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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业的重要发展趋势。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背景下，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对区域金融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省联社为研究对象，在揭示省联社数字化转型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梳理比较了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模式，进而剖析了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在传统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金融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金融业。据毕马威的统计，从国际上来看，金融科技行業呈现北美洲和亚洲引领的态势，其中美国和中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在2019年的全球FinTech公司排行榜前十名中，有三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入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通过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强化金融科技合理应用等举措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二）银行数字化已成趋势。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发力金融科技，助推数字化转型。首先，制定发展战略。例如，2018年，中行提出数字化发展之路将围绕“1234-28”展开，即以“数字化”为主轴，搭建企业级业务与技术两大架构，打造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平台三大技术平台，聚焦业务创新发展、业务科技融合、技术能力建设、科技体制机制转型四大领域，重点推进28项战略工程。其次，加大科技投入。据统计，2019年建行在金融科技投入为176.33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5%；工行金融科技投入为163.74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2%；农行信息科技资金投入为127.9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16%；中行信息科技投入为116.54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12%。再次，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工行金融科技人员达3.48万人，占全行员工的7.8%；建行科技类人员为10178人，人员占比为2.75%；平安银行科技人员超过7500人；光大银行科技人员达1542人。最后，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自2015年12月兴业银行成立兴业数字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起，已有13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三）农信机构竞争压力增大。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的双重夹击下，农信机构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一方面，大银行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加大科技投入、组建金融科技子公司等方式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竞争力，而自身实力较弱的农信机构往往因为资金实力不足、人才缺乏等原因无法大力投入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严重滞后；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同质化现象严重，同业竞争不断加剧，农信机构正面临着客户流失、盈利下滑的巨大挑战。2018年3月，国务院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服务能力提升，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
（一）有利于深化省联社改革。近年来，省联社因对辖内农信机构的行政干预而备受诟病，农信机构的盈利能力也因此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推进省联社改革势在必行，加快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将极大地助推省联社的改革进程。一方面，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瞄准了当前农信机构发展的短板，更能为农信机构所认同和接受，有助于省联社更好地协调与农信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化省联社改革；另一方面，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省联社重新审视自身优劣势，落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更好地发挥其服务职能。省联社作为一个非市场导向的管理部门，不在业务的第一线。因此，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省联社应更好地突出服务职能，突出服务职能有利于省联社进一步厘清自己的功能定位，这无疑是深化省联社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有利于支持农信机构发展。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将极大地促进辖内农信机构的发展。首先，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实力代表着全省农信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省联社通过其服务平台的身份汇集了各方资源；而且，除了少数实力较强的农商银行外，大部分农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都需要依托省联社的科技大平台。其次，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化人才的流动和引进，进而推动农信机构的发展。最后，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更好地审视自身优劣势，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型方式和业务创新，进而推动辖内农信机构的发展。
（三）有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信机构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无疑将极大地提高农信机构的效率和服务质量，从而推动农信机构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市场的开拓、技术的升级以及经营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将极大地提升辖内农信机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农信机构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中的金融需求。
