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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农业用地而来的是一群群失地农民。他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生存和发展，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失地农民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正以他们特有的策略适应整个城市化的进程。本文就是以此视角整理出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以探寻城市化与失地农民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 失地农民 适应性策略
作者简介：周峰，安徽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1-224-02
在日趋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归类于城市生活之中。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城市之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以失地农民的视角看待城市化，这使得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城市化进程本身及其对于农民群体的影响。
一、关于城市化
（一）关于城市化的界定
自西方的工业革命兴起以来，城市化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就大多数观点认为，城市化进程，一般是指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农村规模不断缩小，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城市化使得工业化不断地完善，城市中的居民生活方式逐渐区别于传统的农耕社会的方式。传统的农耕文明向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逐渐地过渡，这就使得一部分群体不得不面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
（二）我国城市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到快车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大中城市不断地扩张，形成了几个大的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等）。与此同时，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在大城市等中心城市的发展中，一些城市病也日益凸显（比如交通堵塞、生活垃圾的处理、城市中的贫困住宅区等等），这些都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进行长远地规划和治理。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用地紧张必然造成市郊的大量农业用地被征占。农民以如此机械的方式进入到城市的生活中，不断地接受着社会以及心理上的冲击。这需要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去适应这一进程，并逐渐地在城市中落户生根。
二、失地农民及其生存状况
（一）失地农民的定义
关于失地农民的定义有很多，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业用地被征收之后，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失去土地的一个边缘群体，而这种群体就叫做“失地农民”。
（二）失地农民的状况
失地农民通过被征收土地的方式，纳入到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原先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要想在城市中适应，他们不得不用自身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报酬。就生活方式而言，失地农民也要慢慢地适应城市中的社会节奏。他们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一样，做着同样的劳动。但由于自己几乎是“一夜之间搬进城市的”，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应性问题便凸显了出来。原先的村落格局不断地被瓦解，失地农民以特有的生存方式去适应未来的城市生活，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策略适应剧烈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三、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策略
城市在不断的膨胀，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的失地过程，农民之所以称之为“农民”，土地的功用是必不可少的，在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中，有数以千万的失地农民经历着阵痛、困惑、迷茫、喜悦。社会结构的转型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一种生存或是发展的策略。诚然，村落的具体形态发生了变化，而其实质却仍然发挥着效力。失地农民的身份显然并不只是户籍本上的文字变化，农民天然地联系于土地，一年四季，辛苦劳作，为的是那丰收后之喜悦。城市化的巨大扩张力，吞噬着城市近郊的土地，村落也就是整体地植入于城市这一“魔体”之中。这一“异物”与“城市肌体”总是要磨合、融汇。我们在看待两种不同形态的事物之时，往往能作出比较，而两者是互为参照的。如此说来，站在城市化的角度考量村落，我们自然能发现一些内在的特质。
（一）经济策略
传统社会中，农民天然的宿命是守着那一亩三分之地，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一些村落在城市的扩张中被“圈”进来，“新圈地运动”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频频出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随之转变，土地是他们生活收益的主要来源，这一重要的资本要素会使得他们转变成为富有的个体，原先的土地是不会被市场化所染指的，既然农民“带着土地”进城的，好处也就少不了。原先，村里一幢幢奇特的小楼，“忽如一夜春风来”，土地的价值在空间中被累加，农民们可以坐享其成，仅凭着房屋的租金和村里的分红，他们照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产权分红，似乎是现代企业制度里所不可或缺的。作为单一个体的农民，在村落组织中成为集体受益者之一，可以分得一杯羹。由此可见，农民转化为“股东”，一个是非市场化中的土地劳作者；一个是市场化中的股权所有者，农民已经全然地失去了“乡土味”。他们在市场化中抵御风险，就得依靠村落共同体的力量。而村落共同体作为一个实体，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都会形成相对应的策略。土地作为集体的共有财富，最合理的规避风险手段是纳入村落组织的管理中，村落可通过形成类似于株式会社的组织形态进行管理，只要能保证财富的积累而不贬值，就是最有效的经济策略。
