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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传奇。她有足够的理由享受别人的照顾——双腿齐腰截断。然而，在湘潭市社会福利院，她却护理过近130多名孤儿。她叫许月华，今年56岁，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妈妈”。
12岁那年，许月华不幸被火车轧去双腿。醒来时，她成了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17岁的许月华来到湘潭市社会福利院后，吃、穿、住、行都有了着落。“我这么年轻，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不!我一定要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许月华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但是，没有双腿，谈何做事呢?她决定先学会走路。于是，她找来两条一样高的小板凳，两手分别撑上一条，一步一步向前移，每天天未亮就开始训练。手上的血泡成了厚茧，瘦小的胳膊变得粗壮有力，许月华终于成功了。她格外高兴，似乎那失去的双腿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上。
因自己处境清苦，对苦难感受深刻，许月华非常同情福利院里的孤残儿童。当时，湘潭市社会福利院从事护理工作的正式员工只有一人，要料理10多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许月华便经常自愿、主动帮忙，她撑着小板凳，为孩子们缝补浆洗、纳鞋底、织毛衣、喂饭、端屎尿，成为了福利院不可缺少的一名“正式”员工。
如今，130多位亲手带大的孩子，几乎音信全无。对此，许月华并不后悔，她始终认为，孩子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他们的福分。但是，她说“想孩子们”。
微软创办人盖茨接受英国BBC访问时表示，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回味，盖茨的“裸捐”给了我们三重启示：
其一，该如何拥有正确的财富观?盖茨还曾说过一句话，名下的巨额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钢铁巨头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如果能理解这种价值趋向，就会明白盖茨裸捐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
其二，该如何对待财富代际转移?曾有学者对江浙富豪做过调查发现：家产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应该说，民间财富代际转移，谁也不宜置喙。但借用盖茨的话说，将财富全部留给子女，肯定不是“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其三，该如何保证善款得到善用?盖茨裸捐，表明了他对基金会的高度信任。我们知道，盖茨夫妇为基金会制定了“15条军规”，为保证善款能用得其所，该基金会明确表示欢迎外部监督，甚至鼓励举报者直接向司法机关检举。这种近乎苛刻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也许囿于国情及心理传统，让富豪悉数放弃财富投身于慈善事业，是一种道德苛责。但在中国慈善家的年龄逐渐老龄化的当下，如何引领包括富豪在内的国人“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如何形成“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应是每个人都该思索的命题。
不得不承认，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身家显赫的富豪，也不缺少好善乐施的好人，缺的恰恰是既有钱又懂行善之士。从为富不仁的烧钱游戏，到用钱砸人式炫富斗富，富人圈子里的种种行为总是让人感到沉重和心寒。尤其是随着“富二代”群体的登台以及“富二代”现象的涌现，普通大众对富人的认同感与接纳度降至前所未有的低谷。无论是“富裕沦为蔑视公平的丑陋标签”，还是“有钱异化成吝啬抠门的专属名词”，都道出了社会对于富而不仁现象的群体性焦虑。
幸好还有陈光标等人，不然公众对“中国式富豪”会更加绝望。从规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到频频曝出的“诈捐门”，再到担心“劝捐”而拒绝参加慈善晚宴，富人们的“伪慈善”与“假爱心”面目一次次被戳穿，留下的是“吝啬鬼”和“守财奴”的负面性公共形象。陈光标等人的出现，有着标本意义，至少让社会大众略微感觉到，比尔·盖茨与巴菲特不仅仅存在于外国，中国也有乐于慈善事业的富豪。美国佛蒙特州第35届全美臭鞋大赛，由一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11岁少女翠娜特·罗宾逊勇夺冠军，获颁冠军黄金奖杯。她那双夺冠的臭鞋，也将保存在臭鞋纪念馆展示。