（一）广东省联社的“外部合作”模式。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强监管的大势下，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广东省农信机构的发展面临着产品种类和创新不足、风控能力弱等困境。在这种背景下，2016年广东省联社启动了IT规划建设，制定了包括应用架构、数据架构、基础架构、安全架构和IT治理五个方面的发展规划，提出IT建设向特色化转型，明确了数字化转型的路线。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广东省联社先后与华为、京东金融、阿里云、中国工商银行、中兴通讯等机构开展合作，从金融科技的创新、数字化平台建设、风险管理以及系统建设方面发展数字化转型，由此逐步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合作”模式。
广东省联社通过这种外部合作模式推进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满足数字化业务的需求，还可以弥补自身科技实力不足的短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外部合作模式仍有不少风险值得关注。因此，在合作中应通过必要的合同条款和制度建设，预防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 （二）安徽省联社的“自主研发”模式。安徽省联社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坚持自主研发系统，推动辖内农信机构为“三农”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2014年，安徽省联社开发了安徽农金手机银行App，客户随时随地都可以办理业务。2019年，在安徽省联社的指导下，安徽农金已经完成了移动金融渠道、平台和场景应用的建设，形成了独具安徽农金特色的移动金融新业态。此外，安徽省联社还打造了“金农云数”普惠金融大数据平台，为小额信贷、网格化管理、整村授信等应用场景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安徽省联社坚持自主研发，通过引进数字化人才、学习先进经验、采购先进数据系统等方式改善自主创新能力，在實践中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然而，由于省联社的体制约束、人才短缺、观念落后等原因，自主研发的系统和产品往往水平不高，这些系统和产品很可能会成为省联社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水平的障碍。因此，对于省联社而言，推进数字化势在必行，但选择自主研发模式仍需要格外谨慎。
（三）浙江省联社的“自主研发为主、外部合作为辅”模式。2018年7月，浙江省联社自主研发并成功上线了普惠金融线上平台“浙里贷”，利用大数据技术，依托公积金、税务、工商、人行征信等政府公共数据以及浙江农信连续10年“走千家访万户”积累的客户数据，推出的一款纯线上贷款产品。与此同时，2018年9月6日，浙江省联社与腾讯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在风险防控、客户管理、数字营销等领域，进一步强化风险预警能力，提升风险决策准确性；2019年浙江省联社与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合作，围绕大数据业务及5G通讯技术创新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2020年5月28日，浙江省联社与华为达成合作，在5G通讯技术、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领域开展合作。
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外部合作方”可以有效地弥补省联社在技术、人才方面的短板，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公司的优势，为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实现合作共赢。但是，双方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要把握好，如果金融科技公司在省联社数字化转型中参与较多，从长期看无疑会弱化省联社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省联社改革尚未完成。在省联社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省联社改革已经正式启动，省联社改革的进程势必对其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省联社与农信机构的关系需要理顺。长期以来，省联社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关系，需要通过新一轮省联社改革进一步明确其管理权限。其次，省联社改革需要关注风险问题。省联社的业务决策很难满足农信机构的需求发展，风险承担和处置责任不对等，对于辖内经营主体出现风险时并没有实际的处置能力，因此省联社在应对风险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最后，省联社改革进程有待推进。按照中央精神看，这一轮省联社的改革模式将是多样化的，各省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选择改革模式，这一进程依然充满挑战。
（二）农信机构发展差异大。受地区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各家农信机构在经营水平、治理结构、风控能力、盈利状况、资本实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发展上的差异是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加大了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难度，面临着兼顾共性与个性的挑战。首先，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金融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农信机构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2019年净利润最高的十家农商行中，广东地区的农商行占据半壁江山，这得益于广东农信系统广泛的渠道分布、深厚的客户基础和丰富的地方信息优势，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这些优势正随着金融科技公司的侵入、大型银行业务的下沉而逐步丧失。其次，一些农商行利用地缘优势与金融科技公司的科技优势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竞争力。但是，更多的农商行由于认知、资金、人才等原因在金融科技方面发展缓慢，制约了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最后，农信机构所在的区域也会影响其发展水平。
（三）数字化转型风险突出。数字化转型给省联社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有研究指出，与传统风险相比，数字风险呈现出三大特点：其一，数字风险广泛存在，不仅存在于新的技术、新的系统中，还会存在于新技术、新系统应用的过程中。其二，数字风险更加复杂，应对更有难度，风险管理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其三，数字风险系统性更加突出，一旦某个局部出现问题更容易传播到其他领域形成全面的风险。由于数字化本身高度依赖于各类平台和系统，因此，一旦平台和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不足将使平台和系统中的数据面临着各种脆弱和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巨大的数字化风险。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大多处在起步阶段，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数字风险无疑将是贯穿始终的重大挑战。