在面对市场的风险中，农民群体确实处于劣势。原先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是造就不出能够抵御此种风险能力之人的，单从个体而言，他们也有一些相对灵活的策略，正如地下经济所兴起的那样，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挑战历来如此。相对于政府（正式组织）而言，农民的个体行为，往往会趋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也会选择规避一些风险，尽可能的压低生存和发展成本，土地不会再成为耕地，他们的劳作在工商精神的激发下演变成“地下产业”的兴旺。而此种“灰色经济”的存在，正是积极的应对策略。诚然，这些地下产业会是成为社会控制中最头疼的环节，“黄、赌、毒”等一些社会离轨行为也有了滋生的温床，这也是转型社会所要面对的。当我们把失地农民看成单个的“游离子”时，他们的行为取向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理性，表面上是个体行为，实际上存在着村落共同体的内部支持。这说明，在村落共同体消亡和瓦解的过程中，其实质的系统仍然在有效的运转，只是有些法则改变了而已。
（二）组织策略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企业化的村落这一定义，使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市场化对村落的渗透。城中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无论从地缘角度还是村落形态，它完全地被现代性因素所侵入，村落是群居的形态之一，其内部的组织系统和制度是完善和严密的，共同体作为实体，是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更何况原本有着血缘关系的村落。村落共同体遭遇市场经济，其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由村落的精英人物“牵头”进行市场化运作，凭借着土地资本，村落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而精英人物也是要获得村落内部认可的，在市场化中，城中村即为企业，营利是它的最大目的，村落的组织策略必然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精英人物所具备的素养必须是充分掌握市场信息、懂得企业运作。可见，市场化侵入的过程，可能是村落企业化的过程。村落共同体原有的组织原则被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原则所替代，这正是村落所要继续下去的必然选择。
村落成员在选择本组织的精英人物之时，并不摒弃原有的规范，在共同体中，有资历的人物依然还是会受到尊重，只不过他们作为传统的代表，维持着村落共同体核心权力的运作，而对于一些规避风险等技术性的事物，村民们则会推选贤能之人处理。可见，村落共同体所承担的是浩大的市场风险，要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就得充分地挖掘和调节组织资源以适应外界的环境。集团性质的企业建立于原先村落共同体的形态之中，其内部的组织运作（通过市场法则）依然受到成员们的承认。
（三）亚文化策略
村落共同体可以说是传统文明的代表。以文化的角度来看，其内部在现代化的侵入中，会产生亚文化。工业文明孕育之初是脱胎于农耕文明的，这种文化继替现象也不足为奇。任何主文化都是由亚文化发展而来，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亚文化都可以发展成为主文化。城中村所形成的亚文化，不如看成是一种应对策略，这也是封闭形态（相对而言）的村落所内生的文化形态。食利阶层、地下经济，长期生活与此种环境的个体，早已对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熟知。当村落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村民们会及时地作出一种反应，这正是亚文化的一种映射。
作为原始村落的村民，是不希望自身资源受损的。比如外来的打工者，他们只是暂居于村落之中，与原始村民有着明显的身份界限。哪怕是他们从事同样的劳作，但土地资本的有无，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不同。当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项目上马时，这就意味着农民彻底地与土地分离。土地，终究成为不了他们的“聚宝盆”。政府与村落共同体的博弈，村民通过由亚文化而形成的一些策略进行着诉求。村落亚文化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迅速的集结资源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即便村落瓦解了，但亚文化透射在每个成员身上的影子还在，这种持久的团体动力也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凸显。亚文化是团体凝聚力和归属感的精神保证，所以，任何成员的行为便带有集体行动性，亚文化仍旧发挥着作用。
（四）社会策略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也需要一种社会性的支撑。而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是失地农民适应性的一种外部支撑。整体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这样的社会特质允许失地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通过各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去适应外部的社会变迁。
个体的失地农民，可能会通过原有的社会资本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一方面，他们失去土地后，不能够进行原先的土地劳作，但可以凭借土地资本进行房屋的租让；另一方面，一部分失地农民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从事服务业，使得劳动力资本最大化。这样一来，土地资本加上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可以构成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方式。而城市在不断膨胀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充斥到相关的产业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是整体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地农民在城市的发展中也有了一定的社会空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与失地农民共同构成着整体社会的运行，其他社会群体与失地农民群体的互动，大多是由于城市化扩张过程中所进行的（比如土地的征迁，外来人员的房屋租赁等）。整体的社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现状，往往吸引着大部分失地农民离开土地，而以单个或者群体的形式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来。社会对于失地农民的认同，同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地加深，这使得他们的生存和活动方式更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社会结构达到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大致可归为以上四种。在具体的行动选择中，它们是可以同时被使用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抑或社会的视角，在应对城市化的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选择是多样的。他们充分地依靠原有的系统支撑，去积极地适应城市化所带来的改变。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8．
