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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是古代衣服的总称。《说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刘熙在《释名》中有类似的记载：“凡服上曰衣，依也，人所以依蔽寒暑也；下曰裳，障也，所以自障庇也。”这种上衣下裳的装束构成了华夏服饰最基本的特点，也由此形成了许多表示衣服名称以及与之语义相关的词语，我们称之为“衣服词语”。通过对这些衣服词语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衣服除了具有御寒、遮羞、装饰等功用外，还蕴含着浓郁的民族心理思维和深厚的语义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远远大于穿着本身。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
一、衣服词语借代义中所凝聚的传统文化思维
汉语中的衣服词语极为丰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衣服与人们的密切关系。“某类事物在人们的语言中越多专名专字，则表明这类事物与人们的关系越密切。”{1}人们不仅用这些专有词语来指称衣服，还用其来借代指称谓，形成了称谓借代义的语义场。
（一）衣服词语借代称谓之义场类型
根据借代本体的内在差异性，可将衣服词语借代称谓语义场细化为不同类型。
1.用衣服名称借代指称谓
“袍泽”亦作“袍襗”，借指军队中同事。《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青衫”借指学子、书生。宋刘过《水调歌头·寿王汝良》词：“斩楼蘭，擒颉利，志须酬。青衫何事，犹在楚尾与吴头。”因唐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故代指文官。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青衫司马湿。”后借指失意官吏。王安石《杜甫画像》诗：“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
“青袍”代指学子。唐许浑《酬殷尧藩》：“莫怪青袍选，长安隐旧春。”因汉以后贱者穿青色衣服，其又借指寒士。唐李商隐《泪》诗：“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便衣”代指身着便服执行某重任的人。由此又有“便衣警察”、“便衣特务”等称谓。
2.用衣服部件借代指称谓
“连襟”借指姊妹丈夫的互称或合称，也称“连桥”。宋马永卿《嬾真子》卷二：“《尔雅》曰：两壻相谓为亚。注云：今江东呼同门为僚壻。《严助传》呼友壻，江北人呼连袂，又呼连襟。”
“襟袂”代指连襟，有的称“僚婿”。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济溪老人遗稿》：“通判明州
济源李迎彦将撰，永嘉周浮沚先生之壻，预先大夫为襟袂。”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襟兄”，借指姐姐的丈夫；“襟弟”，借指妹妹的丈夫。
“襟袖”代指地位重要者。唐刘知几《史通·断限》：“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青衿”借指学子或明清的秀才。《魏书·李崇传》：“养黄发以询格言，育青衿而敷典式。”“青衿子”则代指学子。唐陈子昂《登泽州北楼宴》诗：“勿使青衿子，嗟尔白头翁。”
“左衽”代指少数民族。宋梅尧臣《送王省副北史》诗：“左衽通华语，名王接右贤。”
“领袖”借指国家、党政团体、群众组织等的领导人。茅盾《子夜》：“他听得家乡的人推崇他为百业的领袖，觉得有点高兴了。”
“缙绅”代指官宦。《后汉书·赵壹传》：“君子学成示范，缙绅贵慕。”
3.用色彩服饰借代指称谓
“黑衣”为军士的代称。《战国策·赵策四》：“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
“青衣”代指戏曲中旦角的一种，扮演性格刚烈、举止庄重的中青年妇女。老舍《四世同堂》二四：“她能唱青衣，但拿手的是花旦。”
“青裳”借指农夫、蚕夫、僮婢等。唐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金浆玉馔，食客三千；绿帻青裳，家僮数百。”
“红装”也作“红妆”，代指美女。《齐东野语·尹惟晓词》：“蘋末转清商，溪声供夕涼，缓传杯催唤红妆。”
“白衣”古代平民着白色衣服，以此称无功名的人；又指为官府当差的人。《汉书·龚胜传》：“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此外还有“白衣秀士”指未进仕的秀才。马致远《岳阳楼》：“（吕岩）是个白衣秀士。”“白衣卿相”代指安贫乐道的读书人。王实甫《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我辈乃白衣卿相，时间不遇，俺且乐道甘贫。”
