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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月光如水，我锁在书房内，正襟危坐，关掉电话和手机，聚精会神地在电脑上看完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果然，我震撼……
这样的气氛显然不是恐怖片，
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这是一部情节并不复杂的影片，叙述手法也简洁而传统，说的是民主德国国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乐窃听剧作家德瑞曼的故事。影片中，没有枪战、没有杀戮，没有血腥的场面，没有惊骇的镜头。但它比很多战争片、武打片更能让人紧张、战栗。
影片一开始是秘密警察魏斯乐审讯在押犯，没有惯见的严刑拷打，没有凄厉的大哭喊叫。审讯者魏斯乐的语气也出奇地平静，不像是在对犯人审讯，而像是在对熟人问讯。魏斯乐在剧作家德瑞曼家安装窃听器时，被对面的邻家妇女窥见。魏斯乐对她说:“麦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点，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语气也绝不像恫吓，像是在给这个妇女发个平常的通知。以后在多次出现的魏斯乐监听的场面中，他总是面无表情地戴着一副耳机窃听，或注视着录像屏幕，那感觉就如同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还有一个场面也耐人寻味，在国安部大楼的餐厅里，头目格鲁比茨听到另一部门的青年在说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笑话，这绝对是大逆不道之事。这个青年发觉后非常紧张，但格鲁比茨非但没有制止，反而鼓励他说完，并且大笑，以至这个青年也只得跟着笑起来。这样的气氛显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所有国安部的官员，包括那个文化部长，都不是恶狠狠的、气汹汹的，都不是以狰狞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在剧院首演之后的酒会上，文化部长“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甚至可以一边和剧作家德瑞曼说话，一边偷偷摸他妻子的屁股，显得极为从容。魏斯乐在课堂上就曾对他的特工学生们说:“你们做审讯工作是在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罪犯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我们的正义。”因此，他们无须对“主义”的敌人发威，无须声色俱厉，无须暴跳如雷;他们知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就足以令人丧胆;只要说出“斯塔西”这个名称，就立即让人毛骨悚然。他们根本无须表面的恐惧，因为恐惧早已无处不在，深入人心。这个恐惧印刻在在押犯的脸上，埋藏在麦尼克太太的心窝，植根于说政治笑话的青年的神经末梢中，注满在剧作家的妻子克里斯塔·玛丽雅·西兰的全身血液里……
该片的德文广告上有这么一句:“在一个极权体制里绝无任何私密。”民主德国便是铁证，它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特工机构，有12万谍报人员、1000多名电话窃听人员和 2000多名邮件检查员。更为恐惧的是还有庞大的17.5万线民，因此除了特工外，被监控者很可能是监控他人的线民，监控者也往往会被另一个线民所监控。因为到处都是线民，致使当时仅有1800万人口的民主德国，竟有1/3的人即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监控密档！监控者在暗处，被监控者在明处，被监控者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监控他们，除了暗藏的特工之外，或许是他们的妻子（丈夫），或许是他们的朋友和同事。监控在民主德国不但是人们的政治生活，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潜在的但又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监控网中生活，怎不恐惧！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私密、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谁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人窒息，让人瓦解，让人精神崩溃，让人彻底绝望。
在德国上个世纪的历史上，希特勒的集中营制造了人类最残酷的恐惧，民主德国“斯塔西”制造了人类最深刻的恐惧。
