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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两大困局，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落后，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应对其面临的困局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基础与支持。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主体;治理体制;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两大困局
（一）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
一是内部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缺失，即乡村精英与普通大众治理角色的共同缺失。造成乡村治理主体整体性缺失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组织领导层面的认识偏差。很多村干部乃至乡镇一级工作人员对于乡村治理的内涵、改进的具体方向和功能定位缺少清晰的认识。在具体工作中的表现是为了迎合乡村治理创新的总体要求，往往做一些形式化、表面性的工作，存在目标定位不准、工作缺乏动力和能力素质不足的问题。其次，农村人口结构的失衡。青壮年、男性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减少是乡村内部治理主体角色缺失的重要原因。二是普通村民的主体性缺失。在日益开放与流动的农村社会中，社会的分化程度不断增加，传统稳定而单一的乡村利益空间被分割，利益诉求碎片化、原子化程度加深，这不仅瓦解了传统社会秩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权威力量，而且也大大降低了正式和非正式权威在广大农民中的聚合力和代表性，村两委与普通农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渐行渐远。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分化的农民群体既缺乏利益表达渠道，也缺乏参与社会治理的通畅途径，普通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普遍存在集体失语的现象。
（二）乡村治理体制的落后
第一，自治组织治理能力弱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村干部影响力、村级组织资源支配能力和凝聚能力明显减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同质性元素逐渐丧失，经济理性成为支配乡村活动的行动逻辑，乡村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在日趋多元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弥散，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网络逐渐退化，传统社会权威秩序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持续瓦解。第二，自治组织建设的滞后性。乡村流动人口大规模增加不仅带来了“三留守”和空心化问题，增加了农村社会治理的难度，同时也使乡村社会丧失了持续发展的活力，自治组织成员能力素质欠缺、后备力量不足问题日益突出，难以承担起乡村治理变革的重任。近年来，乡村居民利益诉求分化趋势不断加快，但乡村基层组织却没能及时建立有效的利益整合与协调机制，乡村社会内部利益失衡现象普遍，引发了不少乡村治理问题，例如由拆迁等土地利益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乡村内部利益分化加剧与制衡失败已成为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乡村治理改进既需要组织结构及治理方式的转化升级，也需要治理主体的扩充、提升，尤其是村民自治组织主要成员能力迫切需要提高。
二、破解乡村治理困局的路径选择
（一）充分活化乡村社会资源，激发治理内生动力
一方面，应充分挖掘乡土文化价值，重构现代农村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是一种软力量，对于凝聚人心、维持公共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农业文化有助于增加对社区的认同和凝聚力，我们要在乡村治理中挖掘并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农村社会治理的部分，注重从乡村文化实践中努力深挖乡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增强乡村文化自觉与自信，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农村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创新，将其运用到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变革应以村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增强村民主体性作用。通过创新群众参与机制、培育多样化村民组织等方式来明确治理改进的目标，凝聚村民意愿，促进公共利益的长足增长。
（二）创新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
首先，乡村治理体制创新必须走协同治理之路。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在规范指导和引导的基础上，积极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搭建平台，创造有利条件。注重基层组织结构创新，积极将乡村文化精英、经济精英、驻村企业等吸纳进基层组织结构之中，提高自治组织的利益协调能力。其次，鄉村治理体制创新必须注重城乡融合。打破制度藩篱，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化制度框架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因素，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必须不断破除制度壁垒，为城乡各种治理要素的相互融合和自由发展清除障碍。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三社”（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虚拟社区）融合治理，逐渐缩小城乡社会治理的二元分化差距。
（三）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
首先，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强化法治权威，提高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乡镇政府要依法积极承担起监督和指导的权责，在面对乡村基层组织难以消化的治理问题时，乡镇政府要做好角色弥补，依法、公正地处理矛盾纠纷，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强有力的后盾。不断完善乡村法治建设，增强法律的权威。其次，加强村委成员队伍建设，重塑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着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领导能力，进一步推动村党组织成员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积极吸引有威望、有能力、群众信任的优秀乡村精英入党，激发党组织活力，同时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可以通过教育培训、跨支部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党组织成员的能力素质。鼓励和支持返乡大学生、经济能人、退休干部等参与乡村治理，强化人才储备，培养新乡贤。
（四）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提高乡村治理价值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明确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改进的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持续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加强农村组织建设，包括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它各种村民自组织，创新村民自治形式，充分保障人民参与“四个民主”的权利。二是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完善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相关法律规范，用法律规范各主体行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维护广大村民的合法权益。三是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价值，利用村规民约、德孝文化等乡村社会内生资源，推动和提高村民自我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是要解决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补齐农村各方面的短板，社会治理的短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三农”价值的再发现，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再次回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位置，这不仅是对乡村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也是对乡村治理社会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认可。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提高乡村治理价值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张晓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抓手[J].人民论坛，2017（33）：72-74.
[2]贺雪峰.乡村治理现代化：村庄与体制[J].求索，2017（10）：4-10.