“白衣战士”代指医疗护理人员。相应的，
“白衣天使”是对护士的美称。
“惨绿少年”代指风度翩翩的少年。清龚自珍《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诗之七：“十年提倡受恩身，惨绿少年记忆真。”
4.用衣服材料借代指称谓
“布衣”代指平民。《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纨绔”指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富贵人家子弟，含贬义，也称“纨绔子弟”。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布衣韦带”专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5.用服饰部件组合借代指称谓
“裙衩”用来代指妇女。《红楼梦》第一回“我堂堂须眉，呈不若彼裙衩。”
“衣冠”借指世族、士绅。《后汉书·羊陟传》：“家世衣冠族。”
“青袍角带”借指未授职进士。明沈德符《野获编·科场·荐主同咨》：“自戊戌一咨，侯命辇下者五载，青袍角带，鳞集都城。”
“青裙缟袂”借指农妇或贫妇。宋苏轼《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二绝》之二：“火冷饧稀杏粥稠，青裙缟袂饷田头。”
“裙屐少年”借指只知道衣着修饰而不能负担重任的少年。《魏书·邢峦传》：“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
“袍笏”借指有品级的文官。清顾炎武《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诗：“石人十有二，袍笏兼戎装。”
无独有偶，当今社会还有用衣服部件来借代指职业称谓的，如“白领”、“蓝领”、“灰领”、 “金领”、“红衣主教”等。
（二）衣服词语借代称谓之思维模式
中国人习惯用借代的方式给事物命名。“‘借代’首先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给万事万物命名的一种手段。”{2}用衣服词语借代指称谓，体现了自古以来人们借事物的象征标记或个体特征代事物名称的心理认知模式，其依托于中国古代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即不是抽象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抓住已知事物与所表现事物在“象”上的突出特点，用或借或代的手段来给事物定名。比如，就“布衣”本身而言，仅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是无法穷尽其奥义的，只有通过对“象”“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这一过程才能把握。即对以布（非以丝）材质为衣的“形容”之“拟”和对穿这种衣服的平民的“物宜”之“象”的领悟，也就是通过对“布衣”和“平民”观象之体验，进而借两者的相关性建立彼此的联系，最终形成以“布衣”代称“平民”的认知结果。然而这种最初的修辞学意义上的借代手法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一旦经过人们的相延惯用和约定俗成，便使词义凝固化、稳定化，便产生了词的借代义，衣服词语的借代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这一认知过程及其伴随结果即是汉民族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形成的过程。
同时，衣服词语的借代义形成了一个有关称谓的借代义场，其间依据借代本体的内在差异性进一步细化为不同的子义场，这实际上是古代汉民族类比思维的结果。类比思维是依据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古代汉民族很早就发现天地万物、人事民俗存在着不同类别，并通过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性进行类比象征，按照“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路，结合特定时期的民族心理、意识观念与认知水平，对事物的类别加以区分。借与人类关系紧密的衣服词语来称呼人，是“近取诸身”的结果。一方面，衣服词语依据借代本体的内在相似性归于同一子语义场，是借代本体类比思维的运用；另一方面，用某一类衣服彰显特定群体的典型表征，以作为通称，是借代语用类比思维的应用。
