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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向我们展示了法国农民的自身变迁过程。这对于处于转型期路口的中国农民以很大的启发，中国农民应该抓住时代机遇，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出路。
[关键词]传统；现代化；农民的终结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4-0096-02
《农民的终结》一书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作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走向终结。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 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者“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的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值并不会因此大幅度的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原因，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须的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1〕孟德拉斯为我们展示了法国农民的景象，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那么中国农民将走向何处?
一、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无时不在争夺自己的地盘，这是不可避免的。以新技术的推广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与市场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上的改善。从历史长河上看来，中国农民对新技术的采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时间都短，这说明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农业技术推广仍旧步履维艰，这是为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在乡村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紧密地相互依存的。“一个表面看来温和的技术变化，其间接结果却可能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嘈杂之声和神话般的虚构，带来由于它的导入而加剧了的农业劳动者内心深处的焦虑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紧张局面。”〔2〕因此，当变革会引起一系列的反映时，其阻力总是很大。传统乡村的秩序空间表现为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互惠行为、情感归属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家族制度等等，都与传统的农耕技术密不可分。技术上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新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为什么如此缓慢。农民不是不接受新技术，而是接受了新技术，就必须也要接受随新技术而来的一切变革，“农民之所以在一切新事物面前都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已模糊地意识到，最小的技术变化也会带来影响”。〔3〕
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还表现在“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在现代化叙事中的行为逻辑。社会精英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资源，“通过具正当性之权利的运作，以其既定之有限的认知，一方面诠释了“现代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挥舞着“现代化”的法器，撒豆成兵般地以具体的“政策”和行动纲领(如废科举兴新学)来贯彻其理念及信仰。”〔4〕社会精英决定了“现代化”的实践的具体内容和方式，这种以制度化形式的实践场域来呈现“现代化”，涉及的是具集体利益的所谓公共场域，而忽视了个体的私人生活世界领域。社会精英的这种以话语带动出“政策”且极具集体能动性的社会动员为目标的现代化实践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旧有的制度，重建新秩序。与社会精英的行为逻辑相反，社会大众努力挣脱“现代化”的魔障。“作为承受者，社会大众并非如社会精英一般，会较常抽离以‘我’为中心的自身……以环绕自己之身躯来建构之‘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或顶多是由‘我’为中心而依亲疏远近向外扩散之人际网络建构起来的，依利益或情感为分殊基础，具区域联防性的‘区域’世界观。”〔5〕社会大众在其私人生活世界中，运用惯习中既有的实作理路来应变。社会大众展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种“本土传统”对抗“外来现代”所撑出的无形威力，也同时让两者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有了对话，并产生某中巧妙的结合。”〔6〕这也是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大众表现出来的与社会精英的不一般的行为逻辑。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民没有表现出像法国农民那样的主观能动性，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缓慢也就可想而知。
二、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时空
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步离开土地、离开农业流向城市，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农民不再仅仅满足于稳定的生存状态，也在努力地追求发展。农民要取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空间，使自己的时间能够转化为社会时间，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
我国农民获致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时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农民私人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二农民集体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三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致发展型社会时空；四农民以务工形式获致发展型社会时空。改革开放前，农民只能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耕作，以集体的形式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改革开放后，农民首先以家庭的形式获致了生存型社会时空，由于社会时间很少，农民为了将自己大量的剩余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开始积极寻找发展型社会空间，“民工潮”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解放后，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生产积极性非常高，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在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下，农村这一变革相当平稳。“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农民没有了私有的社会空间，而是“共有”的社会空间，农民的时间能否转化为社会时间要由高级社进行安排，社会时间的分配也由国家领导下的高级社来进行。”〔7〕1957年后，國家为了完成工业化，又倡导在农村组织人民公社，这样国家就可以方便地占有农民的社会时间。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社会时空的集体化程度很高，其行动也受到很大约束，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谋生存。在我国农村，农民的时间分配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农民一年中的社会时间只有三个月，孟德拉斯也有类似的话语“在过去的农业实践中，佣人和短工的工资大概是标示时间的价值的最好指数。用货币这个始终相等的单位来衡量时间这个易变的单位，是一种少有的情况。季工在从圣约翰日到诸圣瞻礼节的夏季租种土地，但他的工资几乎与全年租种土地的人一样多：夏季的四个月几乎与全年的时间具有同样的“价值”。〔8〕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的行动由于受到制度的限制，使自己大量的剩余时间无法转化为社会时间，所以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农村非常落后。
