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美术馆主办、深圳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基金支持的第七届深圳美术馆论坛近日圆满闭幕。此次深圳美术馆论坛的主题定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性”，邀请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担任学术主持，并在论坛召开的同时举办“流痕——中国当代艺术展”。论坛嘉宾分别来自艺术理论界、创作界、美术馆、艺术院校、艺术媒体等诸多领域，其主题发言或对艺术发展进行回顾与梳理，或对艺术实践和创作经历进行阐述与反思，都从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出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性”主题进行多维度论述，对“传统与当代”、“全球化与本土性”、“民族民间艺术的当代转换”、“本土性呈现与建构”等焦点论题进行了卓有价值的探讨。
　　第一，本土性诉求：问题与历史
　　关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讨论，从西学东渐至今一直未曾止歇。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三十年多来的发展，一直在寻找与建立自身完整的视觉文化体系，如今，艺术的精神性及其源自传统的思想方法，越来越成为更多文化和艺术精英的共识，并引发了越来越多从文化精神各方面深入对传统资源进行重估、评价和利用的讨论。
　　皮道坚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性”这个主题既是现实的，也是指向未来的。如何使众多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性诉求重新获得它的新的文化位置，是探索当代艺术本土性的根本动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间，至少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当代艺术基本上都是跟在西方的现当代艺术后面。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实验水墨的问题引起了批评界的争论，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当代转换，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现当代艺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人们自觉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现代性，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发生密切的关系。
　　通过对“本土性”的追问，实现传统艺术、民族民间艺术的当代转换，找到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发展起来的独立于西方的一种发展模式，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如“溪山清远”、“文脉”、“意派”、“水墨精神”、“原道”类似主题的展览层出不穷，可以看出学界对这一主题的普遍重视。但时至今日，有关传统与当代的讨论和探索仍然并不明晰，传统与当代之间既矛盾叉紧密关联，其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和经验的丰富性，也构成了本土性问题的复杂性，值得我们深思。如杨小彦就通过介绍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发展指出，本土性问题的焦点其实跟整个中国近代进程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外来的压力是无法建立的。并且我们对本土性问题的探讨也随着时代在发展和流变。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当中完全不能忽视的力量，中国声音成为非常重要的声音，本土性的问题也因而凸显出来。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回顾历史，重新审视艺术问题的发生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当代性和本土性问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应该做更深入的思考。
　　第二，本土性呈现：精神与材料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众多优秀华人艺术家致力于运用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民间艺术获得现当代转换，表达当下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开拓新的艺术探索。其中所牵涉的关于“本土性”的创作思维、媒介载体、表现技法、形式风格等是此次论坛探讨较为集中的话题。
　　樊枫的发言就以“呈现”为关键词展开，论述了如何让中国的文化精神、文化底蕴在当代艺术中呈现，才是最重要的本土性探索。白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通过介绍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指出，真正的本土性是和艺术形式、审美，还有我们对自我生存空间所遇到的种种困惑有所表达，是来源于精神深处真实情感的一种对应，哪怕这种情感里面是选择一个陌生的材料，它也必然带有东方本土的痕迹。他进一步指出材料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更多各种材料的感知，来提升我们越来越退化的触觉和敏感的能力。他认为中国传统其实很讲究材料，整个中国传统对待器形的空间观和道德观那种特殊的敬畏深深触动了他，而那种空间感其实与中国当代艺术息息相关。刘子建也肯定材料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实现本土和传统的现代转化，首先需要重新认识传统，落实到艺术家自己本身而言，就是要选择种材料做到极致，打破传统的一种习惯，在认识媒材前提下，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