[3]朱启臻.村落价值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探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3）：32-39.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主体;治理体制;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两大困局
（一）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
一是内部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缺失，即乡村精英与普通大众治理角色的共同缺失。造成乡村治理主体整体性缺失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组织领导层面的认识偏差。很多村干部乃至乡镇一级工作人员对于乡村治理的内涵、改进的具体方向和功能定位缺少清晰的认识。在具体工作中的表现是为了迎合乡村治理创新的总体要求，往往做一些形式化、表面性的工作，存在目标定位不准、工作缺乏动力和能力素质不足的问题。其次，农村人口结构的失衡。青壮年、男性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减少是乡村内部治理主体角色缺失的重要原因。二是普通村民的主体性缺失。在日益开放与流动的农村社会中，社会的分化程度不断增加，传统稳定而单一的乡村利益空间被分割，利益诉求碎片化、原子化程度加深，这不仅瓦解了传统社会秩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权威力量，而且也大大降低了正式和非正式权威在广大农民中的聚合力和代表性，村两委与普通农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渐行渐远。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分化的农民群体既缺乏利益表达渠道，也缺乏参与社会治理的通畅途径，普通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普遍存在集体失语的现象。
（二）乡村治理体制的落后
第一，自治组织治理能力弱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村干部影响力、村级组织资源支配能力和凝聚能力明显减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同质性元素逐渐丧失，经济理性成为支配乡村活动的行动逻辑，乡村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在日趋多元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弥散，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网络逐渐退化，传统社会权威秩序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持续瓦解。第二，自治组织建设的滞后性。乡村流动人口大规模增加不仅带来了“三留守”和空心化问题，增加了农村社会治理的难度，同时也使乡村社会丧失了持续发展的活力，自治组织成员能力素质欠缺、后备力量不足问题日益突出，难以承担起乡村治理变革的重任。近年来，乡村居民利益诉求分化趋势不断加快，但乡村基层组织却没能及时建立有效的利益整合与协调机制，乡村社会内部利益失衡现象普遍，引发了不少乡村治理问题，例如由拆迁等土地利益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乡村内部利益分化加剧与制衡失败已成为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乡村治理改进既需要组织结构及治理方式的转化升级，也需要治理主体的扩充、提升，尤其是村民自治组织主要成员能力迫切需要提高。
二、破解乡村治理困局的路径选择
（一）充分活化乡村社会资源，激发治理内生动力
一方面，应充分挖掘乡土文化价值，重构现代农村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是一种软力量，对于凝聚人心、维持公共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农业文化有助于增加对社区的认同和凝聚力，我们要在乡村治理中挖掘并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农村社会治理的部分，注重从乡村文化实践中努力深挖乡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增强乡村文化自觉与自信，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农村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创新，将其运用到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变革应以村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增强村民主体性作用。通过创新群众参与机制、培育多样化村民组织等方式来明确治理改进的目标，凝聚村民意愿，促进公共利益的长足增长。
（二）创新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
首先，乡村治理体制创新必须走协同治理之路。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在规范指导和引导的基础上，积极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搭建平台，创造有利条件。注重基层组织结构创新，积极将乡村文化精英、经济精英、驻村企业等吸纳进基层组织结构之中，提高自治组织的利益协调能力。其次，鄉村治理体制创新必须注重城乡融合。打破制度藩篱，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化制度框架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因素，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必须不断破除制度壁垒，为城乡各种治理要素的相互融合和自由发展清除障碍。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三社”（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虚拟社区）融合治理，逐渐缩小城乡社会治理的二元分化差距。
（三）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
首先，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强化法治权威，提高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乡镇政府要依法积极承担起监督和指导的权责，在面对乡村基层组织难以消化的治理问题时，乡镇政府要做好角色弥补，依法、公正地处理矛盾纠纷，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强有力的后盾。不断完善乡村法治建设，增强法律的权威。其次，加强村委成员队伍建设，重塑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着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领导能力，进一步推动村党组织成员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积极吸引有威望、有能力、群众信任的优秀乡村精英入党，激发党组织活力，同时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可以通过教育培训、跨支部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党组织成员的能力素质。鼓励和支持返乡大学生、经济能人、退休干部等参与乡村治理，强化人才储备，培养新乡贤。
（四）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提高乡村治理价值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明确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改进的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持续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加强农村组织建设，包括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它各种村民自组织，创新村民自治形式，充分保障人民参与“四个民主”的权利。二是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完善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相关法律规范，用法律规范各主体行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维护广大村民的合法权益。三是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价值，利用村规民约、德孝文化等乡村社会内生资源，推动和提高村民自我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是要解决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补齐农村各方面的短板，社会治理的短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三农”价值的再发现，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再次回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位置，这不仅是对乡村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也是对乡村治理社会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认可。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提高乡村治理价值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张晓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抓手[J].人民论坛，2017（33）：72-74.
[2]贺雪峰.乡村治理现代化：村庄与体制[J].求索，2017（10）：4-10.
[3]朱启臻.村落价值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探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3）：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