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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墨思想是在早期齐鲁道德文化的滋养下产生的。儒墨思想同中有异，它们共同对齐鲁地区的道德文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表现在齐鲁道德文化中重“义”、“质”、“礼”、“让”、“信”、“中和”等道德要素。同时，儒墨思想也为齐鲁道德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应辩证看待。
【关键词】儒家；墨家；齐鲁；道德文化
齐鲁地区历史悠久，孕育出了早期的道德文化雏形，儒墨思想在其中形成并发展起来。儒、墨思想同中有异、互相批判继承，二者同时对齐鲁道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精神特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齐鲁道德文化探源
齐鲁地区历史悠久、文脉深厚，其前身属东夷文化区。东夷人农、渔、猎兼营，善战勇猛，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其中，东夷人最显著的特征是好“仁”。段玉裁《说文解字》有“夷俗仁”的说法。在古文字中，“夷”、“人”、“仁”三字相通，东夷首领也皆以仁德见称。其次，东夷人天性柔顺。《汉书·地理志》载：“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东夷人这种重智尚武、先天好仁和天性柔顺的人文特质是后来齐鲁道德文化形成的基础。
齐、鲁两国建立后，统治者分别对本国进行改造，使西周礼乐文化与东夷“好仁”的传统相结合，将夏文华中重视血缘的宗法制度移植到东夷文化中去，孕育出了独特的齐鲁道德文化。这种原初性的道德文化为儒墨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儒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对齐鲁道德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儒墨思想关系辩证
儒、墨二家都根植于齐鲁文化沃土，墨子上承孔子思想，并予以批判继承。儒、墨二家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域关系，二者表现出许多共同点。
首先，儒、墨二家都崇尚“仁义”。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 （《阳货》），强调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 （《卫灵公》）的牺牲精神。曾子也执着于仁义的追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 （《泰伯》）墨子继承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倡“兼爱”，认为“兼即仁矣、义矣”[2] （《兼爱上》）。
其次，儒、墨都尊先王、尚经典。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 （《中庸》），崇尚先王之道，重视经典的作用。孔子整理六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为保存传统经典做出了巨大贡献。墨家也强调“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2] （《节葬下》），体现了墨家同样对先王和经典十分重视。
再次，儒、墨都奉行“尚同忠君”思想，维护正统。孔子推崇大一统，“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季氏》）讲求严格的等级制度，维护大一统的需要。墨子作为下层民众的代表，主张“天下惟能一同天下之义”[2] （《尚同下》），强调尊君。儒、墨“尚同忠君”思想的产生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是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反映。
儒墨思想虽相互借鉴、影响，多有共同之处，但由于阶级立场、政治主张的不同，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仁爱”和“兼爱”的差异。儒家的“仁爱”更多的指不平等之爱，但同时又“推己及人”，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梁惠王上》）。墨子倡导“兼爱”，爱无差等，天下之人皆相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2] （《兼爱下》）的道德原则。
其次，“义”与“利”的对立。儒、墨虽都重视“义”，但在义利观上则有截然相反的主张。儒家强调“义”与“利”的对立，提倡“见利思义”。墨家则主张“义”、“利”的统一，提出“义，利也”[2] （《经说下》）的观点，把“利”看做“仁义”的本质。
再次，“文”与“质”的区别。儒家讲求文、质平衡的状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 （《雍也》）。墨家则表现出“重质轻文”的特征。《墨子·非儒》批判儒家礼乐文化：“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衰以漫亲。”墨家作为下层民众的代表，更加倡导朴素节俭的功利主义。
三、儒墨思想对齐鲁道德文化的影响
儒墨思想都根植于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沃土，由于身处相同的地域环境和社会背景及学术上的继承关系，二者有不少相同之处。然不同的阶级立场及政治主张又使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二者同中有异、对立统一，共同对齐鲁道德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儒墨思想对齐鲁道德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儒、墨崇尚“仁义”的影响下，齐鲁道德文化十分重视“义”。齐鲁地区尚“义”传统悠久，史载齐鲁之民“上礼义，重廉耻”[5]（《地理志》），“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6]（《地理志》）齐鲁道德文化中尚“义”的原则建立在儒家克己和墨家利他思想之上，推动了齐鲁地区侠义之风的盛行。
