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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岚·里昂（Hylan“Bud” Lyon），一个在早前的中国近代史中并不显眼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4年4月的报端。《扬子晚报》一篇《张学良随从战争日记重见天日，数千旧照再现淞沪血战》的报道，被媒体广为转载。报道中提到，“苏州商人杨先生自称手中有几千张淞沪会战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
报道公开后，也有人质疑，认为这些照片不都是海岚·里昂所拍摄，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报道提及，作为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拍摄了数千张照片。而“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囚禁起来，作为随从，他怎么会出现在上海，并在中日两军对垒时，近距离拍摄到双方的照片呢？
《扬子晚报》的报道刊登了上海“大世界”被炸成废墟的一幅照片，浙江大学的沈弘教授提出，“大世界”被炸实际系当时中国空军失误造成；另一幅图片说明为“轰炸结束后，上海街头尸横遍地，图中站立者为里昂”，沈弘认为：“实际上图中的站立者并不是所谓的美国人里昂，而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特派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更是称：“张学良所有留下的资料都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凡是学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大概都没听过张学良身边有海岚·里昂这号人物。”
带着疑问，记者几经辗转，终于在上海长宁区的一栋商务楼里，与不愿向公众透露名字的杨先生会面。杨先生1991年起赴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如今被美国公司派驻上海，每半年去一趟美国、加拿大。他的家依然安在苏州，一般情况下，每逢双休日、节假日就会回到苏州。
抗战从何时开始？
“这是张作霖追悼会，你看，这是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送的花圈。”一落座，杨先生就给记者看里昂旧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2013年3月20日邦瀚斯拍卖所得，如今是杨家的家族收藏品。
杨先生给记者掰着指头算：“我们常说‘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也有人认为，抗战应该打了14年，那是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偷袭沈阳北大营算起。当然，如果要算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则要晚到1941年12月9日。然而，从海岚·里昂收藏的照片，其实是可以印证，抗战的起始日期，我觉得应该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面对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团组成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寻求列强支持，特别是与日本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在北京达成秘密谅解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可日本人逼迫更急，希望进一步在东北开矿、设厂、移民，乃至在葫芦岛修筑大港。内有北伐军挑战，外有日本人威逼，张作霖这个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遂从中南海出走，在前门车站踏上了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专列，从北京回返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轰然炸响，遇刺的张作霖当日逝世，终年53岁。张作霖遇刺前一天——6月3日，也正是被张作霖称为“小六子”的张学良27岁生日。
张作霖身亡时，北伐军刚刚进入北京，直到6月28日才更名北平。而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时间是1928年12月29日。“国际上，许多国家和民间人士，认为张作霖身亡时仍是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即使是内战双方，也都看得到张作霖的地位。你日本的正规军——精锐之师关东军，把一国领导人给炸死了，这和宣战有什么区别呢？”杨先生如此说道。
事实上，确如杨先生所说，张作霖去世后，不仅北洋阵营的曹锟、段祺瑞、吴佩孚致了挽联，属于北伐军阵营的李宗仁、白崇禧同样也发来了挽联。而里昂旧藏的关于皇姑屯事件的照片中，有一张明确显示——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男爵田中义一送来的花圈。田中义一不仅与张作霖有私交，在军事、政治上更与关东军的激进派有所不同。这位“老狐狸”的如意算盘是——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满蒙与关内分离，如此一来，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皇姑屯一声炸响，不单送了张作霖的命，更让田中义一懊恼不已。田中当时流着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 ：“一切都完了。”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趟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也便脱离了田中预设的轨道。
