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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陈明灿拎着菜刀和扳手推开银行玻璃门，是在一个周二的早上。那时，他的儿子小宪扬在医院里已经昏迷了35天。
“抢劫！”陈明灿直愣愣地走到银行柜台前，喊了一声。
保安走了过来，问他要干什么。“我抢劫呀。”他重复了一遍。还没说几句话，这个手里挥舞着菜刀的劫匪自己倒先哭起来。
银行的监控录像中，他弓着背靠在墙上，头发乱蓬蓬的，握着菜刀的右手背抹了下眼泪，带着哭腔说：“我急用钱，我要钱呀，我马上要！”
他想带儿子去更大的医院治病，他需要钱
今年5月的一个下午，小宪扬吃樱桃时卡住气管，窒息导致脑瘫，一直陷入昏迷。6月11日，奶奶照旧在医院照顾孙子，爷爷去工地上轧钢筋。没人注意这个年轻的爸爸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陈明灿从家里拿了把菜刀，又带上工地的扳手。他把工具放在车座底下，骑上电动车，沿着大路寻找目标。
10点左右，他把车停在路边一家有绿色标志的商业银行门口。
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陈明灿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银行，也没想好要抢多少钱。他看见“电视里面的人都拿着这些”，就用菜刀和扳手给自己壮胆，没想伤害任何人。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做康复治疗需要钱，没有钱医院就待不下去，待不下去氧气就得拔掉，小孩就没有了。”在看守所接受媒体采访时，陈明灿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抬起头重重地朝天花板呼了一口气，戴着手铐的两只手举起来，用手腕揉了揉眼睛。
陈明灿的儿子不到两岁，邻居们都喜欢叫他“大眼睛男孩”。这个爱吃甜食的小家伙，常常跟着电视和手机里的音乐跳舞，他很粘陈明灿，喜欢让爸爸抱在怀里，父母上班时，他还追出门摇着小手，嘴里喊着“拜拜”。
这个来自贵州的打工家庭并不富裕，作为家中唯一的孙子，小宪扬受到格外的宠爱。那天，奶奶罗友萍从菜市场买了半斤樱桃给家里的三个孩子吃。当她转过头时，小宪扬已经倒在地上，瞪着两只大眼睛，手也僵了。
罗友萍喊着救命，打了辆车把孙子送进海宁当地医院。因为病情危重，又转院到嘉兴，最后在杭州的医院里，才从他的气管中取出一粒小小的樱桃核。窒息导致的脑部缺血缺氧，让小宪扬的颅内压升高，破坏了视神经，他的脑部出现积水，大脑明显萎缩，陷入昏迷。
在杭州住了10天院，花了近两万元的医药费，小宪扬还没醒过来。医生说，最好去高压氧舱做治疗，一个月的治疗费要5万元。
爷爷陈文才没有那么多钱。52岁的他一直在工地上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多元收入。孙子生病后，他的积蓄几乎花光了。21岁的陈明灿也没钱，他喜欢上网，不大爱干活，更不知道攒钱，吃饭还和父母在一起。而且，他与19岁的妻子没有领结婚证，小宪扬没有户口，享受不到任何保险。
小宪扬吞下的这颗樱桃瞬间压垮了这个家庭。他们也曾向一家媒体的记者求助，对方告诉他们：“这样的事太多，我们不报道。”
陈文才只能向亲戚朋友伸手，把孩子带回海宁当地的医院。“有没有钞票借我一点？一百两百块行不行？”他低声下气地说。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账，都记在一个卷了边儿的单线本上，他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做工还能还上。
一个月过去，借来的一万元很快花光了，小宪扬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他的两个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和胃管，黑黑瘦瘦的，“不成人样”。听说孩子没希望了，19岁的母亲偷偷跑了。
这让陈明灿觉得“心灰意冷”。
一天，医生把陈文才叫到办公室，对着小宪扬的脑部CT给他分析：“你们农村人来打工也不容易，他现在体温正常，大便正常，肺里也正常，但是醒过来的时间估计还要很长。你们还是出院，慢慢恢复吧。”
陈明灿知道后急了。一向话不多的他和母亲吵了起来，“如果要出院，这个小孩就是死掉了嘛！”
“你拿钞票来啊，不出院拿钱来啊，钱又没有，还说不要出院，医生都赶了几次了，你认为我有钱不看？！我只有一条命，你要就拿去！”罗友萍说。