以衣服词语来借代称谓，还凝聚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数量繁多，缘何以衣服词语来借代称谓？探究古代先民的心理和社会习俗，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衣服是与人们接触最直接、最具特色的外在化的东西，用其代指称谓更形象生动、通俗易晓，也颇具典型性。其次，这反映了古代有关避讳称呼的礼制。用衣服词语作代称，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不直呼其名、委婉以称的目的，符合古人的语用心理。同时，这种代称还具有通用性、群体性，并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系统中广泛流通，相延习用，保证了其稳定性，为其使用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
由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挖掘到人类思维深层次的东西，也可以折射出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
二、中国传统文化孳生的衣服词语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没有文化，语言就不可能存在。”{3}语言是在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其产生、发展、变化乃至消亡都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文化为语言的存在提供了一方沃土。同样，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孕育了特殊的词汇，相当一部分衣服词语就是在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这块文化土壤中孳生起来的。
（一）等级制度标示的衣服词语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商代由于没有明确的等级差别，其服装样式基本上还是上衣下裳。只有到了宗法制正式形成的周代，天子、诸侯、大夫等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差序结构，衣服的形制也随其而定之。用服饰区分等级，不仅存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还存在于贵族之间；不仅表现在衣服的材料和颜色上，还表现在衣服的形制上。
上古无棉花，衣服除皮毛外只有丝麻。富贵者穿丝织品，统称为“帛”和“缯”，具体包括“绢”、“素”、“缣”、“纨”、“纱”、“绡”、“绸”、“罗”等。老百姓只能穿“麻”和“毛”等编织品，最常见的是“褐”。“褐”是用麻或毛捻成线编织的粗衣服，厚重且不暖和。总的来说，古代贵族衣“帛”；
平民衣“布”，故称“布衣”；穷人衣“褐”。
古人因地位不等所佩的衣带也有所不同。上古诸侯和大夫都用“素丝带”，士用“练丝带”（煮过而较洁白的丝带），并饰以黑边。后代有“金带”、“玉带”，即在带上饰金、玉，是为官员服饰。
隋唐是中国服饰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品色衣”，即以颜色来分辨官位之品级以适应等级制度。当时皇帝衣“黄袍衫”；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衣“紫袍衫”；五品以上官员衣“绯袍衫”；五品以下官员衣“绿袍衫”或“青袍衫”；士兵衣“皂袍衫”；未入仕途的士子和庶人衣“白袍衫”。
“裘”是古人最常见的冬服。《说文》：“裘，皮衣也。”但古人穿裘时毛朝外，《说文》释“表”时说：“古者衣裘以毛为表。”据说这样可以避免淋湿或弄破皮革。“表”本是罩在皮衣之外的衣服。古人衣裘不但以毛为表，且在行礼或待客时要罩上裼衣以增加纹饰，避免通体兽毛不美观。裘之皮毛种类繁多，以“狐裘”和“豹裘”最为珍贵，“鹿裘”和“羊裘”则显低档。古时按照地位之高低尊卑和场合情境之不同采用不同材料的裘皮和装饰。祀天用“大裘”即“黑羊羔裘”；帝王衣“狐白裘”（狐腋下之皮毛最为轻暖且纯白故称之）和“黼裘”（黑羔与白狐相杂成纹样图案的裘服）；诸侯王衣“狐黄裘”；大夫衣“狐青裘”且以豹皮饰；右侍衣“虎裘”；左侍衣“狼裘”；士衣“羔裘”；庶人衣“犬裘”或“羊裘”。
宗法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度森严，为了确立等级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统治者制定了一套严整的礼制来进行区别。荀子《国富》中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中国历行数千年的服饰制度就是要以“严内外、辨亲疏、明贵贱、别尊卑”的礼制内核来保证尊者、长者的利益，维系社会的严整的等级差别秩序。应当说在衣服发展的初始阶段，并没有什么等级差别。但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尤其是进入官僚等级制度森严的宗法社会，衣服逐渐地被寓入穿者身份、贵贱和地位高低的内容，成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所属阶级、阶层的标志。在这种文化规约性中相伴而生的衣服词语，就成为中国服饰文化特有的东西。