围绕田中义一有一桩“悬案”。是当时抗战期间，中国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田中义一曾秘密上奏昭和天皇，其中有一句话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二战之后，在位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秦德纯并未能确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如今，找得到最接近田中奏折的内容，是曾就职于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所言。1940年，铃木称，他与时任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于1927年密谋，要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铃木甚至点明，所谓“满蒙”，指的是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外蒙古而言。
亲历西安事变
那么，拥有张作霖追悼会原始照片的这位海岚·里昂，到底是何许人也？邦瀚斯拍卖公司官网文章《西安事变：海岚·里昂的历史资料》（The Xi’an Incident： The Papers of Hyland “Bud” Lyon）显示，出生于1908年的海岚·里昂，于1925年至1934年曾当过好莱坞演员。在邦瀚斯提供的里昂藏品资料中，有他担任普通演员、特技演员、飞机师和修车技工的照片。 邦瀚斯官网显示，1934年，里昂倾慕已久的好莱坞演员克莱尔（Dee St.Claire）来到上海。《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照片中，看到一张妙龄白人女子的照片，即为克莱尔。注释中称她为“showgirl”，直译过来应是“歌舞女郎”的意思。注释称里昂为了她来到上海。之后，里昂往来于上海、昆明等许多城市，尝试不同的工作机会。他倾慕的克莱尔回到了美国，他却留在了中国。“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他爱慕的人离开了，他却留了下来。看来，中国的魅力，比他爱慕的这位克莱尔还大。”杨先生感慨道。
在一封1935年1月2日写给外祖母的信中，里昂如此写道：“去年11月27日上午，我接到电话，张学良大元帅的机械师叫我马上前往龙华机场，说有工作给我做。龙华机场位于上海南边10英里处……我抵达龙华机场后，科尔告诉我大元帅从美国订了两架飞机，今早刚刚送到，但还未组装，零件还在箱中……张大元帅的飞机本应送往南边100英里处的杭州空军基地，或内陆575英里外的汉口军营，然而因为木箱体积庞大，才决定在上海就地组装，组装好再将飞机飞到内陆。”两个星期后，里昂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原本已经拒绝他的中国航空公司，转而决定聘请他做永久职员。
邦瀚斯公司官网上一篇《原汁原味的中国》如此写道：“里昂先生随后飞遍全中国，有时修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时收拾坠机残骸，每次必照相记录，并写信回家。”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甚至在飞机上航拍到红军渡赤水的照片。
邦瀚斯公司称，被公司派往各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里昂应张学良飞行团队负责人朱利叶斯·巴尔之约，出任张学良专机副驾驶，不久后又成为了张学良特别信任的随从。记者看到一本里昂的日记本，封皮上有烫金印刷楷体字“兰安 上海 中国航空公司”字样，其中“兰安”应是“Lyon”的另一种音译。这本日记本里，记录了作为飞行员应该记住的乘客密语化名。比如阎百川，也就是阎锡山，被称作“进密”；宋子文被称作“咸密”……，还有一位在本名栏里标明“严先生”，被称为“年密”，杨先生认为可能是苏州木渎人士严家淦。《新民周刊》记者了解，严家淦在蒋介石去世后，曾作为蒋经国接班前的过渡人物，当选过台湾地区“总统”，可1937年前后，他年资尚轻，不过是个厅局级官员。此“年密”到底是何许人也，还有待考证。
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1936年，里昂被派到汉口担任教官。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他与另一名机械师紧急前往西安。在邦瀚斯公司提供的里昂旧藏里，有一份记载为1936年12月15日的文件，如此写道：“我们被军警包围，不准离开空军基地，不准碰自己的个人财物，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资料显示，西安事变期间，里昂与另外几名飞机驾驶者负责来回接送会谈人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后，两人一同飞回南京时，里昂就在那架飞机上。
从纽约邦瀚斯拍场带回里昂旧藏的杨先生，这一年多都在研究这数千张照片、底片，以及书信、杂件。在一封1936年9月12日张群写给蒋介石的密件中，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张群称，其接获驻日大使许世英传来电报，说明日方有意愿重启谈判，但又担心张学良此际投效抗日势力。许世英亦表示，日方担心抗日事件与日俱增，要求蒋介石展现决心，管好属下，弥平抗日势力。
张群于信末表示，这可能是日方的最后通牒。
“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不知为何落到了张学良手里，使得他得知蒋介石宁可与日军谈判，而不愿与共军谈判。”杨先生认为，这封信对研究西安事变的起因，极为关键。