陈明灿没再说话。他从医院离开，回到家后抱着被子哭了很久。他后来说，自己可能不太会当爸爸，可他想带儿子去更大的医院治病，他需要钱。
三天后的早上，他出现在银行的监控录像里。
即使在警察赶到后，陈明灿还是带着哭腔重复“我抢劫呀”、“我就是需要钱啊”
陈明灿坐在椅子上张望了一下，银行大厅里站着一个保安，一男一女在取钱，还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在等待。他打算等这几个人出来后再去抢。他站起来走到银行外面，抽了根烟，然后从车座底下拿出菜刀和扳手，再次走进银行。
“你干什么呀？”保安李明辉看见他，走了过去。
“我抢劫呀！”陈明灿用菜刀敲了敲柜台的玻璃。“我要砸了呀！我要砸了呀！”他挥着菜刀说。
40岁的李明辉第一次遇到抢银行这种事，他心里挺紧张，但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长得瘦弱，年纪又不大，似乎没有太大危险，便站在一旁劝说，试图拖延时间。
“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帮你啊。”
“你别骗我，你别骗我。”陈明灿焦躁地走了两步，然后带着哭腔说：“你帮不了我。我要钱用，我要钱，我就是要钱。”
“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里面是国家的钱，怎么好拿？”监控录像中的李明辉看上去很淡定，还提了提裤子。
“我就要国家的钱，我不要你们的钱。”
即使在警察赶到后，陈明灿还是带着哭腔重复“我抢劫呀”、“我就是需要钱啊”这两句话。被带走时，他把菜刀和扳手放在银行柜台外的座椅上。
不管是在银行行长还是法院法官的印象中，海宁至少有十多年没有发生过银行抢劫案了。这个有点特殊的劫匪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海宁市人民法院法官苏琴梅说，按照《刑法》相关规定，抢劫银行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陈明灿的主观动机是因为儿子生病缺钱，而且犯罪未遂，没有造成银行财产和人员的伤害，又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在量刑上减轻、从轻。 8月底，海宁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陈明灿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那时，他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小宪扬了，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嘉兴电视台的记者通过起诉书上的地址，找到陈明灿家的出租屋。
小宪扬躺在床上，他依然没有醒过来，但还活着。这让前去采访的记者很惊喜。
“让他坚持住，好好地活。”看到记者手机上的照片，陈明灿又哭了。
抢银行没有改变小宪扬的境遇。实际上，陈明灿被警察带走5天后，孩子就出院了，当时鼻子里还插着两根长长的管子。房东怕人死在自家屋里晦气，不让他们回来，陈文才只能带着老伴和孙子，搬进村里给临终老人准备的房子。
那间破败的出租屋潮湿、地气重，唯一的床铺底下垫着砖头。陈文才让孙子睡在床上，自己和老伴打地铺，夜里翻身时膝盖贴住冰冷的水泥地板，“疼得要死”。后来，他去工地上打了几天工，到城里买了张儿童床。
儿子抢银行，儿媳跑了，陈文才不好意思和邻居说自己家的事。孙子一直没醒过来，还要定期去医院换管子，他心里冒火，索性全拔掉，“你要死就死！”
没想到的是，小宪扬不仅没有死，居然还能吃东西了。“给他一点爽歪歪，还能喝哎！”陈文才回忆，“又过了一个礼拜，他奶奶给他八宝粥，他也喝得下去！从那时起我就买有甜味儿的给他吃。这两天他哭得厉害的时候，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娃哈哈来了’，他就不哭了。”说到这里，陈文才黝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点笑容。
陈明灿被宣判那一天，电视台记者在出租屋里找到陈文才，问他知不知道儿子判刑了。他蹲着，低头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句：“他是为了儿子，我也是为了儿子。”
得疑难杂症的小孩子很多，但并不都像这样受到关注
摄像机改变了小宪扬一家的命运。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记者联系上嘉兴一家民营医院。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被陈明灿“傻傻的父爱”打动了，她也承认，“得疑难杂症的小孩子很多，但并不都像这样受到关注”。