（二）封建礼制孳生的衣服词语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自古而今“礼”贯穿于历史文化之中，自周代形成了吉、凶、军、宾、嘉五大礼仪制度，并以此来维系社会正常统治秩序。为了适应这种礼制，古代将服装区分为“礼服”（或称“法服”）与“常服”。至南北朝时这种区分正式确立，一直延续至明代。
“礼服”（“法服”）宽袍大袖、峨冠博带，为祭祀或上朝时用。如周朝的“冕服”是一种最为尊贵的礼服，其结构繁杂且各具象征意义，是天子、诸侯等在祭祀天地、先王等大礼时穿用的服饰。“弁服”较冕服次之，是天子视朝、接受诸侯朝见时穿用的服饰。“元服”是天子退朝以后穿的衣服，诸侯祭祀宗庙、士起早叩见父母亦穿此服。此三种衣服都是上衣下裳，互不连属。“深衣”才是衣裳相连的，与“短衣”相对，称为“中衣”或“长衣”，乃贵族上朝和祭祀时所穿，庶人则以深衣为礼服。《礼记》中的《深衣》篇讲到“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深衣长至踝部，确为“长衣”。《经典释文》引郑玄注说：“（深衣）有表则谓之中衣，以素纯则曰长衣也。”可见，“深衣”是贴身穿的。如果其外加罩衫则称“中衣”。
“常服”是日常生产生活时穿的。汉代男子多穿“襦裤”，女子多穿“襦裙”。“襦”，《说文》：“短衣也。”“襦”是一般人（包括奴仆）平日所穿的短衣，其长度一般只到腰间。“裤”字，古代多写作“绔”或“袴”。《说文》：“绔，胫衣也。”《释名》：“袴，跨也。两股（大腿）各跨别也。”段玉裁认为：“绔，今所谓套裤也。”这可以看出，古代的裤子只是两个裤筒套在腿上而没有裆，上端则用绳系于腰间。“羣（裙）”，《说文》：“下裳也。”“常，下裙也。裳，常或从衣。”裳为常之异体字。而常、裙互训则说明“裳”就是“裙”。也就是说，“襦裤”为短衣加套裤。“襦裙”则为短衣加长裙。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习“胡服骑射”而出现胡服盛行局面。“胡服”形制上为筒袖短衣，下为瘦裤，腰间系带，适于骑射。这可以称为中国服饰史上第一次有意义的变革。南朝时，中原汉族以北方民族的“裤褶服”发展而来的衣服作常服。“褶”是比“襦”略长的短袍，圆领窄袖紧身而袖裤均窄。因此，胡服成为后世服装的基础。顺便说一下“襜褕”和“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元朔三年，武安侯（田恬）坐衣襜褕入宫，不敬，（国除）。”《索引》：“襜褕谓非正朝服，若妇人服也。”《汉书·外戚恩泽表》亦有此记载，颜师古注：“襜褕，直裾禅衣也”。依此可说“襜褕”乃是衣、裳相连宽舒的禅衣，适于平时居家穿用。“衫”，《说文新附》：“衣也。”《释名》：“衫，芟也，芟无袖端也。”《说文》：“襑，衣博大。”可知“衫”就是“襑”，其形制宽松博大而无端袖（类似于水袖），为平时所穿的常服。元稹《六年春遣怀之一》：“重行犹存孤枕在，春衫无复旧裁湿。”这里的“青衫”则为官服了。
古代将衣服做“礼服”（或称“法服”）与“常服”的区分，显然是汉民族受儒学影响重视礼仪活动的民族性格在服饰上的反映。《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圣的批判》认为：“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等各种仪制。”可见，礼最初表现于祭祀活动中，进而贯穿于出征、婚丧、寿诞、宴饮及坐卧出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礼可以沟通天地，标度贵族等级，规范乡里庶族，规约立身处世，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重要作用。礼在古人生活中如此重要，必然通过一些具体形式加以表现。衣服是封建礼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常服本是自然之服，而从常服中独立出礼服并将其置于重要位置，一方面说明古人对礼之重视程度有加，另一方面则表明古人对重大活动的严肃庄重心态以及对日常生活的随意自由态度。
萨丕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4}透视衣服词语借代义中所凝聚的传统文化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孳生的衣服词语，我们既可以看到文化孕育语言之功，又足见语言承载文化之力，语言与文化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注释
