年级的女生却因一则推文，让人们重新思考荒唐背后的含义。
推文写道：“我想自杀，但是却担心给周围的人带去太多的麻烦。例如：可能让父母花很多钱，也可能会让人们误认为自己是因受欺凌而自杀，给老师招致麻烦。我也不希望父母伤心，所以在网上征集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自杀方法。”为了不让父母为自己的死花钱，这个女孩竟然努力打工，希望把自己的后事钱攒齐。
因为怕给别人添麻烦，日本人自杀通常选择在财年结束，也就是3月31日之后，在此之前，他们要把上年度的事务做完交接，而且如果选择跳楼的话，也不会从公司的楼顶跃下，那样会给公司的信誉造成恶劣的影响。有人说，有德行的日本人，会揣好遗书卧轨，甚至要等末班车，以免耽误白天上班族迟到。虽然这样还是会给电车公司添麻烦，但卧轨能够马上被发现，便于收尸，不给警察添麻烦，再花大量时间搜寻失踪人口。
相比较而言，选择在青木原结束生命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可能最少。“待的时间久了，除了一两个徒步者，你遇到的人，更多是穿着西服的中年男子。只有微风拂过树叶的那一瞬间，你才能感受到一点点生机，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而这一切从你走下出租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你觉得自己几乎要崩溃。”Toby de Silva在回忆文字当中这样写道。
这样的“游魂”根本绍徹见得很多。他是日本的一名僧人，因为开设了网站“给那些不想了却生命的人”而成为了首个“自杀劝慰师”。几年前，他的故事登上了《纽约客》杂志，不仅让外国人了解这篇神秘的“自殺森林”，也让更多的日本人走进了自己的内心。
网站刚刚开办时，根本绍徹的邮箱信件多到回不过来，每一封都直接或间接地写着“救命”。为了尽可能多地挽救这些人，根本绍徹一度深陷痛苦不能自拔。随着父亲的离世，他开始意识到，不能再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想象成某种意义重大的道德义务，而应该把它当做平凡无奇的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吃饭一样。
之后他开始试图邀请那些请求帮助的人来到寺庙拜访，通过模拟葬礼、面对面沟通聆听等方式帮助求助者自己走出困境。有一次，一个男人徒步五个小时来到寺庙，这对于他而言是一次壮举，因为他是恐惧出门的宅男，突然之间要他在阳光下走动、出汗、感受身体的运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和任何人有过交流，而现在他即将和一个陌生人诉说自己最私密的感受和想法。当他终于到达寺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想通了，于是他转过身，走回了家。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是诗人寺内寿太郎的名言。然而，审美或许应该停留在审美的层次，生活不该就此终止。早野梓觉得，“尽管现在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氛围之中，我认为人们还是应该多接触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理解别人的情感，才能和他人和自己和平共处。”
犹豫不决的人会带着彩色绳索进入森林，以防放弃自杀念头后迷路无法返回。
一半是纯洁的白雪，一半是随时喷发的火焰，有人说，富士山正是日本人性格最好的象征。“自杀森林”青木原就在富士山脚下。
为了防止游人迷路，森林步道两侧通常会树立“禁止入内”的告示牌，但这里却是护林员搜救的“入口”。
青木原地形图，这里地形复杂，植被茂盛，气候多变，地下又有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因此孕育了许多“流言”：指南针在此会失灵;GPS在青木原无法工作;飞机无法途经于此。
在森林里露营的人多半没有想好是否要完成最后一步。早野梓有时候会遇到躲在帐篷里不肯出来的游客，他会反复确认对方是否知道回去的路，并告诉他，再好好想一想，我很担心你。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死亡是人生一切事件最有破坏性和组织性的一桩——恐怕就是宗教信仰的源泉。”日本可能是印证这一说法最好的样本。
“你以为你是孤独地死去，但其实不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独的。”图中鲜花是死者家属在死者离去的地方安放的。
日本人信仰神道教和佛教的人占多数。复古神道的经典中，《古事记传》和平田的《古道大义》认为，人死后不分贵贱，都要到“黄泉国”去受苦，平田认为，人死后要到住在神的“幽世”去受审，“显世”（现世）是离世，“幽世”才是本世，即使灵魂的世界，人死以后才开始真正的生活，所以人死以后就可以安心了。
搜救工作，就从这一团线索开始。