医院的专家很快赶到小宪扬的家中会诊，并把他接到医院治疗。如今，这个男孩睡在明亮的病房里，他的脖子能动了，大便时脸上会露出一丝顽皮的微笑，挠挠他的脚心，脚趾还能微微抖动。刚到医院时，他的脸色还是灰塌塌的，哭声很弱，手脚掰都掰不动，呼吸时胸口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儿科主任助理孙亚锋觉得很可惜，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孩子没有接受任何康复治疗，有点耽误了，不然状态可能会比现在好一些。
小宪扬不再是那个差点被放弃的生命了。在他的老家贵州、出生地海宁，人们都在为他募款。宁波的一个年轻人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到病房里塞了个信封给罗友萍就走了，他说自己也有儿子，比小宪扬大3岁；嘉兴的一位阿姨，坐了40分钟的公交车，拎着婴儿牛奶和儿童衣服来看他，还嘱咐罗友萍：“等他出院了，烧鱼汤给他吃，如果我离得近，天天烧给他吃。”
半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的善款已经超过了百万元。媒体记者一个个走进他的病房。一家公司的员工在他病床前合影，流泪。海宁当地的义工帮他找到了妈妈。妈妈在医院楼下，瞒着孩子的奶奶，偷偷抱了抱小宪扬，还在他身上塞了100元钱。
社区矫正机构去看守所探视了小宪扬的父亲。提到儿子，陈明灿还是忍不住哭泣。他请看守所的教导员向记者转达，没想到儿子的医药费这么快就有了着落，他很感激。可静下来想想，儿子有救了，但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自己却跟儿子分开了，他十分后悔。
与外界的热情相比，主治大夫孙亚锋显得很冷静。他说，小宪扬脑萎缩的情况很严重，恢复到正常人的希望非常微弱，很可能需要长期照顾。即使醒来，他的智力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只能一起努力试试看。”他说。
这一切，躺在床上的小宪扬都不知道。他看不见房间里摆着的三束鲜花，床头讲故事的塑料小兔子，床脚守卫他的毛绒棕熊。这个晚上，默默接受纷至沓来的关爱后，他噘了噘嘴，那是他饿了的信号。 （来源：《中国青年报》）
“抢劫！”陈明灿直愣愣地走到银行柜台前，喊了一声。
保安走了过来，问他要干什么。“我抢劫呀。”他重复了一遍。还没说几句话，这个手里挥舞着菜刀的劫匪自己倒先哭起来。
银行的监控录像中，他弓着背靠在墙上，头发乱蓬蓬的，握着菜刀的右手背抹了下眼泪，带着哭腔说：“我急用钱，我要钱呀，我马上要！”
他想带儿子去更大的医院治病，他需要钱
今年5月的一个下午，小宪扬吃樱桃时卡住气管，窒息导致脑瘫，一直陷入昏迷。6月11日，奶奶照旧在医院照顾孙子，爷爷去工地上轧钢筋。没人注意这个年轻的爸爸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陈明灿从家里拿了把菜刀，又带上工地的扳手。他把工具放在车座底下，骑上电动车，沿着大路寻找目标。
10点左右，他把车停在路边一家有绿色标志的商业银行门口。
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陈明灿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银行，也没想好要抢多少钱。他看见“电视里面的人都拿着这些”，就用菜刀和扳手给自己壮胆，没想伤害任何人。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做康复治疗需要钱，没有钱医院就待不下去，待不下去氧气就得拔掉，小孩就没有了。”在看守所接受媒体采访时，陈明灿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抬起头重重地朝天花板呼了一口气，戴着手铐的两只手举起来，用手腕揉了揉眼睛。
陈明灿的儿子不到两岁，邻居们都喜欢叫他“大眼睛男孩”。这个爱吃甜食的小家伙，常常跟着电视和手机里的音乐跳舞，他很粘陈明灿，喜欢让爸爸抱在怀里，父母上班时，他还追出门摇着小手，嘴里喊着“拜拜”。
这个来自贵州的打工家庭并不富裕，作为家中唯一的孙子，小宪扬受到格外的宠爱。那天，奶奶罗友萍从菜市场买了半斤樱桃给家里的三个孩子吃。当她转过头时，小宪扬已经倒在地上，瞪着两只大眼睛，手也僵了。