{1}李灵璞、臧克和、刘志基《古文字与中国文化源》3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李国南《辞格与词汇》15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6页，科学出版社，2000
{4}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页，北京出版社，2004
（通讯地址：010021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
一、衣服词语借代义中所凝聚的传统文化思维
汉语中的衣服词语极为丰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衣服与人们的密切关系。“某类事物在人们的语言中越多专名专字，则表明这类事物与人们的关系越密切。”{1}人们不仅用这些专有词语来指称衣服，还用其来借代指称谓，形成了称谓借代义的语义场。
（一）衣服词语借代称谓之义场类型
根据借代本体的内在差异性，可将衣服词语借代称谓语义场细化为不同类型。
1.用衣服名称借代指称谓
“袍泽”亦作“袍襗”，借指军队中同事。《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青衫”借指学子、书生。宋刘过《水调歌头·寿王汝良》词：“斩楼蘭，擒颉利，志须酬。青衫何事，犹在楚尾与吴头。”因唐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故代指文官。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青衫司马湿。”后借指失意官吏。王安石《杜甫画像》诗：“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
“青袍”代指学子。唐许浑《酬殷尧藩》：“莫怪青袍选，长安隐旧春。”因汉以后贱者穿青色衣服，其又借指寒士。唐李商隐《泪》诗：“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便衣”代指身着便服执行某重任的人。由此又有“便衣警察”、“便衣特务”等称谓。
2.用衣服部件借代指称谓
“连襟”借指姊妹丈夫的互称或合称，也称“连桥”。宋马永卿《嬾真子》卷二：“《尔雅》曰：两壻相谓为亚。注云：今江东呼同门为僚壻。《严助传》呼友壻，江北人呼连袂，又呼连襟。”
“襟袂”代指连襟，有的称“僚婿”。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济溪老人遗稿》：“通判明州
济源李迎彦将撰，永嘉周浮沚先生之壻，预先大夫为襟袂。”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襟兄”，借指姐姐的丈夫；“襟弟”，借指妹妹的丈夫。
“襟袖”代指地位重要者。唐刘知几《史通·断限》：“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青衿”借指学子或明清的秀才。《魏书·李崇传》：“养黄发以询格言，育青衿而敷典式。”“青衿子”则代指学子。唐陈子昂《登泽州北楼宴》诗：“勿使青衿子，嗟尔白头翁。”
“左衽”代指少数民族。宋梅尧臣《送王省副北史》诗：“左衽通华语，名王接右贤。”
“领袖”借指国家、党政团体、群众组织等的领导人。茅盾《子夜》：“他听得家乡的人推崇他为百业的领袖，觉得有点高兴了。”
“缙绅”代指官宦。《后汉书·赵壹传》：“君子学成示范，缙绅贵慕。”
3.用色彩服饰借代指称谓
“黑衣”为军士的代称。《战国策·赵策四》：“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
“青衣”代指戏曲中旦角的一种，扮演性格刚烈、举止庄重的中青年妇女。老舍《四世同堂》二四：“她能唱青衣，但拿手的是花旦。”
“青裳”借指农夫、蚕夫、僮婢等。唐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金浆玉馔，食客三千；绿帻青裳，家僮数百。”
“红装”也作“红妆”，代指美女。《齐东野语·尹惟晓词》：“蘋末转清商，溪声供夕涼，缓传杯催唤红妆。”
“白衣”古代平民着白色衣服，以此称无功名的人；又指为官府当差的人。《汉书·龚胜传》：“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此外还有“白衣秀士”指未进仕的秀才。马致远《岳阳楼》：“（吕岩）是个白衣秀士。”“白衣卿相”代指安贫乐道的读书人。王实甫《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我辈乃白衣卿相，时间不遇，俺且乐道甘贫。”
“白衣战士”代指医疗护理人员。相应的，
“白衣天使”是对护士的美称。
“惨绿少年”代指风度翩翩的少年。清龚自珍《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诗之七：“十年提倡受恩身，惨绿少年记忆真。”
4.用衣服材料借代指称谓