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后的第五年，当时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汉堡演出我的《东京的月亮》，我作为该剧的编剧随演出团来到汉堡，并去了柏林。我在勃兰登堡门、在柏林墙的原址盘桓甚久。柏林墙高3.5米，长约100多公里，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百姓的墙。它把自由挡在外面，它把人民囚禁在里面。它建立于1961年，在1989年终于被愤怒的群众捣毁。但这28年以来，有7.5万多民主德国的百姓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監禁，有800多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在出售纪念品的地摊上，我买到柏林墙的几张图片，还买到一块柏林墙墙体的碎片，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水泥块，正面还有当时红漆涂写的标语笔痕，像是血迹，像是逃亡者的血迹。
逃亡者在他们企图翻越柏林墙时，这座高大的、坚固的、绵长的、冰冷的墙体已经在他们的心中倒塌，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们已不再顺服，不再恐惧，并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严，以自己的生命来对抗它，来摧毁它，不论成功与失败。《窃听风暴》中的德瑞曼本来是个体制内的剧作家，他爱国，但从不反党，他是柏林墙内的顺民;当他拍案而起，开始撰写民主德国艺术家自杀的文章，并秘密送往联邦德国发表时，这堵墙内的剧作家在精神上已经越过了柏林墙，他同样不再顺服、不再恐惧，同样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严、以自己的生命来对抗它、来摧毁它了。这堵墙在他心中倒塌了，已经成为碎片了。当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开始摇晃的那一刹那，那最初的一击，就是来自28年以来所有逃亡者们和所有德瑞曼们的合力，那是第一推动力！
德瑞曼本来不是这个体制的敌人，但这个体制硬是将他当做必须监听的“假想敌”，而后他妻子的被迫被奸和他朋友的绝望自杀，终于使他领略了体制的非正义和恐惧，使得他这个“假想敌”变为“真正敌”。恐惧使人软弱，也会使人坚强;恐惧使人投降，也会使人战斗。极权体制不停地在制造恐惧，也就不停地制造着“假想敌”，最终的结果是不停地在制造这个体制的反对者和掘墓人。
《窃听风暴》让观众再次深刻地感受到免于恐惧这一自由的重要，但是，当还没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切不可期望恩赐，那是与虎谋皮;只能像德瑞曼一样，面对恐惧而不恐惧。极权统治者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心怀恐惧，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权力;如果人们都蔑视恐惧，都抛弃恐惧，都战胜恐惧，那统治者的目的就一败涂地，该恐惧的转变为统治者自己。德瑞曼的了不起，正是以自己无畏战胜了统治者施加给他的恐惧，于是他勇敢地越过了“柏林墙”，获取了自由的权利！
所幸的是“1984年”早已成为过去。
这样的气氛显然不是恐怖片，
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这是一部情节并不复杂的影片，叙述手法也简洁而传统，说的是民主德国国安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乐窃听剧作家德瑞曼的故事。影片中，没有枪战、没有杀戮，没有血腥的场面，没有惊骇的镜头。但它比很多战争片、武打片更能让人紧张、战栗。
影片一开始是秘密警察魏斯乐审讯在押犯，没有惯见的严刑拷打，没有凄厉的大哭喊叫。审讯者魏斯乐的语气也出奇地平静，不像是在对犯人审讯，而像是在对熟人问讯。魏斯乐在剧作家德瑞曼家安装窃听器时，被对面的邻家妇女窥见。魏斯乐对她说:“麦尼克太太，如果你向任何人透露半点，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语气也绝不像恫吓，像是在给这个妇女发个平常的通知。以后在多次出现的魏斯乐监听的场面中，他总是面无表情地戴着一副耳机窃听，或注视着录像屏幕，那感觉就如同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还有一个场面也耐人寻味，在国安部大楼的餐厅里，头目格鲁比茨听到另一部门的青年在说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笑话，这绝对是大逆不道之事。这个青年发觉后非常紧张，但格鲁比茨非但没有制止，反而鼓励他说完，并且大笑，以至这个青年也只得跟着笑起来。这样的气氛显然不是恐怖片，但比任何恐怖片还恐怖。
所有国安部的官员，包括那个文化部长，都不是恶狠狠的、气汹汹的，都不是以狰狞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在剧院首演之后的酒会上，文化部长“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甚至可以一边和剧作家德瑞曼说话，一边偷偷摸他妻子的屁股，显得极为从容。魏斯乐在课堂上就曾对他的特工学生们说:“你们做审讯工作是在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罪犯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我们的正义。”因此，他们无须对“主义”的敌人发威，无须声色俱厉，无须暴跳如雷;他们知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就足以令人丧胆;只要说出“斯塔西”这个名称，就立即让人毛骨悚然。他们根本无须表面的恐惧，因为恐惧早已无处不在，深入人心。这个恐惧印刻在在押犯的脸上，埋藏在麦尼克太太的心窝，植根于说政治笑话的青年的神经末梢中，注满在剧作家的妻子克里斯塔·玛丽雅·西兰的全身血液里……