罗友萍喊着救命，打了辆车把孙子送进海宁当地医院。因为病情危重，又转院到嘉兴，最后在杭州的医院里，才从他的气管中取出一粒小小的樱桃核。窒息导致的脑部缺血缺氧，让小宪扬的颅内压升高，破坏了视神经，他的脑部出现积水，大脑明显萎缩，陷入昏迷。
在杭州住了10天院，花了近两万元的医药费，小宪扬还没醒过来。医生说，最好去高压氧舱做治疗，一个月的治疗费要5万元。
爷爷陈文才没有那么多钱。52岁的他一直在工地上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多元收入。孙子生病后，他的积蓄几乎花光了。21岁的陈明灿也没钱，他喜欢上网，不大爱干活，更不知道攒钱，吃饭还和父母在一起。而且，他与19岁的妻子没有领结婚证，小宪扬没有户口，享受不到任何保险。
小宪扬吞下的这颗樱桃瞬间压垮了这个家庭。他们也曾向一家媒体的记者求助，对方告诉他们：“这样的事太多，我们不报道。”
陈文才只能向亲戚朋友伸手，把孩子带回海宁当地的医院。“有没有钞票借我一点？一百两百块行不行？”他低声下气地说。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账，都记在一个卷了边儿的单线本上，他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做工还能还上。
一个月过去，借来的一万元很快花光了，小宪扬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他的两个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和胃管，黑黑瘦瘦的，“不成人样”。听说孩子没希望了，19岁的母亲偷偷跑了。
这让陈明灿觉得“心灰意冷”。
一天，医生把陈文才叫到办公室，对着小宪扬的脑部CT给他分析：“你们农村人来打工也不容易，他现在体温正常，大便正常，肺里也正常，但是醒过来的时间估计还要很长。你们还是出院，慢慢恢复吧。”
陈明灿知道后急了。一向话不多的他和母亲吵了起来，“如果要出院，这个小孩就是死掉了嘛！”
“你拿钞票来啊，不出院拿钱来啊，钱又没有，还说不要出院，医生都赶了几次了，你认为我有钱不看？！我只有一条命，你要就拿去！”罗友萍说。
陈明灿没再说话。他从医院离开，回到家后抱着被子哭了很久。他后来说，自己可能不太会当爸爸，可他想带儿子去更大的医院治病，他需要钱。
三天后的早上，他出现在银行的监控录像里。
即使在警察赶到后，陈明灿还是带着哭腔重复“我抢劫呀”、“我就是需要钱啊”
陈明灿坐在椅子上张望了一下，银行大厅里站着一个保安，一男一女在取钱，还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在等待。他打算等这几个人出来后再去抢。他站起来走到银行外面，抽了根烟，然后从车座底下拿出菜刀和扳手，再次走进银行。
“你干什么呀？”保安李明辉看见他，走了过去。
“我抢劫呀！”陈明灿用菜刀敲了敲柜台的玻璃。“我要砸了呀！我要砸了呀！”他挥着菜刀说。
40岁的李明辉第一次遇到抢银行这种事，他心里挺紧张，但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长得瘦弱，年纪又不大，似乎没有太大危险，便站在一旁劝说，试图拖延时间。
“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帮你啊。”
“你别骗我，你别骗我。”陈明灿焦躁地走了两步，然后带着哭腔说：“你帮不了我。我要钱用，我要钱，我就是要钱。”
“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里面是国家的钱，怎么好拿？”监控录像中的李明辉看上去很淡定，还提了提裤子。
“我就要国家的钱，我不要你们的钱。”
即使在警察赶到后，陈明灿还是带着哭腔重复“我抢劫呀”、“我就是需要钱啊”这两句话。被带走时，他把菜刀和扳手放在银行柜台外的座椅上。
不管是在银行行长还是法院法官的印象中，海宁至少有十多年没有发生过银行抢劫案了。这个有点特殊的劫匪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海宁市人民法院法官苏琴梅说，按照《刑法》相关规定，抢劫银行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陈明灿的主观动机是因为儿子生病缺钱，而且犯罪未遂，没有造成银行财产和人员的伤害，又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在量刑上减轻、从轻。 8月底，海宁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陈明灿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那时，他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小宪扬了，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嘉兴电视台的记者通过起诉书上的地址，找到陈明灿家的出租屋。