“布衣”代指平民。《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纨绔”指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富贵人家子弟，含贬义，也称“纨绔子弟”。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布衣韦带”专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5.用服饰部件组合借代指称谓
“裙衩”用来代指妇女。《红楼梦》第一回“我堂堂须眉，呈不若彼裙衩。”
“衣冠”借指世族、士绅。《后汉书·羊陟传》：“家世衣冠族。”
“青袍角带”借指未授职进士。明沈德符《野获编·科场·荐主同咨》：“自戊戌一咨，侯命辇下者五载，青袍角带，鳞集都城。”
“青裙缟袂”借指农妇或贫妇。宋苏轼《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二绝》之二：“火冷饧稀杏粥稠，青裙缟袂饷田头。”
“裙屐少年”借指只知道衣着修饰而不能负担重任的少年。《魏书·邢峦传》：“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
“袍笏”借指有品级的文官。清顾炎武《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诗：“石人十有二，袍笏兼戎装。”
无独有偶，当今社会还有用衣服部件来借代指职业称谓的，如“白领”、“蓝领”、“灰领”、 “金领”、“红衣主教”等。
（二）衣服词语借代称谓之思维模式
中国人习惯用借代的方式给事物命名。“‘借代’首先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给万事万物命名的一种手段。”{2}用衣服词语借代指称谓，体现了自古以来人们借事物的象征标记或个体特征代事物名称的心理认知模式，其依托于中国古代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即不是抽象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抓住已知事物与所表现事物在“象”上的突出特点，用或借或代的手段来给事物定名。比如，就“布衣”本身而言，仅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是无法穷尽其奥义的，只有通过对“象”“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这一过程才能把握。即对以布（非以丝）材质为衣的“形容”之“拟”和对穿这种衣服的平民的“物宜”之“象”的领悟，也就是通过对“布衣”和“平民”观象之体验，进而借两者的相关性建立彼此的联系，最终形成以“布衣”代称“平民”的认知结果。然而这种最初的修辞学意义上的借代手法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一旦经过人们的相延惯用和约定俗成，便使词义凝固化、稳定化，便产生了词的借代义，衣服词语的借代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这一认知过程及其伴随结果即是汉民族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形成的过程。
同时，衣服词语的借代义形成了一个有关称谓的借代义场，其间依据借代本体的内在差异性进一步细化为不同的子义场，这实际上是古代汉民族类比思维的结果。类比思维是依据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古代汉民族很早就发现天地万物、人事民俗存在着不同类别，并通过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性进行类比象征，按照“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路，结合特定时期的民族心理、意识观念与认知水平，对事物的类别加以区分。借与人类关系紧密的衣服词语来称呼人，是“近取诸身”的结果。一方面，衣服词语依据借代本体的内在相似性归于同一子语义场，是借代本体类比思维的运用；另一方面，用某一类衣服彰显特定群体的典型表征，以作为通称，是借代语用类比思维的应用。
以衣服词语来借代称谓，还凝聚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数量繁多，缘何以衣服词语来借代称谓？探究古代先民的心理和社会习俗，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衣服是与人们接触最直接、最具特色的外在化的东西，用其代指称谓更形象生动、通俗易晓，也颇具典型性。其次，这反映了古代有关避讳称呼的礼制。用衣服词语作代称，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不直呼其名、委婉以称的目的，符合古人的语用心理。同时，这种代称还具有通用性、群体性，并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系统中广泛流通，相延习用，保证了其稳定性，为其使用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