[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美]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 失地农民 适应性策略
作者简介：周峰，安徽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1-224-02
在日趋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归类于城市生活之中。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城市之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以失地农民的视角看待城市化，这使得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城市化进程本身及其对于农民群体的影响。
一、关于城市化
（一）关于城市化的界定
自西方的工业革命兴起以来，城市化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就大多数观点认为，城市化进程，一般是指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农村规模不断缩小，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城市化使得工业化不断地完善，城市中的居民生活方式逐渐区别于传统的农耕社会的方式。传统的农耕文明向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逐渐地过渡，这就使得一部分群体不得不面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
（二）我国城市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到快车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大中城市不断地扩张，形成了几个大的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等）。与此同时，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在大城市等中心城市的发展中，一些城市病也日益凸显（比如交通堵塞、生活垃圾的处理、城市中的贫困住宅区等等），这些都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进行长远地规划和治理。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用地紧张必然造成市郊的大量农业用地被征占。农民以如此机械的方式进入到城市的生活中，不断地接受着社会以及心理上的冲击。这需要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去适应这一进程，并逐渐地在城市中落户生根。
二、失地农民及其生存状况
（一）失地农民的定义
关于失地农民的定义有很多，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业用地被征收之后，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失去土地的一个边缘群体，而这种群体就叫做“失地农民”。
（二）失地农民的状况
失地农民通过被征收土地的方式，纳入到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原先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要想在城市中适应，他们不得不用自身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报酬。就生活方式而言，失地农民也要慢慢地适应城市中的社会节奏。他们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一样，做着同样的劳动。但由于自己几乎是“一夜之间搬进城市的”，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应性问题便凸显了出来。原先的村落格局不断地被瓦解，失地农民以特有的生存方式去适应未来的城市生活，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策略适应剧烈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三、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策略
城市在不断的膨胀，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的失地过程，农民之所以称之为“农民”，土地的功用是必不可少的，在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中，有数以千万的失地农民经历着阵痛、困惑、迷茫、喜悦。社会结构的转型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一种生存或是发展的策略。诚然，村落的具体形态发生了变化，而其实质却仍然发挥着效力。失地农民的身份显然并不只是户籍本上的文字变化，农民天然地联系于土地，一年四季，辛苦劳作，为的是那丰收后之喜悦。城市化的巨大扩张力，吞噬着城市近郊的土地，村落也就是整体地植入于城市这一“魔体”之中。这一“异物”与“城市肌体”总是要磨合、融汇。我们在看待两种不同形态的事物之时，往往能作出比较，而两者是互为参照的。如此说来，站在城市化的角度考量村落，我们自然能发现一些内在的特质。
（一）经济策略
传统社会中，农民天然的宿命是守着那一亩三分之地，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一些村落在城市的扩张中被“圈”进来，“新圈地运动”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频频出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随之转变，土地是他们生活收益的主要来源，这一重要的资本要素会使得他们转变成为富有的个体，原先的土地是不会被市场化所染指的，既然农民“带着土地”进城的，好处也就少不了。原先，村里一幢幢奇特的小楼，“忽如一夜春风来”，土地的价值在空间中被累加，农民们可以坐享其成，仅凭着房屋的租金和村里的分红，他们照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产权分红，似乎是现代企业制度里所不可或缺的。作为单一个体的农民，在村落组织中成为集体受益者之一，可以分得一杯羹。由此可见，农民转化为“股东”，一个是非市场化中的土地劳作者；一个是市场化中的股权所有者，农民已经全然地失去了“乡土味”。他们在市场化中抵御风险，就得依靠村落共同体的力量。而村落共同体作为一个实体，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都会形成相对应的策略。土地作为集体的共有财富，最合理的规避风险手段是纳入村落组织的管理中，村落可通过形成类似于株式会社的组织形态进行管理，只要能保证财富的积累而不贬值，就是最有效的经济策略。
在面对市场的风险中，农民群体确实处于劣势。原先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是造就不出能够抵御此种风险能力之人的，单从个体而言，他们也有一些相对灵活的策略，正如地下经济所兴起的那样，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挑战历来如此。相对于政府（正式组织）而言，农民的个体行为，往往会趋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也会选择规避一些风险，尽可能的压低生存和发展成本，土地不会再成为耕地，他们的劳作在工商精神的激发下演变成“地下产业”的兴旺。而此种“灰色经济”的存在，正是积极的应对策略。诚然，这些地下产业会是成为社会控制中最头疼的环节，“黄、赌、毒”等一些社会离轨行为也有了滋生的温床，这也是转型社会所要面对的。当我们把失地农民看成单个的“游离子”时，他们的行为取向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理性，表面上是个体行为，实际上存在着村落共同体的内部支持。这说明，在村落共同体消亡和瓦解的过程中，其实质的系统仍然在有效的运转，只是有些法则改变了而已。