小宪扬躺在床上，他依然没有醒过来，但还活着。这让前去采访的记者很惊喜。
“让他坚持住，好好地活。”看到记者手机上的照片，陈明灿又哭了。
抢银行没有改变小宪扬的境遇。实际上，陈明灿被警察带走5天后，孩子就出院了，当时鼻子里还插着两根长长的管子。房东怕人死在自家屋里晦气，不让他们回来，陈文才只能带着老伴和孙子，搬进村里给临终老人准备的房子。
那间破败的出租屋潮湿、地气重，唯一的床铺底下垫着砖头。陈文才让孙子睡在床上，自己和老伴打地铺，夜里翻身时膝盖贴住冰冷的水泥地板，“疼得要死”。后来，他去工地上打了几天工，到城里买了张儿童床。
儿子抢银行，儿媳跑了，陈文才不好意思和邻居说自己家的事。孙子一直没醒过来，还要定期去医院换管子，他心里冒火，索性全拔掉，“你要死就死！”
没想到的是，小宪扬不仅没有死，居然还能吃东西了。“给他一点爽歪歪，还能喝哎！”陈文才回忆，“又过了一个礼拜，他奶奶给他八宝粥，他也喝得下去！从那时起我就买有甜味儿的给他吃。这两天他哭得厉害的时候，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娃哈哈来了’，他就不哭了。”说到这里，陈文才黝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点笑容。
陈明灿被宣判那一天，电视台记者在出租屋里找到陈文才，问他知不知道儿子判刑了。他蹲着，低头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句：“他是为了儿子，我也是为了儿子。”
得疑难杂症的小孩子很多，但并不都像这样受到关注
摄像机改变了小宪扬一家的命运。节目播出后，电视台的记者联系上嘉兴一家民营医院。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被陈明灿“傻傻的父爱”打动了，她也承认，“得疑难杂症的小孩子很多，但并不都像这样受到关注”。
医院的专家很快赶到小宪扬的家中会诊，并把他接到医院治疗。如今，这个男孩睡在明亮的病房里，他的脖子能动了，大便时脸上会露出一丝顽皮的微笑，挠挠他的脚心，脚趾还能微微抖动。刚到医院时，他的脸色还是灰塌塌的，哭声很弱，手脚掰都掰不动，呼吸时胸口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儿科主任助理孙亚锋觉得很可惜，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孩子没有接受任何康复治疗，有点耽误了，不然状态可能会比现在好一些。
小宪扬不再是那个差点被放弃的生命了。在他的老家贵州、出生地海宁，人们都在为他募款。宁波的一个年轻人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到病房里塞了个信封给罗友萍就走了，他说自己也有儿子，比小宪扬大3岁；嘉兴的一位阿姨，坐了40分钟的公交车，拎着婴儿牛奶和儿童衣服来看他，还嘱咐罗友萍：“等他出院了，烧鱼汤给他吃，如果我离得近，天天烧给他吃。”
半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的善款已经超过了百万元。媒体记者一个个走进他的病房。一家公司的员工在他病床前合影，流泪。海宁当地的义工帮他找到了妈妈。妈妈在医院楼下，瞒着孩子的奶奶，偷偷抱了抱小宪扬，还在他身上塞了100元钱。
社区矫正机构去看守所探视了小宪扬的父亲。提到儿子，陈明灿还是忍不住哭泣。他请看守所的教导员向记者转达，没想到儿子的医药费这么快就有了着落，他很感激。可静下来想想，儿子有救了，但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自己却跟儿子分开了，他十分后悔。
与外界的热情相比，主治大夫孙亚锋显得很冷静。他说，小宪扬脑萎缩的情况很严重，恢复到正常人的希望非常微弱，很可能需要长期照顾。即使醒来，他的智力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只能一起努力试试看。”他说。
这一切，躺在床上的小宪扬都不知道。他看不见房间里摆着的三束鲜花，床头讲故事的塑料小兔子，床脚守卫他的毛绒棕熊。这个晚上，默默接受纷至沓来的关爱后，他噘了噘嘴，那是他饿了的信号。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