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他在资讯经济学上有重大贡献，是新凯恩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
　　2015年是全面艰难的一年。巴西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40年飞速增长后第一次遭遇严重波动。欧元区虽然成功避免了因希腊而崩溃，但其近乎停滞的状态依旧，日后肯定会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至于美国，2015年本应该是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终于结束的年份，但事实上，美国的复苏一直差强人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将全球经济的现状称为“新平庸”（New Mediocre）。其他人则纷纷联想到二战结束后的深度悲观情绪，担心全球经济会滑向萧条，至少也是长期停滞。
　　2010年初，我出版了《自由落体》（Freefall）一书，主要描述了那些导致大衰退的事件。我在该书中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世界有可能滑入我所谓的“大萎靡”（Great Malaise）。我不幸言中了：我们没有做需要做的事，结果也正是我所担心的状态。

　　这一惯性的经济学不难理解，药方也是现成的。世界面临总需求不足，这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平等加剧和一根筋地采取财政紧缩。顶层人群的支出远少于底层人群，因此资金都向顶层流动，需求越来越萎靡。德国等一直保持对外盈余的国家对于全球需求不足这一关键问题负有重要责任。
　　同时，美国的财政紧缩虽然比欧洲普遍采用的政策更为温和，但同样让美国蒙受冲击。事实上，与危机前相比，美国公共部门雇员减少了50万人。如果2008年后政府雇员按正常模式发展，现在应会增加200万。
　　此外，世界大部分地区正面临结构转型的需要。结构转型是困难的：欧洲和美国需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中国需要从出口拉动增长转向内需驱动经济。类似地，大部分依赖自然资源的非洲和拉美经济体没能利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涨势打造多元化经济，现在它们面临着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下跌所造成的后果。市场从来不会轻而易举地实现这类结构转型。
　　全球拥有规模巨大的未满足的需求可以刺激增长。仅基础设施就可以吸收数万亿美元投资，不但发展中国家如此，美国也是如此，其核心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情况已经保持了几十年。而且，全世界需要为面对全球变暖的现实而采取新的措施。
　　我们的银行已经恢复到相当健康的状态，但事实表明，它们还没有为实现它们的目的而充分调整到位。它们长于钻营和操纵市场，却不好好执行金融中介这一基本功能。在长期储蓄者（比如主权财富基金和退休存款账户）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之间，还横亘着短视而无能的金融部门。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说，世界受困于“存款过剩”。如果世界储蓄的最佳用途是投资内华达州沙漠地带的劣质住房，那么伯南克的话非常正确。但在真实的世界里，资金存在不足，即使是具有高社会回报的项目也常常得不到融资。
　　全球萎靡的唯一药方是增加总需求。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能起到作用，深度改革金融体系亦然——不仅仅是防止金融体系给我们其他人造成伤害，也要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做好它们本应该做的事情：让长期储蓄来满足长期投资需求。
　　但一些最重要的世界性问题需要政府投资。这些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环境以及为全球各地的结构转型提供必要的便利。
　　全球经济现在所面临的障碍的根源不在经济学上，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私营部门制造了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一问题。市场无法凭借其自身而解决它们所制造出来的这些问题和其他关键性问题，也无法重塑繁荣。积极的政府政策是必要的。
　　这意味着要克服赤字迷信。美国和德国等可以以负实际长期利率借贷的国家，应该借钱进行需要的投资。类似地，在大部分其他国家，公共投资的回报率远高于资金成本。对于借贷受限的国家也有一条出路，即依靠早就发现的平衡预算乘数原理：用增税来匹配政府支出的增加，这样可以刺激经济。不幸的是，许多国家（包括法国）都陷入了平衡预算衰退。
　　乐观者认为，2016年将比2015年好。也许他们最终是对的，但他们不可能全对。除非我们解决了全球总需求不足这一问题，否则，“大萎靡”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