冠军翠娜特表示，她常常穿着这双鞋参加女童军、社会慈善活动等，累积了她这些年的所有气味。翠娜特的臭鞋，成功击败其他9位晋级“臭鞋”决赛的参赛者，并赢得纽约免费机票、奖杯、除臭产品及约合1.7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有关媒体报道，据推算，全国每年丢失身份证的人约在100万以上。但是由于目前公安信息系统的权限设置，一般民警很难查到公民挂失身份证的记录，即便查询，其手续也较为复杂。换句话说，丢失的身份证无法像挂失的银行卡一样自动作废，很可能成为“不定时炸弹”存在于某处，不知何时突然引爆。
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像“不定时炸弹”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引爆，并引发了多起“乌龙”案件。2010年7月16日晚，从未出过省的19岁陆丰籍打工妹林贝欣，因为几年前身份证丢失被人冒用，结果“涉嫌盗窃”被警方拘押。2010年7月27日，在中山打工的22岁贵州女孩王成娇，因身份证遭窃成了参与安徽固镇县一起案值2万多元诈骗案的嫌疑人，被警方当成“通缉犯”扣押。这些“乌龙”案件的发生，似乎正表明“保护我们安全的身份证”正在远离其本身蕴含的“身份证是为了证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的初衷。
对于身份证的“安全”问题，公安部在去年3月初就相关问题作出过答复。比如，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公民在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时，各相关证件使用部门负有核对人、证一致性的义务，确认无误后方可为持证人办理相关业务。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丢失证件者毋须对自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尽管有此答复，可在现实中，因为身份证丢失或者被冒用，很多人还是为自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并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有个班由41名男生组成，这学期他们在学习之外有了份兼职——打扫男生宿舍楼厕所。兼职是有收入的，同学们也很在乎这份工作，因为他们的所有收入是用来帮助班里几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
2008年的时候，为帮班里两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班长田文龙曾动员同学通过捐款、摆地摊、做餐馆钟点工等方式，为他们筹款维持学业。
看到班里还有几名家境困难的同学，田文龙就向学校申请承包“全体男生宿舍楼卫生间、水房、楼道、楼梯”的清扫工作，并请班里41名男生都参与进来。学校答应每月付给他们3000元酬劳。
要发动全班同学都去扫厕所，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有的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根本不愿意做这些事。19岁的陈鑫来自黄陵县店头镇，在家里父母都不让他干什么重活，来学校扫厕所，他很不情愿。为了说服他，田文龙给他做了三天思想工作，陈鑫才答应参加这项活动。“后来看到我的劳动能帮助同学，我也觉得挺高兴。”陈鑫说。
就这样，该班41名男生目前都加入了这项活动。学校有4栋男生宿舍楼，共18个卫生间。同学们两人一组，每天早晚各清扫一次厕所。
清扫厕所时，看到饮料瓶，同学们还会顺手捡起，拿回宿舍，每过几天，就集中到一起，用编织袋装起来，拿到校外的回收站卖掉。中秋节时，他们还走出校门，到附近的长安南路、小寨等地沿途捡拾矿泉水瓶。
田文龙给同学们下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至少捡10个矿泉水瓶。在该班男生所住的6号公寓楼6个宿舍内，每个宿舍内的架子床下、衣柜空隙里、桌子底下，凡是能放东西的地方几乎都整整齐齐地塞满了矿泉水瓶。
田文龙说，这学期以来，他们捡矿泉水瓶已经卖了420元。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这420元是如何花的：补助郭万有同学180元，补助田召同学120元，补助邵权同学120元。
郭万有来自礼泉县，父亲常年患有心脏病，家里的农活都靠母亲一人，年迈的奶奶也疾病缠身，贫困的家境让他常常无法安心学习。当生活委员郭哲将180元递到郭万有手里时，不善言辞的郭万有颤抖着双手接过了这笔钱。“这些孩子能为别人着想，真的挺不错!”该班班主任黄老师说。
生于1991年的田文龙，说起话来，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成熟和干练，又有着农村学生的淳朴与可爱。他为什么愿意这样费尽心思地去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呢?