还有一本酒红色封面精装本的《西安半月记》，有宋美龄亲笔英文签名“Meyling Soong Chiang”、篆体朱文印章“蒋宋美龄”，以及亲历者签名，他们是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专机驾驶员的罗亚尔·伦纳德（Royal Leonard），还有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和张学良飞行团队总机师朱利叶斯·巴尔（Julius Barr）。“这算是孤本了吧？”杨先生说。
杨先生还向《新民周刊》记者道出一个细节：“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坐张学良的波音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里昂随行。当时驾驶飞机的是张学良专机飞行员伦纳德、里昂等。飞机抵达洛阳后，蒋介石改乘南京方面的容克飞机，而张学良仍乘坐波音飞机。当时，机组人员判断波音飞机可以甩开南京方面的护航飞机，飞到对张学良来说很安全的地方。可是，张学良拒绝了。”
在伦纳德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中，亦曾如此记录从洛阳起飞后的情形：“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没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和公开的回忆录相比，私人信件的真实性、可信度，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作为参照物。在里昂旧藏中，有一封张学良写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一月六日的手书，其中有如下内容：“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1937年1月6日，张学良已经随他信中所称介公的蒋介石，抵达南京。从这封“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可见，当时他确实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想法。
同样是私人信件，里昂与外祖母简·杭特女士（Jane C Hunter）以及家人的通信，不仅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局势，还对印证乃至解开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细节，不无补益。比如西安事变之后，一封1937年1月18日他写给外祖母的信中，如此写道：“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同詹姆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9日从西安逃了出来，11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里昂信中提及的詹姆士·奥德，是英籍人士，张学良当时的管家。信中同时还记载着当时颇复杂的间谍活动，比如尾随跟踪5名美国人的俄国人，以及逮捕了一名代号为“匹克”（Pick）的欧洲双面间谍。
岚·里昂（Hylan“Bud” Lyon），一个在早前的中国近代史中并不显眼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4年4月的报端。《扬子晚报》一篇《张学良随从战争日记重见天日，数千旧照再现淞沪血战》的报道，被媒体广为转载。报道中提到，“苏州商人杨先生自称手中有几千张淞沪会战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
报道公开后，也有人质疑，认为这些照片不都是海岚·里昂所拍摄，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报道提及，作为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拍摄了数千张照片。而“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囚禁起来，作为随从，他怎么会出现在上海，并在中日两军对垒时，近距离拍摄到双方的照片呢？
《扬子晚报》的报道刊登了上海“大世界”被炸成废墟的一幅照片，浙江大学的沈弘教授提出，“大世界”被炸实际系当时中国空军失误造成；另一幅图片说明为“轰炸结束后，上海街头尸横遍地，图中站立者为里昂”，沈弘认为：“实际上图中的站立者并不是所谓的美国人里昂，而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特派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更是称：“张学良所有留下的资料都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凡是学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大概都没听过张学良身边有海岚·里昂这号人物。”
带着疑问，记者几经辗转，终于在上海长宁区的一栋商务楼里，与不愿向公众透露名字的杨先生会面。杨先生1991年起赴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如今被美国公司派驻上海，每半年去一趟美国、加拿大。他的家依然安在苏州，一般情况下，每逢双休日、节假日就会回到苏州。
抗战从何时开始？
“这是张作霖追悼会，你看，这是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送的花圈。”一落座，杨先生就给记者看里昂旧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2013年3月20日邦瀚斯拍卖所得，如今是杨家的家族收藏品。