（四）数字化人才缺口较大。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机构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不足，需要巨大的人力储备和人才支撑才能有效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首先，科技人才的缺乏往往是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9年10月发布的《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调查研究报告》，73%的样本银行认为创新技术人才不足是推进数字化转型中最普遍的挑战，尤其以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其次，作为具有强烈行政管理色彩的机构，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面临更加严峻的人才缺口。一个侧面的例证是，在2020年的省联社招聘中，全国大部分省联社都表现出了对数字化转型所需专门人才的重视。最后，省联社囿于待遇、发展空间等原因难以吸引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一）积极推进省联社改革，因地制宜选择改革模式。一方面，应积极推进省联社改革，理顺体制关系，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淡化省联社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突出专业化服务功能”的改革方向，不少省份已经上报了省联社改革方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省联社改革方案多侧重理顺省联社与辖内农信机构的关系从而构建全新的治理体系，对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几乎没有考虑，因为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同样是一场涉及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如果能在新一轮省联社改革方案中予以同时考虑，将为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创造先机；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改革原则，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地经济发展的实情，为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区别于上一轮农信系统改革在几乎所有省份建立省联社的“一刀切”改革方式，这一轮改革中中央明确提出“省联社改革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这使得各省可能设计出更加适合本地实情的方案，从而为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省联社改革方案的过程中，省联社自身往往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而辖内农信机构的声音和利益往往被漠视了，这显然不利于构建激励兼容的治理框架和改革方案，也浪费了因地制宜改革原则所蕴含的巨大政策红利，成为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潜在障碍。 （二）充分调研农信机构需求，发挥省联社比较优势。一方面，省联社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着力增强差异化服务意识，避免“一刀切”。面对省内发展差异较大的农信机构，省联社推动数字化转型面临着“众口难调”的困境，因此必须对辖内农信机构做充分的调研，强化服务意识，构建差异化服务体系。例如，在出台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文件前，省联社应积极调研农信机构的需求，准确把握农信机构的痛点及其差异性，努力提供“差异化”“专业性”的服务；在搭建省农信系统的数字化技术平台时，需要充分考虑辖内农信机构的差异化特征，既要让新技术平台具有技术上的领先性，也要让新技术平台具有足够的兼容性，兼容信息化水平存在差异的不同农信机构接入和使用；另一方面，省联社可以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推动数字化转型，寻找最大公约数突破“众口难调”的困境。省联社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包括：省联社长期为农信机构提供公共金融服务，拥有丰富的管理、服务、运营经验；省联社具备整合各类资源的优势，是其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省联社已搭建了相对完善的服务平台，包括电子银行等业务平台和人才、技能培训的服务平台。省联社应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整合资源，兼容辖内农信机构的差异化需求，将大大降低省联社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摩擦成本，有利于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三）深入研判数字化转型风险，提升数字风险防控水平。一方面，省联社应为数字化转型制定规划，深入研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潜在的风险。首先，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自我革新过程，省联社应将数字化转型上升到发展战略层面，制定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從资金投入、人员配置、激励机制、组织安排、治理结构等方面作出规划和设计。其次，应充分研判数字转型的潜在风险，这里不仅包括由于产品更新、人员更迭、设备改造、系统升级等有形因素变动带来的风险，还包括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理解不到位、文化冲突等无形因素变动导致的风险，为可能暴发的风险做好防控预案；另一方面，省联社应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提升数字风险的防控水平。显然，数字化意味着大量数字技术和信息化设备的应用，意味着线上业务、智能化产品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业务流程、管理模式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应对挑战的重要手段就是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提升数字风险的防控水平。
（四）大力推动人才政策改革，多措并举优化人才结构。一方面，省联社应当大力改革其人才政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资源层面的制度保障。可以考虑“柔性的”人才引进，即针对特定人才设置“为我所用、不为我所有”的工作岗位；可以考虑“更有温度的”人才引进，即针对特定人才设置部分“全家引进”的工作岗位；要让人才引进“更具竞争力”，必须在薪酬福利上有吸引力、具有竞争力；要让人才引进更加“市场化”，尽量消除工作岗位上的行政束缚；另一方面，省联社应当采取多样化的举措优化其人才结构，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支持。可以对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提升其专业素养；与相关高校签订人才培养协议，由高校向省联社定向输送高素质人才；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安排员工前往金融科技公司实习、学习，实现能力的提升。