第二，齐鲁道德文化具有质朴、宽厚的风格。这首先是继承了东夷文化的质朴特性。其次，儒家虽讲求文、质平衡，但更多强调道德的质朴性，再加上墨家“重质轻文”的影响，使齐鲁道德文化特征更趋于质朴无华。
第三，齐鲁道德文化注重“礼让”。将“礼”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形成了尊而好礼的文化特色。在孔子看来，“礼让”是一种“至德”。这形成了齐鲁道德中尚礼、宽容、豁达的文化品格。在名利面前，齐鲁地区的人崇尚“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尚品格，以“礼让”来化解纠纷，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第四，齐鲁道德文化贵“和”尚“中”，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1]（《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4]（《公孙丑下》），因此齐鲁道德文化中特别讲究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此外，齐鲁地区尚“中庸”，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1]（《雍也》）又说：“过犹不及。”[1]（《先进》）齐鲁道德文化偏重对事物采取适中、恰当的态度，倾向内敛、谦和与不变。
第五，齐鲁道德文化重诚信。《中庸》曰：“诚者天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看做天道使然。齐鲁道德文化讲求一诺千金、一言九鼎，把诚信作为崇高美德，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平等与道德和谐。
第六，齐鲁道德文化具有恪守传统的保守性。在儒墨思想的影响下，齐鲁道德文化崇尚道义，往往使其为义所累，将恪守道义发展成道德评价的唯一准则。同时又受儒墨思想中尊先王、重经典的影响，齐鲁道德文化更趋于刻板、保守和一成不变。明代傅维鳞说：“余观齐俗敦厚阔达，其蔽也或失之舒而缓。”“鲁俗重信重礼，其蔽也或失之啬而固。”[7]（《职方典·山东风俗总论》）在今天看来，这是在儒墨思想影响下齐鲁道德文化中形成的具有消极意义的内容。
四、结语
齐鲁地区历史悠久，儒墨思想在继承、吸收东夷文化基础上产生，同时又对齐鲁道德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墨思想中的尚仁义、崇礼让、重中和、讲诚信、倡质朴等观念形成了齐鲁道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同时，儒墨思想中保守、落后的观点也对齐鲁道德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重义轻利的极端化，导致脱离现实，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过分讲“和”，易导致缺乏自我意识；过分强调安稳保守，易形成守旧落后、不思进取的行为作风等，儒墨思想对于齐鲁道德文化产生的这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需要我们辩证看待。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墨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魏徴.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M].上海：中华书局，1934.
【关键词】儒家；墨家；齐鲁；道德文化
齐鲁地区历史悠久，孕育出了早期的道德文化雏形，儒墨思想在其中形成并发展起来。儒、墨思想同中有异、互相批判继承，二者同时对齐鲁道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精神特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齐鲁道德文化探源
齐鲁地区历史悠久、文脉深厚，其前身属东夷文化区。东夷人农、渔、猎兼营，善战勇猛，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其中，东夷人最显著的特征是好“仁”。段玉裁《说文解字》有“夷俗仁”的说法。在古文字中，“夷”、“人”、“仁”三字相通，东夷首领也皆以仁德见称。其次，东夷人天性柔顺。《汉书·地理志》载：“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东夷人这种重智尚武、先天好仁和天性柔顺的人文特质是后来齐鲁道德文化形成的基础。
齐、鲁两国建立后，统治者分别对本国进行改造，使西周礼乐文化与东夷“好仁”的传统相结合，将夏文华中重视血缘的宗法制度移植到东夷文化中去，孕育出了独特的齐鲁道德文化。这种原初性的道德文化为儒墨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儒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对齐鲁道德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儒墨思想关系辩证
儒、墨二家都根植于齐鲁文化沃土，墨子上承孔子思想，并予以批判继承。儒、墨二家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域关系，二者表现出许多共同点。
首先，儒、墨二家都崇尚“仁义”。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 （《阳货》），强调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 （《卫灵公》）的牺牲精神。曾子也执着于仁义的追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 （《泰伯》）墨子继承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倡“兼爱”，认为“兼即仁矣、义矣”[2] （《兼爱上》）。
其次，儒、墨都尊先王、尚经典。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 （《中庸》），崇尚先王之道，重视经典的作用。孔子整理六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为保存传统经典做出了巨大贡献。墨家也强调“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2] （《节葬下》），体现了墨家同样对先王和经典十分重视。