杨先生给记者掰着指头算：“我们常说‘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也有人认为，抗战应该打了14年，那是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偷袭沈阳北大营算起。当然，如果要算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则要晚到1941年12月9日。然而，从海岚·里昂收藏的照片，其实是可以印证，抗战的起始日期，我觉得应该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面对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团组成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寻求列强支持，特别是与日本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在北京达成秘密谅解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可日本人逼迫更急，希望进一步在东北开矿、设厂、移民，乃至在葫芦岛修筑大港。内有北伐军挑战，外有日本人威逼，张作霖这个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遂从中南海出走，在前门车站踏上了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专列，从北京回返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轰然炸响，遇刺的张作霖当日逝世，终年53岁。张作霖遇刺前一天——6月3日，也正是被张作霖称为“小六子”的张学良27岁生日。
张作霖身亡时，北伐军刚刚进入北京，直到6月28日才更名北平。而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时间是1928年12月29日。“国际上，许多国家和民间人士，认为张作霖身亡时仍是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即使是内战双方，也都看得到张作霖的地位。你日本的正规军——精锐之师关东军，把一国领导人给炸死了，这和宣战有什么区别呢？”杨先生如此说道。
事实上，确如杨先生所说，张作霖去世后，不仅北洋阵营的曹锟、段祺瑞、吴佩孚致了挽联，属于北伐军阵营的李宗仁、白崇禧同样也发来了挽联。而里昂旧藏的关于皇姑屯事件的照片中，有一张明确显示——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男爵田中义一送来的花圈。田中义一不仅与张作霖有私交，在军事、政治上更与关东军的激进派有所不同。这位“老狐狸”的如意算盘是——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满蒙与关内分离，如此一来，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皇姑屯一声炸响，不单送了张作霖的命，更让田中义一懊恼不已。田中当时流着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 ：“一切都完了。”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趟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也便脱离了田中预设的轨道。
围绕田中义一有一桩“悬案”。是当时抗战期间，中国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田中义一曾秘密上奏昭和天皇，其中有一句话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二战之后，在位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秦德纯并未能确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如今，找得到最接近田中奏折的内容，是曾就职于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所言。1940年，铃木称，他与时任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于1927年密谋，要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铃木甚至点明，所谓“满蒙”，指的是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外蒙古而言。
亲历西安事变
那么，拥有张作霖追悼会原始照片的这位海岚·里昂，到底是何许人也？邦瀚斯拍卖公司官网文章《西安事变：海岚·里昂的历史资料》（The Xi’an Incident： The Papers of Hyland “Bud” Lyon）显示，出生于1908年的海岚·里昂，于1925年至1934年曾当过好莱坞演员。在邦瀚斯提供的里昂藏品资料中，有他担任普通演员、特技演员、飞机师和修车技工的照片。 邦瀚斯官网显示，1934年，里昂倾慕已久的好莱坞演员克莱尔（Dee St.Claire）来到上海。《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照片中，看到一张妙龄白人女子的照片，即为克莱尔。注释中称她为“showgirl”，直译过来应是“歌舞女郎”的意思。注释称里昂为了她来到上海。之后，里昂往来于上海、昆明等许多城市，尝试不同的工作机会。他倾慕的克莱尔回到了美国，他却留在了中国。“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他爱慕的人离开了，他却留了下来。看来，中国的魅力，比他爱慕的这位克莱尔还大。”杨先生感慨道。
在一封1935年1月2日写给外祖母的信中，里昂如此写道：“去年11月27日上午，我接到电话，张学良大元帅的机械师叫我马上前往龙华机场，说有工作给我做。龙华机场位于上海南边10英里处……我抵达龙华机场后，科尔告诉我大元帅从美国订了两架飞机，今早刚刚送到，但还未组装，零件还在箱中……张大元帅的飞机本应送往南边100英里处的杭州空军基地，或内陆575英里外的汉口军营，然而因为木箱体积庞大，才决定在上海就地组装，组装好再将飞机飞到内陆。”两个星期后，里昂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原本已经拒绝他的中国航空公司，转而决定聘请他做永久职员。