对此，田文龙说：“我家在黄陵县田庄镇一个农村，经济情况不太好。每到夏忙季节，我家收麦子时，村里人都会帮助我家。2006年秋收季节，我父亲患了心脏病，在西安做手术，家里的玉米也都是村人帮着收的。初三时，我成绩不是很好，老师常常在下了晚自习后，主动找我帮我补课到深夜十一二点。这些经历都感动、影响着我。所以，现在在学校，能帮助别人多少，我就帮助多少。我一直相信，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
(编辑 白鸟)
12岁那年，许月华不幸被火车轧去双腿。醒来时，她成了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17岁的许月华来到湘潭市社会福利院后，吃、穿、住、行都有了着落。“我这么年轻，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不!我一定要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许月华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但是，没有双腿，谈何做事呢?她决定先学会走路。于是，她找来两条一样高的小板凳，两手分别撑上一条，一步一步向前移，每天天未亮就开始训练。手上的血泡成了厚茧，瘦小的胳膊变得粗壮有力，许月华终于成功了。她格外高兴，似乎那失去的双腿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上。
因自己处境清苦，对苦难感受深刻，许月华非常同情福利院里的孤残儿童。当时，湘潭市社会福利院从事护理工作的正式员工只有一人，要料理10多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许月华便经常自愿、主动帮忙，她撑着小板凳，为孩子们缝补浆洗、纳鞋底、织毛衣、喂饭、端屎尿，成为了福利院不可缺少的一名“正式”员工。
如今，130多位亲手带大的孩子，几乎音信全无。对此，许月华并不后悔，她始终认为，孩子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他们的福分。但是，她说“想孩子们”。
微软创办人盖茨接受英国BBC访问时表示，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盖茨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回味，盖茨的“裸捐”给了我们三重启示：
其一，该如何拥有正确的财富观?盖茨还曾说过一句话，名下的巨额财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钢铁巨头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如果能理解这种价值趋向，就会明白盖茨裸捐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
其二，该如何对待财富代际转移?曾有学者对江浙富豪做过调查发现：家产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应该说，民间财富代际转移，谁也不宜置喙。但借用盖茨的话说，将财富全部留给子女，肯定不是“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其三，该如何保证善款得到善用?盖茨裸捐，表明了他对基金会的高度信任。我们知道，盖茨夫妇为基金会制定了“15条军规”，为保证善款能用得其所，该基金会明确表示欢迎外部监督，甚至鼓励举报者直接向司法机关检举。这种近乎苛刻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也许囿于国情及心理传统，让富豪悉数放弃财富投身于慈善事业，是一种道德苛责。但在中国慈善家的年龄逐渐老龄化的当下，如何引领包括富豪在内的国人“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如何形成“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应是每个人都该思索的命题。
不得不承认，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身家显赫的富豪，也不缺少好善乐施的好人，缺的恰恰是既有钱又懂行善之士。从为富不仁的烧钱游戏，到用钱砸人式炫富斗富，富人圈子里的种种行为总是让人感到沉重和心寒。尤其是随着“富二代”群体的登台以及“富二代”现象的涌现，普通大众对富人的认同感与接纳度降至前所未有的低谷。无论是“富裕沦为蔑视公平的丑陋标签”，还是“有钱异化成吝啬抠门的专属名词”，都道出了社会对于富而不仁现象的群体性焦虑。
幸好还有陈光标等人，不然公众对“中国式富豪”会更加绝望。从规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到频频曝出的“诈捐门”，再到担心“劝捐”而拒绝参加慈善晚宴，富人们的“伪慈善”与“假爱心”面目一次次被戳穿，留下的是“吝啬鬼”和“守财奴”的负面性公共形象。陈光标等人的出现，有着标本意义，至少让社会大众略微感觉到，比尔·盖茨与巴菲特不仅仅存在于外国，中国也有乐于慈善事业的富豪。美国佛蒙特州第35届全美臭鞋大赛，由一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11岁少女翠娜特·罗宾逊勇夺冠军，获颁冠军黄金奖杯。她那双夺冠的臭鞋，也将保存在臭鞋纪念馆展示。