再次，儒、墨都奉行“尚同忠君”思想，维护正统。孔子推崇大一统，“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季氏》）讲求严格的等级制度，维护大一统的需要。墨子作为下层民众的代表，主张“天下惟能一同天下之义”[2] （《尚同下》），强调尊君。儒、墨“尚同忠君”思想的产生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是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反映。
儒墨思想虽相互借鉴、影响，多有共同之处，但由于阶级立场、政治主张的不同，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仁爱”和“兼爱”的差异。儒家的“仁爱”更多的指不平等之爱，但同时又“推己及人”，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梁惠王上》）。墨子倡导“兼爱”，爱无差等，天下之人皆相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2] （《兼爱下》）的道德原则。
其次，“义”与“利”的对立。儒、墨虽都重视“义”，但在义利观上则有截然相反的主张。儒家强调“义”与“利”的对立，提倡“见利思义”。墨家则主张“义”、“利”的统一，提出“义，利也”[2] （《经说下》）的观点，把“利”看做“仁义”的本质。
再次，“文”与“质”的区别。儒家讲求文、质平衡的状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 （《雍也》）。墨家则表现出“重质轻文”的特征。《墨子·非儒》批判儒家礼乐文化：“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衰以漫亲。”墨家作为下层民众的代表，更加倡导朴素节俭的功利主义。
三、儒墨思想对齐鲁道德文化的影响
儒墨思想都根植于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沃土，由于身处相同的地域环境和社会背景及学术上的继承关系，二者有不少相同之处。然不同的阶级立场及政治主张又使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二者同中有异、对立统一，共同对齐鲁道德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儒墨思想对齐鲁道德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儒、墨崇尚“仁义”的影响下，齐鲁道德文化十分重视“义”。齐鲁地区尚“义”传统悠久，史载齐鲁之民“上礼义，重廉耻”[5]（《地理志》），“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6]（《地理志》）齐鲁道德文化中尚“义”的原则建立在儒家克己和墨家利他思想之上，推动了齐鲁地区侠义之风的盛行。
第二，齐鲁道德文化具有质朴、宽厚的风格。这首先是继承了东夷文化的质朴特性。其次，儒家虽讲求文、质平衡，但更多强调道德的质朴性，再加上墨家“重质轻文”的影响，使齐鲁道德文化特征更趋于质朴无华。
第三，齐鲁道德文化注重“礼让”。将“礼”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形成了尊而好礼的文化特色。在孔子看来，“礼让”是一种“至德”。这形成了齐鲁道德中尚礼、宽容、豁达的文化品格。在名利面前，齐鲁地区的人崇尚“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尚品格，以“礼让”来化解纠纷，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第四，齐鲁道德文化贵“和”尚“中”，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1]（《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4]（《公孙丑下》），因此齐鲁道德文化中特别讲究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此外，齐鲁地区尚“中庸”，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1]（《雍也》）又说：“过犹不及。”[1]（《先进》）齐鲁道德文化偏重对事物采取适中、恰当的态度，倾向内敛、谦和与不变。
第五，齐鲁道德文化重诚信。《中庸》曰：“诚者天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看做天道使然。齐鲁道德文化讲求一诺千金、一言九鼎，把诚信作为崇高美德，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平等与道德和谐。
第六，齐鲁道德文化具有恪守传统的保守性。在儒墨思想的影响下，齐鲁道德文化崇尚道义，往往使其为义所累，将恪守道义发展成道德评价的唯一准则。同时又受儒墨思想中尊先王、重经典的影响，齐鲁道德文化更趋于刻板、保守和一成不变。明代傅维鳞说：“余观齐俗敦厚阔达，其蔽也或失之舒而缓。”“鲁俗重信重礼，其蔽也或失之啬而固。”[7]（《职方典·山东风俗总论》）在今天看来，这是在儒墨思想影响下齐鲁道德文化中形成的具有消极意义的内容。
四、结语
齐鲁地区历史悠久，儒墨思想在继承、吸收东夷文化基础上产生，同时又对齐鲁道德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墨思想中的尚仁义、崇礼让、重中和、讲诚信、倡质朴等观念形成了齐鲁道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同时，儒墨思想中保守、落后的观点也对齐鲁道德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重义轻利的极端化，导致脱离现实，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过分讲“和”，易导致缺乏自我意识；过分强调安稳保守，易形成守旧落后、不思进取的行为作风等，儒墨思想对于齐鲁道德文化产生的这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需要我们辩证看待。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墨子[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魏徴.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M].上海：中华书局，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