邦瀚斯公司官网上一篇《原汁原味的中国》如此写道：“里昂先生随后飞遍全中国，有时修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时收拾坠机残骸，每次必照相记录，并写信回家。”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甚至在飞机上航拍到红军渡赤水的照片。
邦瀚斯公司称，被公司派往各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里昂应张学良飞行团队负责人朱利叶斯·巴尔之约，出任张学良专机副驾驶，不久后又成为了张学良特别信任的随从。记者看到一本里昂的日记本，封皮上有烫金印刷楷体字“兰安 上海 中国航空公司”字样，其中“兰安”应是“Lyon”的另一种音译。这本日记本里，记录了作为飞行员应该记住的乘客密语化名。比如阎百川，也就是阎锡山，被称作“进密”；宋子文被称作“咸密”……，还有一位在本名栏里标明“严先生”，被称为“年密”，杨先生认为可能是苏州木渎人士严家淦。《新民周刊》记者了解，严家淦在蒋介石去世后，曾作为蒋经国接班前的过渡人物，当选过台湾地区“总统”，可1937年前后，他年资尚轻，不过是个厅局级官员。此“年密”到底是何许人也，还有待考证。
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1936年，里昂被派到汉口担任教官。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他与另一名机械师紧急前往西安。在邦瀚斯公司提供的里昂旧藏里，有一份记载为1936年12月15日的文件，如此写道：“我们被军警包围，不准离开空军基地，不准碰自己的个人财物，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资料显示，西安事变期间，里昂与另外几名飞机驾驶者负责来回接送会谈人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后，两人一同飞回南京时，里昂就在那架飞机上。
从纽约邦瀚斯拍场带回里昂旧藏的杨先生，这一年多都在研究这数千张照片、底片，以及书信、杂件。在一封1936年9月12日张群写给蒋介石的密件中，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张群称，其接获驻日大使许世英传来电报，说明日方有意愿重启谈判，但又担心张学良此际投效抗日势力。许世英亦表示，日方担心抗日事件与日俱增，要求蒋介石展现决心，管好属下，弥平抗日势力。
张群于信末表示，这可能是日方的最后通牒。
“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不知为何落到了张学良手里，使得他得知蒋介石宁可与日军谈判，而不愿与共军谈判。”杨先生认为，这封信对研究西安事变的起因，极为关键。
还有一本酒红色封面精装本的《西安半月记》，有宋美龄亲笔英文签名“Meyling Soong Chiang”、篆体朱文印章“蒋宋美龄”，以及亲历者签名，他们是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专机驾驶员的罗亚尔·伦纳德（Royal Leonard），还有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和张学良飞行团队总机师朱利叶斯·巴尔（Julius Barr）。“这算是孤本了吧？”杨先生说。
杨先生还向《新民周刊》记者道出一个细节：“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坐张学良的波音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里昂随行。当时驾驶飞机的是张学良专机飞行员伦纳德、里昂等。飞机抵达洛阳后，蒋介石改乘南京方面的容克飞机，而张学良仍乘坐波音飞机。当时，机组人员判断波音飞机可以甩开南京方面的护航飞机，飞到对张学良来说很安全的地方。可是，张学良拒绝了。”
在伦纳德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中，亦曾如此记录从洛阳起飞后的情形：“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没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和公开的回忆录相比，私人信件的真实性、可信度，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作为参照物。在里昂旧藏中，有一封张学良写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一月六日的手书，其中有如下内容：“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1937年1月6日，张学良已经随他信中所称介公的蒋介石，抵达南京。从这封“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可见，当时他确实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想法。
同样是私人信件，里昂与外祖母简·杭特女士（Jane C Hunter）以及家人的通信，不仅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局势，还对印证乃至解开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细节，不无补益。比如西安事变之后，一封1937年1月18日他写给外祖母的信中，如此写道：“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同詹姆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9日从西安逃了出来，11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里昂信中提及的詹姆士·奥德，是英籍人士，张学良当时的管家。信中同时还记载着当时颇复杂的间谍活动，比如尾随跟踪5名美国人的俄国人，以及逮捕了一名代号为“匹克”（Pick）的欧洲双面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