农民获致社会时空主要受国家和市场两个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转型期，取消户籍，国家放松管理，农民更多受到市场的影响，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农民都在尽可能的追求发展型社会空间，主要是进城务工。孟德拉斯说：“时间在农村和城市里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9〕城市的社会空间非常广阔，人们在其中总能寻找到某个机会，将自己的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这或许也是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到城市去寻找发展的原因。法国农民逐步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转化为非农业的劳动者，这是其农村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中国，从某个意义上，农民进城务工只是为了赚钱，真正能在城市居住、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的又有几个。农民是农村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农民这种离开土地，流入城市务工的途径从长远大计来看将是对农村现代化的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都转移到农村，就算是流入了城市，最后还是要回到农村，这一点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最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彻底的转移，而我国只是“暂时的转移”，农民工中的大部分最后还要回到农村。社会学家李强在分析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时，提出了“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思路，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会生活在农村地区，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在这些地区推进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乡村生活的城市化反而是一条比较实际的道路。”〔10〕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正是孟德拉斯所描述的法国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的结果。中国农民的最终出路还在农村，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三、小结
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步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转化为非农业的劳动者。即使是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的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渐渐消失，新型的农业劳动者人数也极少。孟德拉斯将这种现象称为“农民的终结”。在转型期，中国农民到底应该如何行动?只有寻求自身的内源发展，中国农民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出路。李培林在译言中说：“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已经成为新三农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成为现在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问题。”关于农民工、失地农民的立法等还没有实现，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而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又难以融入城市，产生各种问题。中国农民绝对数量太大，仅靠这种途径是很难实现农民的终结。中国农民只有向西方已经完成飞跃的国家学习，就地实现现代化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才是中国农民的真正出路。
“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农业就业人员达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1.5亿农村劳动力。”〔13〕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失地农民面临很多问题，城市的社会空间再大，其容纳力还是有个限度的，中国农民的去向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为我们展示了法国农民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景象，对我们应该是个极大的启示。我们应该重新认真思考一下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出路问题。
[参考文献]
〔1〕〔2〕〔3〕〔8〕〔9〕〔13〕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126，34，61，58，8.
〔4〕〔5〕〔6〕叶启政.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7，158，160.
〔7〕严新明.生存与发展：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5.
〔10〕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48.
〔11〕埃费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T·伯德格.乡村的社会变迁〔M〕.王晓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2〕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佳 忠〕
[关键词]传统；现代化；农民的终结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4-0096-02
《农民的终结》一书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作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走向终结。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 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者“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的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值并不会因此大幅度的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原因，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须的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1〕孟德拉斯为我们展示了法国农民的景象，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那么中国农民将走向何处?
一、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无时不在争夺自己的地盘，这是不可避免的。以新技术的推广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与市场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上的改善。从历史长河上看来，中国农民对新技术的采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时间都短，这说明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农业技术推广仍旧步履维艰，这是为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在乡村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紧密地相互依存的。“一个表面看来温和的技术变化，其间接结果却可能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嘈杂之声和神话般的虚构，带来由于它的导入而加剧了的农业劳动者内心深处的焦虑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紧张局面。”〔2〕因此，当变革会引起一系列的反映时，其阻力总是很大。传统乡村的秩序空间表现为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互惠行为、情感归属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家族制度等等，都与传统的农耕技术密不可分。技术上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新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为什么如此缓慢。农民不是不接受新技术，而是接受了新技术，就必须也要接受随新技术而来的一切变革，“农民之所以在一切新事物面前都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已模糊地意识到，最小的技术变化也会带来影响”。〔3〕
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还表现在“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在现代化叙事中的行为逻辑。社会精英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资源，“通过具正当性之权利的运作，以其既定之有限的认知，一方面诠释了“现代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挥舞着“现代化”的法器，撒豆成兵般地以具体的“政策”和行动纲领(如废科举兴新学)来贯彻其理念及信仰。”〔4〕社会精英决定了“现代化”的实践的具体内容和方式，这种以制度化形式的实践场域来呈现“现代化”，涉及的是具集体利益的所谓公共场域，而忽视了个体的私人生活世界领域。社会精英的这种以话语带动出“政策”且极具集体能动性的社会动员为目标的现代化实践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旧有的制度，重建新秩序。与社会精英的行为逻辑相反，社会大众努力挣脱“现代化”的魔障。“作为承受者，社会大众并非如社会精英一般，会较常抽离以‘我’为中心的自身……以环绕自己之身躯来建构之‘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或顶多是由‘我’为中心而依亲疏远近向外扩散之人际网络建构起来的，依利益或情感为分殊基础，具区域联防性的‘区域’世界观。”〔5〕社会大众在其私人生活世界中，运用惯习中既有的实作理路来应变。社会大众展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种“本土传统”对抗“外来现代”所撑出的无形威力，也同时让两者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有了对话，并产生某中巧妙的结合。”〔6〕这也是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大众表现出来的与社会精英的不一般的行为逻辑。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民没有表现出像法国农民那样的主观能动性，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缓慢也就可想而知。