公元864年，日本的贞观六年，躁动不安的富士山终于迎来了一次大喷发。火山灰遮蔽了太阳，白昼变成了黑夜，滚烫的熔岩和炽热的火光勾勒出富士山的轮廓。从半山腰开始生长起来的原始森林顷刻间化为乌有。天皇为了镇定火山的愤怒，授予富士山“正四位”的官位。
然而，富士山的“愤怒”却并未就此平息，它以另外的方式牢牢地生长在熔岩凝固后的土壤里。后人称之为“青木之原”，又叫做“自杀森林”。
自杀这个课题
一生从未去过日本，也不懂日语的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中断言：日本人渲染自杀就像美国人渲染犯罪一样，而且是带着与美国人欣赏犯罪相同的情感来欣赏自杀的。比起戕害他人的事件，他们对戕害自己更津津乐道，满足了某种需要。
谈论日本人和自杀，也满足了大多数猎奇者的“某种需要”。以至于在任何关于日本人自杀的话题后面，缀上多么耸人听闻的数字都不显得离奇。比如，“2014年，日本总共有超过2.5万人自杀，平均一天70人”;“奈良有一座小寺庙叫做‘暴死寺’，每天前来上香祈祷上苍，希望能暴死身亡的日本老人不下四五百人”;“从1998年到2011年期间，每年平均自杀者超过3万人，每15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等等。
事实上，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自杀人数为21897人，其中男性15121人，女性6776人，与1993年自杀人数34427人相比，呈下降趋势。在“自杀”这一话题下，各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统计基准和频率，因此比较哪国自杀死亡率更高是一件并不客观的事。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世界自杀报告书》，也并未对各国自杀率进行排名。然而，不久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却制作了一份《自杀对策白皮书》，“悄悄”对世界各国自杀死亡率（每10万人口中的自杀人数）做了比较。
结果显示，日本的自杀死亡率世界排名第六，是发达国家中排名最高的。其中，日本女性的自杀率排名第三。厚生省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减少悲剧的发生，二是为了了解本国人民出现的困难。《白皮书》中特别指出：如何减少20?40岁自杀死亡率，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自杀这个课题，由日本人自己来解，最恰当不过。日本NHK的记者高桥英辅的妹妹就曾经自杀未遂，这让高桥开始思考背后的原因，“世界自杀率高的国家，如日本，都是小学教育非常严格的国家。这些人很早就对人生有个计划性的东西，一辈子就朝着这个目标走，如果走不通，就难免有一种失落甚至绝望感，扛不住就会一死了之。”
在死亡中绽放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人对于自杀有着某种近乎迷信的崇拜。
三岛由纪夫在切腹自杀之前曾在书中写道：“当我们意识到，美是如何地远离于我们而存在。而其存在方式，又如何令我们可望而不可即，我们会永远地离开这个物质世界，而美，却会永存其中——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向美发起冲击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
同样，曾经历过四次自杀未遂，最终死于自杀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笃信“人若能將自己心甘情愿地进入长眠，即使可能不幸，但却肯定是平和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自杀呢？”
从审美角度看待自杀，是日本人独有的美学观。当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埃米尔·杜尔凯姆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有某些共性的既成社会思潮和道德标准。
在日本的文化中，意象与死亡相关的审美趣味俯拾皆是。“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这句格言就反映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樱花一夜之间迅速凋零散尽的壮烈，就犹如战死或自杀的武士。
“樱花肖人，非草非木/美丽蝴蝶，便是妻子/樱花盛开，落英缤纷/随风而去，水做芳魂/今晨飘飘，明日冉冉/樱花樱花，我将效汝。”日军飞行员唱着这支歌，驾着满载炸弹、鱼雷的飞机，撞向敌人军舰，同归于尽。
在日本的历史文化中，自杀同时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它符合日本人对“义理”的追求。在某些场合，为了履行对名誉的“义理”自杀是应该采取的最高尚行为。