　　“器”往往是“道”的载体，是作为“道”的呈现，而对“道”的追求则是“器”的精神内涵和最终目的。皮道坚从中国文化“道”与“器”的哲学辩证关系出发，以“冥想与叙事”、“造物与空间”、“书写与修为”、“城市和尘世”、“大同之师”五个方面对过去十年中中国大陆、港台和海外艺术家对于传统媒介的开发、再造进行了归纳、梳理，展示了艺术家对传统艺术语言的诠释，及其在内在思考及视觉创造上的转变，充分呈现了当代艺术家在探寻“本土性”的艺术实践中的个性化和丰富性。
　　刘永刚分享了自己以“观构”、“寻构”、“结构”、“重构”、“创构”这“五构”结合“造型”、“色彩”、“材料”等“五言”来进行艺术创作的独特经验。他在海外游学多年，从对于西方的古典油画的崇拜，到产生回归本土的冲动，回到中国后完全改变自己的艺术取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本土性研究的个案。本届论坛有意识地邀请一批具有长时间海外旅居经历的中国艺术家，一方面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本土性”问题可能更能切中关键，谈出新煮；另一方面，正如王鲁湘所说，他们是实践中国当代艺术“本土性”的优秀艺术家，这些个案的整理研究对于探讨中国当代艺术“本土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尤显重要。
　　第三，主体性建构：现实与展望
　　20世纪的现代化、都市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个潜在的逐渐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国当代艺术从它发生以来也直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困扰。刘子建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界提出“本土性”就是应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西方化，一直以来以西方模式为准则，很显然弱化了本土性的转型。潘鲁生对“八五思潮”到现在三十年时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模仿、抄袭，经历西方现当代艺术所有的过程，而在当下，无论是文人的精英表达，还是民间艺术的全新阐释，都应该迫切地在整个全球化语境中重新找到话语权。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当代艺术不应该只有欧美一种模式，而更应该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文脉，创作出表现当下感受的、有本土传统文化根源的当代艺术，进而有意识地开展我们的主体性建构，探索中国当代艺术独立于西方模式之外的自己的现代性。
　　唐斌认为，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性，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具备本体条件。当今中国已经被放置在世界文化的共识性的状态下，我们需要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挖掘和运用本土文化的资源，重新汲取中国传统艺术的思想观念和语言特征。我们应该在国际艺术更为广阔的视野上来寻求对话，彰显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利用美术馆策划展览，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形态，把握国际交流的机会，探索一些有效的观念和方法。他提倡当代艺术创造应该在全世界、全人类这样更加广阔的视野下，进一步挖掘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本土精华进行创作。
　　这种全世界、全人类的广阔视野也是多位学者共同重视的。于长江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本土性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厘清，他更偏向于认为，本土性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本土性，应当把中国当代此时此刻的一些属性也纳入其中，而不仅仅是传统。且本土性对应的应该是全球化的问题，既不是简单的中西对立的概念，也不是简单的把本土性等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而是已经有个不分地域、不分中西、全球化的当代艺术正在生成中，重要的是，在全球的当代艺术发展中，中国能有多少贡献。
　　陈向兵则更加重视在建构过程中艺术机制的完善，他通过介绍深圳本土艺术家的创作认为，无论是引进西方，还是本土传统的一种再创造，如何能够面对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产生一种落地感，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机制实现它，这是未来当代艺术在探讨本土性时需要重要考虑的。毛少莹从国家文化政策与管理为中心展开论述，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角度，也回应了陈向兵先生关于艺术机制的部分问题。
　　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华人艺术家已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元素源源不断地赋予新艺术形式：绘画、书法、漆器、陶瓷、装置、录像和动画等。本土性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愈发凸显。皮道坚在他发言的结尾特别指出，对传统媒介在当代艺术中的实践展开论述和反思，对当代艺术中的日常实践及思想史叙进行深入研究是重新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历史感、现实性及方法论，同时为未来的艺术实践及其论述建立了
　　个开放的新起点。当下，有关本土性的艺术探索在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无疑将是中国当代艺术最具活力和前景的一个方向，在这一方向上还将上演怎样的精彩，值得我们期待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