二、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时空
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步离开土地、离开农业流向城市，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农民不再仅仅满足于稳定的生存状态，也在努力地追求发展。农民要取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空间，使自己的时间能够转化为社会时间，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
我国农民获致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时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农民私人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二农民集体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三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致发展型社会时空；四农民以务工形式获致发展型社会时空。改革开放前，农民只能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耕作，以集体的形式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改革开放后，农民首先以家庭的形式获致了生存型社会时空，由于社会时间很少，农民为了将自己大量的剩余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开始积极寻找发展型社会空间，“民工潮”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解放后，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生产积极性非常高，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在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下，农村这一变革相当平稳。“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农民没有了私有的社会空间，而是“共有”的社会空间，农民的时间能否转化为社会时间要由高级社进行安排，社会时间的分配也由国家领导下的高级社来进行。”〔7〕1957年后，國家为了完成工业化，又倡导在农村组织人民公社，这样国家就可以方便地占有农民的社会时间。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社会时空的集体化程度很高，其行动也受到很大约束，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谋生存。在我国农村，农民的时间分配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农民一年中的社会时间只有三个月，孟德拉斯也有类似的话语“在过去的农业实践中，佣人和短工的工资大概是标示时间的价值的最好指数。用货币这个始终相等的单位来衡量时间这个易变的单位，是一种少有的情况。季工在从圣约翰日到诸圣瞻礼节的夏季租种土地，但他的工资几乎与全年租种土地的人一样多：夏季的四个月几乎与全年的时间具有同样的“价值”。〔8〕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的行动由于受到制度的限制，使自己大量的剩余时间无法转化为社会时间，所以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农村非常落后。
农民获致社会时空主要受国家和市场两个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转型期，取消户籍，国家放松管理，农民更多受到市场的影响，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农民都在尽可能的追求发展型社会空间，主要是进城务工。孟德拉斯说：“时间在农村和城市里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9〕城市的社会空间非常广阔，人们在其中总能寻找到某个机会，将自己的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这或许也是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到城市去寻找发展的原因。法国农民逐步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转化为非农业的劳动者，这是其农村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中国，从某个意义上，农民进城务工只是为了赚钱，真正能在城市居住、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的又有几个。农民是农村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农民这种离开土地，流入城市务工的途径从长远大计来看将是对农村现代化的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都转移到农村，就算是流入了城市，最后还是要回到农村，这一点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最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彻底的转移，而我国只是“暂时的转移”，农民工中的大部分最后还要回到农村。社会学家李强在分析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时，提出了“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思路，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会生活在农村地区，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在这些地区推进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乡村生活的城市化反而是一条比较实际的道路。”〔10〕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正是孟德拉斯所描述的法国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的结果。中国农民的最终出路还在农村，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三、小结
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步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转化为非农业的劳动者。即使是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的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渐渐消失，新型的农业劳动者人数也极少。孟德拉斯将这种现象称为“农民的终结”。在转型期，中国农民到底应该如何行动?只有寻求自身的内源发展，中国农民才能寻找到自己的出路。李培林在译言中说：“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已经成为新三农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成为现在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问题。”关于农民工、失地农民的立法等还没有实现，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而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又难以融入城市，产生各种问题。中国农民绝对数量太大，仅靠这种途径是很难实现农民的终结。中国农民只有向西方已经完成飞跃的国家学习，就地实现现代化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才是中国农民的真正出路。
“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农业就业人员达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1.5亿农村劳动力。”〔13〕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失地农民面临很多问题，城市的社会空间再大，其容纳力还是有个限度的，中国农民的去向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为我们展示了法国农民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景象，对我们应该是个极大的启示。我们应该重新认真思考一下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出路问题。
[参考文献]
〔1〕〔2〕〔3〕〔8〕〔9〕〔13〕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126，34，61，58，8.
〔4〕〔5〕〔6〕叶启政.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7，158，160.
〔7〕严新明.生存与发展：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5.
〔10〕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48.
〔11〕埃费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T·伯德格.乡村的社会变迁〔M〕.王晓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2〕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佳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