“义务”和“义理”是两个必须履行又截然不同的概念。“义务”包括“忠”“孝”以及“任务”，而“义理”却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日本辞书上是这样解释的：“义理，正当的道理;人应该遵循的道路;为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地做的某种事情。”
研究者们相信，根据日本人的信条，自杀若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就能够洗清自己的污名，恢复名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要重光葵宣称：“人类即使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不少场合，为了名誉，在生死之间选择了死，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与其依靠生，不如依靠死来求生存的场合。我们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森林会照顾自己，人反而不会
青木原被称为做“自杀森林”，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上世纪60年代，松本清张的小说《萧瑟树林》将林海与“自杀”联系在了一起。1993年，鹤见济写出了《完全自杀手册》更是将富士山河口湖町树海评为最适合自杀的地点。 鹤见济写作这本书原本是想要劝慰人们珍惜生命，他在后记中写道，“想活的话就要活得自在，想死的话也要死得自在。”书中他用法医学分析了各种自杀的方法，他不主张对死亡进行道德上的批判。这本书尽管很快被禁，但却在日本年轻群体中掀起了很大的波澜，直到今天，青木原树海里发现的遗物中，书籍类最多的依然是这本书的打印本或手抄本，其次是支离破碎的色情杂志。
“我觉得自杀不是一种英雄式的离开方式。”日本地质学家早野梓说。他已经在青木原工作了三十余年，原本主要研究火山和富士山域植被，工作之余，他还承担了护林员的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成为了连接生死之人。
“森林自己会照顾自己，人反而不会。”每天，他在森林中寻找神情恍惚的“游人”。青木原很大，大到没有熟悉道路的人指引，很容易在林中迷失方向，因为地下矿物的缘故，指南针在这里也常常失效。很多心存去意又犹疑不决的轻生者，会在自己走过的路上绑上各种颜色的丝带、绳索，“这样他们就还有机会走回来”。
“沿着这些绳索，你总能有所发现。”在一部关于青木原的纪录片中，早野梓坦言：“如果他们去意已决，那么一进入森林就会上吊自尽。当他们留下遗书或遗物等类似的东西时，他们多半还在犹豫不决。”
纪录片中，一个人将一米多高的人形布偶，颠倒过来，以五寸钉牢牢地钉在树干上。“这是他对社会的嘲讽，就像一个诅咒。”在一旁，一块木板以同样的方式钉在另一棵树上，上面写着：“自尽遗书：我因生命始终黯淡无光而来，不要寻找我。”早野梓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其实是踏实的，“能够这样做，说明这个人现在多半已经安全回家了。”
据不确切的统计，青木原里的尸体每年有一百具左右被人“发现”。自杀的方式也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大多数都是上吊，还有一部分人吞了安眠药，但成功率并不高，他们会生还一两天后死于虚弱。”早野梓说。对青木原附近的居民而言，这里是一片不祥之地，“本地小孩子从小就被告知不要靠近森林，森林是危险的地方，而本地人就算自杀，也不会选择这里。”
摄影师Toby de Silva曾经深入青木原拍摄了一组图片。在这里，她不仅拍摄了散落在林间的“私物”，也将诡异的氛围凝固在画面当中。“你在这里注意到的首先是寂静，一种诡异的静谧将你包围，这里没有虫鸣也没有鸟叫。如果你偶然遇到其他人，他们也全然不会发出一点声响，像幽灵一样，他们只是出现、经过、然后消失。”
在“完美的死亡之地”系列照片中，你能看到通往树林深处的路上，布满了绝望的残留物。一包因没有热水冲泡而显得不那么完美的方便面，它可能是某个人最后的晚餐;一包“希望”牌香烟;各种酒瓶;废弃的衣物;色情杂志;用来上吊的绳子和用来割断绳子的厨房刀……
花束，也是经常出现在森林中的物品。不过，它们并不是由轻生者带来的，而是死者的亲属所置。“你以为你是孤独地死去，但其实并不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独的。”早野梓说。“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照顾，要和谐共存，我就是这么想的。”
死也是一件麻烦的事
在日本，“中二”是20世纪初的流行词语，用来形容青春期的少年过于自以为是的行为。几年前，日文推特上，一个刚好中学二年级的女生却因一则推文，让人们重新思考荒唐背后的含义。