（二）组织策略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企业化的村落这一定义，使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市场化对村落的渗透。城中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无论从地缘角度还是村落形态，它完全地被现代性因素所侵入，村落是群居的形态之一，其内部的组织系统和制度是完善和严密的，共同体作为实体，是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更何况原本有着血缘关系的村落。村落共同体遭遇市场经济，其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由村落的精英人物“牵头”进行市场化运作，凭借着土地资本，村落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而精英人物也是要获得村落内部认可的，在市场化中，城中村即为企业，营利是它的最大目的，村落的组织策略必然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精英人物所具备的素养必须是充分掌握市场信息、懂得企业运作。可见，市场化侵入的过程，可能是村落企业化的过程。村落共同体原有的组织原则被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原则所替代，这正是村落所要继续下去的必然选择。
村落成员在选择本组织的精英人物之时，并不摒弃原有的规范，在共同体中，有资历的人物依然还是会受到尊重，只不过他们作为传统的代表，维持着村落共同体核心权力的运作，而对于一些规避风险等技术性的事物，村民们则会推选贤能之人处理。可见，村落共同体所承担的是浩大的市场风险，要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就得充分地挖掘和调节组织资源以适应外界的环境。集团性质的企业建立于原先村落共同体的形态之中，其内部的组织运作（通过市场法则）依然受到成员们的承认。
（三）亚文化策略
村落共同体可以说是传统文明的代表。以文化的角度来看，其内部在现代化的侵入中，会产生亚文化。工业文明孕育之初是脱胎于农耕文明的，这种文化继替现象也不足为奇。任何主文化都是由亚文化发展而来，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亚文化都可以发展成为主文化。城中村所形成的亚文化，不如看成是一种应对策略，这也是封闭形态（相对而言）的村落所内生的文化形态。食利阶层、地下经济，长期生活与此种环境的个体，早已对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熟知。当村落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村民们会及时地作出一种反应，这正是亚文化的一种映射。
作为原始村落的村民，是不希望自身资源受损的。比如外来的打工者，他们只是暂居于村落之中，与原始村民有着明显的身份界限。哪怕是他们从事同样的劳作，但土地资本的有无，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不同。当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项目上马时，这就意味着农民彻底地与土地分离。土地，终究成为不了他们的“聚宝盆”。政府与村落共同体的博弈，村民通过由亚文化而形成的一些策略进行着诉求。村落亚文化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迅速的集结资源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即便村落瓦解了，但亚文化透射在每个成员身上的影子还在，这种持久的团体动力也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凸显。亚文化是团体凝聚力和归属感的精神保证，所以，任何成员的行为便带有集体行动性，亚文化仍旧发挥着作用。
（四）社会策略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也需要一种社会性的支撑。而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是失地农民适应性的一种外部支撑。整体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这样的社会特质允许失地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通过各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去适应外部的社会变迁。
个体的失地农民，可能会通过原有的社会资本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一方面，他们失去土地后，不能够进行原先的土地劳作，但可以凭借土地资本进行房屋的租让；另一方面，一部分失地农民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从事服务业，使得劳动力资本最大化。这样一来，土地资本加上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可以构成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方式。而城市在不断膨胀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充斥到相关的产业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是整体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地农民在城市的发展中也有了一定的社会空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与失地农民共同构成着整体社会的运行，其他社会群体与失地农民群体的互动，大多是由于城市化扩张过程中所进行的（比如土地的征迁，外来人员的房屋租赁等）。整体的社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现状，往往吸引着大部分失地农民离开土地，而以单个或者群体的形式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来。社会对于失地农民的认同，同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地加深，这使得他们的生存和活动方式更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社会结构达到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地农民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大致可归为以上四种。在具体的行动选择中，它们是可以同时被使用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抑或社会的视角，在应对城市化的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选择是多样的。他们充分地依靠原有的系统支撑，去积极地适应城市化所带来的改变。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分析．北京：三联书店．2008．
[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美]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