（摘自2020年12月28日《金融时报》。第一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形成机制及其风险治理研究”〈71873011〉的阶段性成果。）
背景
（一）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在传统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金融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金融业。据毕马威的统计，从国际上来看，金融科技行業呈现北美洲和亚洲引领的态势，其中美国和中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在2019年的全球FinTech公司排行榜前十名中，有三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入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通过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强化金融科技合理应用等举措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二）银行数字化已成趋势。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发力金融科技，助推数字化转型。首先，制定发展战略。例如，2018年，中行提出数字化发展之路将围绕“1234-28”展开，即以“数字化”为主轴，搭建企业级业务与技术两大架构，打造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平台三大技术平台，聚焦业务创新发展、业务科技融合、技术能力建设、科技体制机制转型四大领域，重点推进28项战略工程。其次，加大科技投入。据统计，2019年建行在金融科技投入为176.33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5%；工行金融科技投入为163.74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2%；农行信息科技资金投入为127.9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16%；中行信息科技投入为116.54亿元，占该行营业收入的2.12%。再次，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工行金融科技人员达3.48万人，占全行员工的7.8%；建行科技类人员为10178人，人员占比为2.75%；平安银行科技人员超过7500人；光大银行科技人员达1542人。最后，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自2015年12月兴业银行成立兴业数字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起，已有13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三）农信机构竞争压力增大。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的双重夹击下，农信机构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一方面，大银行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加大科技投入、组建金融科技子公司等方式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竞争力，而自身实力较弱的农信机构往往因为资金实力不足、人才缺乏等原因无法大力投入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严重滞后；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同质化现象严重，同业竞争不断加剧，农信机构正面临着客户流失、盈利下滑的巨大挑战。2018年3月，国务院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服务能力提升，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
动因
（一）有利于深化省联社改革。近年来，省联社因对辖内农信机构的行政干预而备受诟病，农信机构的盈利能力也因此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推进省联社改革势在必行，加快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将极大地助推省联社的改革进程。一方面，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瞄准了当前农信机构发展的短板，更能为农信机构所认同和接受，有助于省联社更好地协调与农信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化省联社改革；另一方面，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省联社重新审视自身优劣势，落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更好地发挥其服务职能。省联社作为一个非市场导向的管理部门，不在业务的第一线。因此，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省联社应更好地突出服务职能，突出服务职能有利于省联社进一步厘清自己的功能定位，这无疑是深化省联社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有利于支持农信机构发展。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将极大地促进辖内农信机构的发展。首先，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实力代表着全省农信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省联社通过其服务平台的身份汇集了各方资源；而且，除了少数实力较强的农商银行外，大部分农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都需要依托省联社的科技大平台。其次，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化人才的流动和引进，进而推动农信机构的发展。最后，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更好地审视自身优劣势，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型方式和业务创新，进而推动辖内农信机构的发展。
（三）有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信机构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无疑将极大地提高农信机构的效率和服务质量，从而推动农信机构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市场的开拓、技术的升级以及经营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将极大地提升辖内农信机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农信机构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中的金融需求。
典型模式