推文写道：“我想自杀，但是却担心给周围的人带去太多的麻烦。例如：可能让父母花很多钱，也可能会让人们误认为自己是因受欺凌而自杀，给老师招致麻烦。我也不希望父母伤心，所以在网上征集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自杀方法。”为了不让父母为自己的死花钱，这个女孩竟然努力打工，希望把自己的后事钱攒齐。
因为怕给别人添麻烦，日本人自杀通常选择在财年结束，也就是3月31日之后，在此之前，他们要把上年度的事务做完交接，而且如果选择跳楼的话，也不会从公司的楼顶跃下，那样会给公司的信誉造成恶劣的影响。有人说，有德行的日本人，会揣好遗书卧轨，甚至要等末班车，以免耽误白天上班族迟到。虽然这样还是会给电车公司添麻烦，但卧轨能够马上被发现，便于收尸，不给警察添麻烦，再花大量时间搜寻失踪人口。
相比较而言，选择在青木原结束生命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可能最少。“待的时间久了，除了一两个徒步者，你遇到的人，更多是穿着西服的中年男子。只有微风拂过树叶的那一瞬间，你才能感受到一点点生机，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而这一切从你走下出租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你觉得自己几乎要崩溃。”Toby de Silva在回忆文字当中这样写道。
这样的“游魂”根本绍徹见得很多。他是日本的一名僧人，因为开设了网站“给那些不想了却生命的人”而成为了首个“自杀劝慰师”。几年前，他的故事登上了《纽约客》杂志，不仅让外国人了解这篇神秘的“自殺森林”，也让更多的日本人走进了自己的内心。
网站刚刚开办时，根本绍徹的邮箱信件多到回不过来，每一封都直接或间接地写着“救命”。为了尽可能多地挽救这些人，根本绍徹一度深陷痛苦不能自拔。随着父亲的离世，他开始意识到，不能再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想象成某种意义重大的道德义务，而应该把它当做平凡无奇的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吃饭一样。
之后他开始试图邀请那些请求帮助的人来到寺庙拜访，通过模拟葬礼、面对面沟通聆听等方式帮助求助者自己走出困境。有一次，一个男人徒步五个小时来到寺庙，这对于他而言是一次壮举，因为他是恐惧出门的宅男，突然之间要他在阳光下走动、出汗、感受身体的运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和任何人有过交流，而现在他即将和一个陌生人诉说自己最私密的感受和想法。当他终于到达寺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想通了，于是他转过身，走回了家。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是诗人寺内寿太郎的名言。然而，审美或许应该停留在审美的层次，生活不该就此终止。早野梓觉得，“尽管现在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氛围之中，我认为人们还是应该多接触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理解别人的情感，才能和他人和自己和平共处。”
犹豫不决的人会带着彩色绳索进入森林，以防放弃自杀念头后迷路无法返回。
一半是纯洁的白雪，一半是随时喷发的火焰，有人说，富士山正是日本人性格最好的象征。“自杀森林”青木原就在富士山脚下。
为了防止游人迷路，森林步道两侧通常会树立“禁止入内”的告示牌，但这里却是护林员搜救的“入口”。
青木原地形图，这里地形复杂，植被茂盛，气候多变，地下又有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因此孕育了许多“流言”：指南针在此会失灵;GPS在青木原无法工作;飞机无法途经于此。
在森林里露营的人多半没有想好是否要完成最后一步。早野梓有时候会遇到躲在帐篷里不肯出来的游客，他会反复确认对方是否知道回去的路，并告诉他，再好好想一想，我很担心你。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死亡是人生一切事件最有破坏性和组织性的一桩——恐怕就是宗教信仰的源泉。”日本可能是印证这一说法最好的样本。
“你以为你是孤独地死去，但其实不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独的。”图中鲜花是死者家属在死者离去的地方安放的。
日本人信仰神道教和佛教的人占多数。复古神道的经典中，《古事记传》和平田的《古道大义》认为，人死后不分贵贱，都要到“黄泉国”去受苦，平田认为，人死后要到住在神的“幽世”去受审，“显世”（现世）是离世，“幽世”才是本世，即使灵魂的世界，人死以后才开始真正的生活，所以人死以后就可以安心了。
搜救工作，就从这一团线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