冠军翠娜特表示，她常常穿着这双鞋参加女童军、社会慈善活动等，累积了她这些年的所有气味。翠娜特的臭鞋，成功击败其他9位晋级“臭鞋”决赛的参赛者，并赢得纽约免费机票、奖杯、除臭产品及约合1.7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有关媒体报道，据推算，全国每年丢失身份证的人约在100万以上。但是由于目前公安信息系统的权限设置，一般民警很难查到公民挂失身份证的记录，即便查询，其手续也较为复杂。换句话说，丢失的身份证无法像挂失的银行卡一样自动作废，很可能成为“不定时炸弹”存在于某处，不知何时突然引爆。
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像“不定时炸弹”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引爆，并引发了多起“乌龙”案件。2010年7月16日晚，从未出过省的19岁陆丰籍打工妹林贝欣，因为几年前身份证丢失被人冒用，结果“涉嫌盗窃”被警方拘押。2010年7月27日，在中山打工的22岁贵州女孩王成娇，因身份证遭窃成了参与安徽固镇县一起案值2万多元诈骗案的嫌疑人，被警方当成“通缉犯”扣押。这些“乌龙”案件的发生，似乎正表明“保护我们安全的身份证”正在远离其本身蕴含的“身份证是为了证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的初衷。
对于身份证的“安全”问题，公安部在去年3月初就相关问题作出过答复。比如，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公民在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时，各相关证件使用部门负有核对人、证一致性的义务，确认无误后方可为持证人办理相关业务。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丢失证件者毋须对自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尽管有此答复，可在现实中，因为身份证丢失或者被冒用，很多人还是为自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并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有个班由41名男生组成，这学期他们在学习之外有了份兼职——打扫男生宿舍楼厕所。兼职是有收入的，同学们也很在乎这份工作，因为他们的所有收入是用来帮助班里几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
2008年的时候，为帮班里两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班长田文龙曾动员同学通过捐款、摆地摊、做餐馆钟点工等方式，为他们筹款维持学业。
看到班里还有几名家境困难的同学，田文龙就向学校申请承包“全体男生宿舍楼卫生间、水房、楼道、楼梯”的清扫工作，并请班里41名男生都参与进来。学校答应每月付给他们3000元酬劳。
要发动全班同学都去扫厕所，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有的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根本不愿意做这些事。19岁的陈鑫来自黄陵县店头镇，在家里父母都不让他干什么重活，来学校扫厕所，他很不情愿。为了说服他，田文龙给他做了三天思想工作，陈鑫才答应参加这项活动。“后来看到我的劳动能帮助同学，我也觉得挺高兴。”陈鑫说。
就这样，该班41名男生目前都加入了这项活动。学校有4栋男生宿舍楼，共18个卫生间。同学们两人一组，每天早晚各清扫一次厕所。
清扫厕所时，看到饮料瓶，同学们还会顺手捡起，拿回宿舍，每过几天，就集中到一起，用编织袋装起来，拿到校外的回收站卖掉。中秋节时，他们还走出校门，到附近的长安南路、小寨等地沿途捡拾矿泉水瓶。
田文龙给同学们下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至少捡10个矿泉水瓶。在该班男生所住的6号公寓楼6个宿舍内，每个宿舍内的架子床下、衣柜空隙里、桌子底下，凡是能放东西的地方几乎都整整齐齐地塞满了矿泉水瓶。
田文龙说，这学期以来，他们捡矿泉水瓶已经卖了420元。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这420元是如何花的：补助郭万有同学180元，补助田召同学120元，补助邵权同学120元。
郭万有来自礼泉县，父亲常年患有心脏病，家里的农活都靠母亲一人，年迈的奶奶也疾病缠身，贫困的家境让他常常无法安心学习。当生活委员郭哲将180元递到郭万有手里时，不善言辞的郭万有颤抖着双手接过了这笔钱。“这些孩子能为别人着想，真的挺不错!”该班班主任黄老师说。
生于1991年的田文龙，说起话来，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成熟和干练，又有着农村学生的淳朴与可爱。他为什么愿意这样费尽心思地去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呢?
对此，田文龙说：“我家在黄陵县田庄镇一个农村，经济情况不太好。每到夏忙季节，我家收麦子时，村里人都会帮助我家。2006年秋收季节，我父亲患了心脏病，在西安做手术，家里的玉米也都是村人帮着收的。初三时，我成绩不是很好，老师常常在下了晚自习后，主动找我帮我补课到深夜十一二点。这些经历都感动、影响着我。所以，现在在学校，能帮助别人多少，我就帮助多少。我一直相信，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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