（一）广东省联社的“外部合作”模式。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强监管的大势下，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广东省农信机构的发展面临着产品种类和创新不足、风控能力弱等困境。在这种背景下，2016年广东省联社启动了IT规划建设，制定了包括应用架构、数据架构、基础架构、安全架构和IT治理五个方面的发展规划，提出IT建设向特色化转型，明确了数字化转型的路线。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广东省联社先后与华为、京东金融、阿里云、中国工商银行、中兴通讯等机构开展合作，从金融科技的创新、数字化平台建设、风险管理以及系统建设方面发展数字化转型，由此逐步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合作”模式。
广东省联社通过这种外部合作模式推进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满足数字化业务的需求，还可以弥补自身科技实力不足的短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外部合作模式仍有不少风险值得关注。因此，在合作中应通过必要的合同条款和制度建设，预防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 （二）安徽省联社的“自主研发”模式。安徽省联社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坚持自主研发系统，推动辖内农信机构为“三农”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2014年，安徽省联社开发了安徽农金手机银行App，客户随时随地都可以办理业务。2019年，在安徽省联社的指导下，安徽农金已经完成了移动金融渠道、平台和场景应用的建设，形成了独具安徽农金特色的移动金融新业态。此外，安徽省联社还打造了“金农云数”普惠金融大数据平台，为小额信贷、网格化管理、整村授信等应用场景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安徽省联社坚持自主研发，通过引进数字化人才、学习先进经验、采购先进数据系统等方式改善自主创新能力，在實践中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然而，由于省联社的体制约束、人才短缺、观念落后等原因，自主研发的系统和产品往往水平不高，这些系统和产品很可能会成为省联社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水平的障碍。因此，对于省联社而言，推进数字化势在必行，但选择自主研发模式仍需要格外谨慎。
（三）浙江省联社的“自主研发为主、外部合作为辅”模式。2018年7月，浙江省联社自主研发并成功上线了普惠金融线上平台“浙里贷”，利用大数据技术，依托公积金、税务、工商、人行征信等政府公共数据以及浙江农信连续10年“走千家访万户”积累的客户数据，推出的一款纯线上贷款产品。与此同时，2018年9月6日，浙江省联社与腾讯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在风险防控、客户管理、数字营销等领域，进一步强化风险预警能力，提升风险决策准确性；2019年浙江省联社与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合作，围绕大数据业务及5G通讯技术创新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2020年5月28日，浙江省联社与华为达成合作，在5G通讯技术、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领域开展合作。
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外部合作方”可以有效地弥补省联社在技术、人才方面的短板，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公司的优势，为省联社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实现合作共赢。但是，双方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要把握好，如果金融科技公司在省联社数字化转型中参与较多，从长期看无疑会弱化省联社的自主创新能力。
挑战
（一）省联社改革尚未完成。在省联社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省联社改革已经正式启动，省联社改革的进程势必对其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省联社与农信机构的关系需要理顺。长期以来，省联社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关系，需要通过新一轮省联社改革进一步明确其管理权限。其次，省联社改革需要关注风险问题。省联社的业务决策很难满足农信机构的需求发展，风险承担和处置责任不对等，对于辖内经营主体出现风险时并没有实际的处置能力，因此省联社在应对风险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最后，省联社改革进程有待推进。按照中央精神看，这一轮省联社的改革模式将是多样化的，各省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选择改革模式，这一进程依然充满挑战。
（二）农信机构发展差异大。受地区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各家农信机构在经营水平、治理结构、风控能力、盈利状况、资本实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发展上的差异是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加大了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难度，面临着兼顾共性与个性的挑战。首先，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金融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农信机构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2019年净利润最高的十家农商行中，广东地区的农商行占据半壁江山，这得益于广东农信系统广泛的渠道分布、深厚的客户基础和丰富的地方信息优势，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这些优势正随着金融科技公司的侵入、大型银行业务的下沉而逐步丧失。其次，一些农商行利用地缘优势与金融科技公司的科技优势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竞争力。但是，更多的农商行由于认知、资金、人才等原因在金融科技方面发展缓慢，制约了省联社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最后，农信机构所在的区域也会影响其发展水平。
（三）数字化转型风险突出。数字化转型给省联社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有研究指出，与传统风险相比，数字风险呈现出三大特点：其一，数字风险广泛存在，不仅存在于新的技术、新的系统中，还会存在于新技术、新系统应用的过程中。其二，数字风险更加复杂，应对更有难度，风险管理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其三，数字风险系统性更加突出，一旦某个局部出现问题更容易传播到其他领域形成全面的风险。由于数字化本身高度依赖于各类平台和系统，因此，一旦平台和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不足将使平台和系统中的数据面临着各种脆弱和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巨大的数字化风险。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大多处在起步阶段，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数字风险无疑将是贯穿始终的重大挑战。