由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挖掘到人类思维深层次的东西，也可以折射出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
二、中国传统文化孳生的衣服词语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没有文化，语言就不可能存在。”{3}语言是在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其产生、发展、变化乃至消亡都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文化为语言的存在提供了一方沃土。同样，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孕育了特殊的词汇，相当一部分衣服词语就是在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这块文化土壤中孳生起来的。
（一）等级制度标示的衣服词语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商代由于没有明确的等级差别，其服装样式基本上还是上衣下裳。只有到了宗法制正式形成的周代，天子、诸侯、大夫等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差序结构，衣服的形制也随其而定之。用服饰区分等级，不仅存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还存在于贵族之间；不仅表现在衣服的材料和颜色上，还表现在衣服的形制上。
上古无棉花，衣服除皮毛外只有丝麻。富贵者穿丝织品，统称为“帛”和“缯”，具体包括“绢”、“素”、“缣”、“纨”、“纱”、“绡”、“绸”、“罗”等。老百姓只能穿“麻”和“毛”等编织品，最常见的是“褐”。“褐”是用麻或毛捻成线编织的粗衣服，厚重且不暖和。总的来说，古代贵族衣“帛”；
平民衣“布”，故称“布衣”；穷人衣“褐”。
古人因地位不等所佩的衣带也有所不同。上古诸侯和大夫都用“素丝带”，士用“练丝带”（煮过而较洁白的丝带），并饰以黑边。后代有“金带”、“玉带”，即在带上饰金、玉，是为官员服饰。
隋唐是中国服饰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品色衣”，即以颜色来分辨官位之品级以适应等级制度。当时皇帝衣“黄袍衫”；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衣“紫袍衫”；五品以上官员衣“绯袍衫”；五品以下官员衣“绿袍衫”或“青袍衫”；士兵衣“皂袍衫”；未入仕途的士子和庶人衣“白袍衫”。
“裘”是古人最常见的冬服。《说文》：“裘，皮衣也。”但古人穿裘时毛朝外，《说文》释“表”时说：“古者衣裘以毛为表。”据说这样可以避免淋湿或弄破皮革。“表”本是罩在皮衣之外的衣服。古人衣裘不但以毛为表，且在行礼或待客时要罩上裼衣以增加纹饰，避免通体兽毛不美观。裘之皮毛种类繁多，以“狐裘”和“豹裘”最为珍贵，“鹿裘”和“羊裘”则显低档。古时按照地位之高低尊卑和场合情境之不同采用不同材料的裘皮和装饰。祀天用“大裘”即“黑羊羔裘”；帝王衣“狐白裘”（狐腋下之皮毛最为轻暖且纯白故称之）和“黼裘”（黑羔与白狐相杂成纹样图案的裘服）；诸侯王衣“狐黄裘”；大夫衣“狐青裘”且以豹皮饰；右侍衣“虎裘”；左侍衣“狼裘”；士衣“羔裘”；庶人衣“犬裘”或“羊裘”。
宗法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度森严，为了确立等级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统治者制定了一套严整的礼制来进行区别。荀子《国富》中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中国历行数千年的服饰制度就是要以“严内外、辨亲疏、明贵贱、别尊卑”的礼制内核来保证尊者、长者的利益，维系社会的严整的等级差别秩序。应当说在衣服发展的初始阶段，并没有什么等级差别。但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尤其是进入官僚等级制度森严的宗法社会，衣服逐渐地被寓入穿者身份、贵贱和地位高低的内容，成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所属阶级、阶层的标志。在这种文化规约性中相伴而生的衣服词语，就成为中国服饰文化特有的东西。
（二）封建礼制孳生的衣服词语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自古而今“礼”贯穿于历史文化之中，自周代形成了吉、凶、军、宾、嘉五大礼仪制度，并以此来维系社会正常统治秩序。为了适应这种礼制，古代将服装区分为“礼服”（或称“法服”）与“常服”。至南北朝时这种区分正式确立，一直延续至明代。
