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2月17日)
　　与两个多月前2009年度国家教学名师评选被曝出90％名师有各种官衔，其中20位是高校“校座”的新闻相比，舆论对于8成新当选院士是官员，已经显得有些见怪不怪了——对于荣誉性的教学名师头衔，官员都不愿意放弃，更何况这个传说中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一直不退休、由此登上“学术最高点”的院士头衔，那自然是在学校与学术机构工作的官员们最大的梦想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官员们有这样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
　　曾经有一个专家给我描述这样一条路径：一个学识很一般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想办法谋得了某校系主任职务，在这个职务上，他利用手法，让系里所有(或部分)副教授、教授，都心甘情愿地在发表文章、申请课题、申报奖项时都署上自己的姓名；因此，一两年期间，他可发表数十篇论文、撰写几本专著、获得多项课题，并取得多项大奖；利用这些“成果”，他再谋得院长职位；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更是如鱼得水……转眼十几年，即成就为院士。
　　这看似天方夜谭，却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而且现实之中，确实也有人这么做着。只要当官，之前稍微有一定学术积累，不出意外，这个人会很快成为“学术明星”，进而成为学术大腕。
　　官出院士，这甚至是当前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体系的必然。当学术权和行政权纠缠在一起之后，高校和学术机构内产生一个新的集学术与官员为一体，比学者、官员威力强大数倍的“学官”群体。何谓“学官”，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学术界的官员，而是通吃官场、教育界、学术界、企业界这样一种人物。举例来说，某个政府部门官员，被任命为高校领导后，不出一个月，这位官员会被评为大学的教授；再接着一个月，这个官员接受采访时，会被媒体誉为教育家；半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巳发表几篇论文、甚至出版一本至少是主编的图书；期间，还有可能被改选、增补为某个校办企业的董事长之类。也就是说，在不到半年之内，这个政府官员可在大学之内摇身变为副部长级高官、著名教育家、著名学者以至著名企业家。
　　这种官出教育家、学者、院士的必然，同时也孕育另一种必然，教育质量必然下滑，学术风气必然败坏。近年来，高校已经意识到行政权与学术权不分的严重危害，一些高校也在构思分离机制，但在构思或实践过程中，一个关键点始终未被触及，即从利益回避出发，一旦某个学者担任学校领导岗位，将不得再从事学术，学术和行政必须两选一，而不得均沾。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规则。否则，就无法避免行政力量用权瓜分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制造教育评价与学术评价不公平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负责人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这貌似很有道理，但是从捍卫学术的尊严出发，这违背了基本的行政与学术分离的原则，最终导向的结果是，所有学者追逐官位，并通过官位实现“学术理想”。我国迄今已有两院院士近2000人，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大师级人物?我国的科研国际竞争力又是如何呢?这难道不值得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的两院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