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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对象,揭示、比较“报纸”和“报馆”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从而认为:戈公振所定义的“报纸”,是直接来自专业化类型报纸的启发,他在突出报纸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同时,也使之脱离了历史语境,成为一个先定的标准物品,并以为报刊的历史,就是不断向这样的标准进化的过程。梁启超的“报馆”,归属于国家有机体,为之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在这种结构功能的框架中,报刊的历史成为办报者如何担负并完成“有益于国事”的职责的经过。故而要立足人类沟通层面重新理解“去塞求通”,并以媒介之“通”为视野,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着眼于媒—介的联结和转化,使报刊史成为报刊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相遇、碰撞、改变和构成的关系形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