“礼服”（“法服”）宽袍大袖、峨冠博带，为祭祀或上朝时用。如周朝的“冕服”是一种最为尊贵的礼服，其结构繁杂且各具象征意义，是天子、诸侯等在祭祀天地、先王等大礼时穿用的服饰。“弁服”较冕服次之，是天子视朝、接受诸侯朝见时穿用的服饰。“元服”是天子退朝以后穿的衣服，诸侯祭祀宗庙、士起早叩见父母亦穿此服。此三种衣服都是上衣下裳，互不连属。“深衣”才是衣裳相连的，与“短衣”相对，称为“中衣”或“长衣”，乃贵族上朝和祭祀时所穿，庶人则以深衣为礼服。《礼记》中的《深衣》篇讲到“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深衣长至踝部，确为“长衣”。《经典释文》引郑玄注说：“（深衣）有表则谓之中衣，以素纯则曰长衣也。”可见，“深衣”是贴身穿的。如果其外加罩衫则称“中衣”。
“常服”是日常生产生活时穿的。汉代男子多穿“襦裤”，女子多穿“襦裙”。“襦”，《说文》：“短衣也。”“襦”是一般人（包括奴仆）平日所穿的短衣，其长度一般只到腰间。“裤”字，古代多写作“绔”或“袴”。《说文》：“绔，胫衣也。”《释名》：“袴，跨也。两股（大腿）各跨别也。”段玉裁认为：“绔，今所谓套裤也。”这可以看出，古代的裤子只是两个裤筒套在腿上而没有裆，上端则用绳系于腰间。“羣（裙）”，《说文》：“下裳也。”“常，下裙也。裳，常或从衣。”裳为常之异体字。而常、裙互训则说明“裳”就是“裙”。也就是说，“襦裤”为短衣加套裤。“襦裙”则为短衣加长裙。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习“胡服骑射”而出现胡服盛行局面。“胡服”形制上为筒袖短衣，下为瘦裤，腰间系带，适于骑射。这可以称为中国服饰史上第一次有意义的变革。南朝时，中原汉族以北方民族的“裤褶服”发展而来的衣服作常服。“褶”是比“襦”略长的短袍，圆领窄袖紧身而袖裤均窄。因此，胡服成为后世服装的基础。顺便说一下“襜褕”和“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元朔三年，武安侯（田恬）坐衣襜褕入宫，不敬，（国除）。”《索引》：“襜褕谓非正朝服，若妇人服也。”《汉书·外戚恩泽表》亦有此记载，颜师古注：“襜褕，直裾禅衣也”。依此可说“襜褕”乃是衣、裳相连宽舒的禅衣，适于平时居家穿用。“衫”，《说文新附》：“衣也。”《释名》：“衫，芟也，芟无袖端也。”《说文》：“襑，衣博大。”可知“衫”就是“襑”，其形制宽松博大而无端袖（类似于水袖），为平时所穿的常服。元稹《六年春遣怀之一》：“重行犹存孤枕在，春衫无复旧裁湿。”这里的“青衫”则为官服了。
古代将衣服做“礼服”（或称“法服”）与“常服”的区分，显然是汉民族受儒学影响重视礼仪活动的民族性格在服饰上的反映。《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圣的批判》认为：“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等各种仪制。”可见，礼最初表现于祭祀活动中，进而贯穿于出征、婚丧、寿诞、宴饮及坐卧出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礼可以沟通天地，标度贵族等级，规范乡里庶族，规约立身处世，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重要作用。礼在古人生活中如此重要，必然通过一些具体形式加以表现。衣服是封建礼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常服本是自然之服，而从常服中独立出礼服并将其置于重要位置，一方面说明古人对礼之重视程度有加，另一方面则表明古人对重大活动的严肃庄重心态以及对日常生活的随意自由态度。
萨丕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4}透视衣服词语借代义中所凝聚的传统文化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孳生的衣服词语，我们既可以看到文化孕育语言之功，又足见语言承载文化之力，语言与文化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注释
{1}李灵璞、臧克和、刘志基《古文字与中国文化源》3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李国南《辞格与词汇》15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6页，科学出版社，2000
{4}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页，北京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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