（四）数字化人才缺口较大。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机构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不足，需要巨大的人力储备和人才支撑才能有效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首先，科技人才的缺乏往往是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9年10月发布的《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调查研究报告》，73%的样本银行认为创新技术人才不足是推进数字化转型中最普遍的挑战，尤其以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其次，作为具有强烈行政管理色彩的机构，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面临更加严峻的人才缺口。一个侧面的例证是，在2020年的省联社招聘中，全国大部分省联社都表现出了对数字化转型所需专门人才的重视。最后，省联社囿于待遇、发展空间等原因难以吸引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对策
（一）积极推进省联社改革，因地制宜选择改革模式。一方面，应积极推进省联社改革，理顺体制关系，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淡化省联社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突出专业化服务功能”的改革方向，不少省份已经上报了省联社改革方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省联社改革方案多侧重理顺省联社与辖内农信机构的关系从而构建全新的治理体系，对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几乎没有考虑，因为省联社数字化转型同样是一场涉及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如果能在新一轮省联社改革方案中予以同时考虑，将为省联社的数字化转型创造先机；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改革原则，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地经济发展的实情，为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区别于上一轮农信系统改革在几乎所有省份建立省联社的“一刀切”改革方式，这一轮改革中中央明确提出“省联社改革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这使得各省可能设计出更加适合本地实情的方案，从而为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省联社改革方案的过程中，省联社自身往往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而辖内农信机构的声音和利益往往被漠视了，这显然不利于构建激励兼容的治理框架和改革方案，也浪费了因地制宜改革原则所蕴含的巨大政策红利，成为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潜在障碍。 （二）充分调研农信机构需求，发挥省联社比较优势。一方面，省联社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着力增强差异化服务意识，避免“一刀切”。面对省内发展差异较大的农信机构，省联社推动数字化转型面临着“众口难调”的困境，因此必须对辖内农信机构做充分的调研，强化服务意识，构建差异化服务体系。例如，在出台数字化相关的政策文件前，省联社应积极调研农信机构的需求，准确把握农信机构的痛点及其差异性，努力提供“差异化”“专业性”的服务；在搭建省农信系统的数字化技术平台时，需要充分考虑辖内农信机构的差异化特征，既要让新技术平台具有技术上的领先性，也要让新技术平台具有足够的兼容性，兼容信息化水平存在差异的不同农信机构接入和使用；另一方面，省联社可以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推动数字化转型，寻找最大公约数突破“众口难调”的困境。省联社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包括：省联社长期为农信机构提供公共金融服务，拥有丰富的管理、服务、运营经验；省联社具备整合各类资源的优势，是其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省联社已搭建了相对完善的服务平台，包括电子银行等业务平台和人才、技能培训的服务平台。省联社应发挥比较优势，充分整合资源，兼容辖内农信机构的差异化需求，将大大降低省联社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摩擦成本，有利于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三）深入研判数字化转型风险，提升数字风险防控水平。一方面，省联社应为数字化转型制定规划，深入研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潜在的风险。首先，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自我革新过程，省联社应将数字化转型上升到发展战略层面，制定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從资金投入、人员配置、激励机制、组织安排、治理结构等方面作出规划和设计。其次，应充分研判数字转型的潜在风险，这里不仅包括由于产品更新、人员更迭、设备改造、系统升级等有形因素变动带来的风险，还包括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理解不到位、文化冲突等无形因素变动导致的风险，为可能暴发的风险做好防控预案；另一方面，省联社应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提升数字风险的防控水平。显然，数字化意味着大量数字技术和信息化设备的应用，意味着线上业务、智能化产品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业务流程、管理模式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应对挑战的重要手段就是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提升数字风险的防控水平。
（四）大力推动人才政策改革，多措并举优化人才结构。一方面，省联社应当大力改革其人才政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资源层面的制度保障。可以考虑“柔性的”人才引进，即针对特定人才设置“为我所用、不为我所有”的工作岗位；可以考虑“更有温度的”人才引进，即针对特定人才设置部分“全家引进”的工作岗位；要让人才引进“更具竞争力”，必须在薪酬福利上有吸引力、具有竞争力；要让人才引进更加“市场化”，尽量消除工作岗位上的行政束缚；另一方面，省联社应当采取多样化的举措优化其人才结构，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支持。可以对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进行培训，进一步提升其专业素养；与相关高校签订人才培养协议，由高校向省联社定向输送高素质人才；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安排员工前往金融科技公司实习、学习，实现能力的提升。
（摘自2020年12月28日《金融时报》。第一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形成机制及其风险治理研究”〈71873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