该片的德文广告上有这么一句:“在一个极权体制里绝无任何私密。”民主德国便是铁证，它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特工机构，有12万谍报人员、1000多名电话窃听人员和 2000多名邮件检查员。更为恐惧的是还有庞大的17.5万线民，因此除了特工外，被监控者很可能是监控他人的线民，监控者也往往会被另一个线民所监控。因为到处都是线民，致使当时仅有1800万人口的民主德国，竟有1/3的人即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监控密档！监控者在暗处，被监控者在明处，被监控者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监控他们，除了暗藏的特工之外，或许是他们的妻子（丈夫），或许是他们的朋友和同事。监控在民主德国不但是人们的政治生活，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潜在的但又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人们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监控网中生活，怎不恐惧！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私密、自由，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谁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恐惧。这种恐惧让人窒息，让人瓦解，让人精神崩溃，让人彻底绝望。
在德国上个世纪的历史上，希特勒的集中营制造了人类最残酷的恐惧，民主德国“斯塔西”制造了人类最深刻的恐惧。
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后的第五年，当时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汉堡演出我的《东京的月亮》，我作为该剧的编剧随演出团来到汉堡，并去了柏林。我在勃兰登堡门、在柏林墙的原址盘桓甚久。柏林墙高3.5米，长约100多公里，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百姓的墙。它把自由挡在外面，它把人民囚禁在里面。它建立于1961年，在1989年终于被愤怒的群众捣毁。但这28年以来，有7.5万多民主德国的百姓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監禁，有800多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在出售纪念品的地摊上，我买到柏林墙的几张图片，还买到一块柏林墙墙体的碎片，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水泥块，正面还有当时红漆涂写的标语笔痕，像是血迹，像是逃亡者的血迹。
逃亡者在他们企图翻越柏林墙时，这座高大的、坚固的、绵长的、冰冷的墙体已经在他们的心中倒塌，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们已不再顺服，不再恐惧，并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严，以自己的生命来对抗它，来摧毁它，不论成功与失败。《窃听风暴》中的德瑞曼本来是个体制内的剧作家，他爱国，但从不反党，他是柏林墙内的顺民;当他拍案而起，开始撰写民主德国艺术家自杀的文章，并秘密送往联邦德国发表时，这堵墙内的剧作家在精神上已经越过了柏林墙，他同样不再顺服、不再恐惧，同样以自己的勇敢、以自己的尊严、以自己的生命来对抗它、来摧毁它了。这堵墙在他心中倒塌了，已经成为碎片了。当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开始摇晃的那一刹那，那最初的一击，就是来自28年以来所有逃亡者们和所有德瑞曼们的合力，那是第一推动力！
德瑞曼本来不是这个体制的敌人，但这个体制硬是将他当做必须监听的“假想敌”，而后他妻子的被迫被奸和他朋友的绝望自杀，终于使他领略了体制的非正义和恐惧，使得他这个“假想敌”变为“真正敌”。恐惧使人软弱，也会使人坚强;恐惧使人投降，也会使人战斗。极权体制不停地在制造恐惧，也就不停地制造着“假想敌”，最终的结果是不停地在制造这个体制的反对者和掘墓人。
《窃听风暴》让观众再次深刻地感受到免于恐惧这一自由的重要，但是，当还没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切不可期望恩赐，那是与虎谋皮;只能像德瑞曼一样，面对恐惧而不恐惧。极权统治者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心怀恐惧，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权力;如果人们都蔑视恐惧，都抛弃恐惧，都战胜恐惧，那统治者的目的就一败涂地，该恐惧的转变为统治者自己。德瑞曼的了不起，正是以自己无畏战胜了统治者施加给他的恐惧，于是他勇敢地越过了“柏林墙”，获取了自由的权利！
所幸的是“1984年”早已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