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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翻阅旧报刊，追寻已失去的历史。近读1948年12月3日《益世报》刊登的一则消息：“南大决定不搬家”，引起我对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回忆。那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不亚于一场军事战争。
1948年冬，正是国共两党进行决战时期，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也开始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和华北解放军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联合，包围平津。国民党仍在宣传“城防巩固”，普通老百姓对战事实际情况知之甚少。但物资供应已极度紧张，引发社会动荡。有钱的少数富豪已举家南迁。
物价狂涨，如脱缰之马，粮食缺乏成为最大的经济危机。以1948年8月19日发行的金圆券计算，12月5日，白玉米每斤1.30～1.33元，小站米每斤2.55元，兵船粉每袋155元。到月底玉米面每斤8元，小站米每斤11元，兵船粉每袋540元（见《益世报》1948年12月5日、1949年1月3日）。粮食供应紧张，物价的波动，造成人心惶惶。还在1948年10月29日，南开大学学生会召开了一次师生员工座谈会，我当时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参加了这次会，听到一些教师为生活所迫，表达了对当局的强烈不满，现录之于下：
一位讲师讲，现在大小孩子们到街上去挤配额，先生每天都愁眉不展。一位讲师讲的收入过去将薪水二分之一寄给家里能生活，现在寄回去三分之一，他自己每天吃白薯只能生活一个礼拜，他发愁怎样活下去。一位年轻的讲师说：我们士大夫阶级的人们为保持一点面子，不会把自己的窘状说出来，这是不对的。①
这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况。一般市民的困境可想而知。社会各个阶级对国民党的统治由不满走向怨恨。
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和物价高涨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的崩溃已在眼前，有谁还愿追随它呢？
一个政权的生存，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南京政府已觉察到平津难以坚守，幻想隔江而治，守住长江以南的大片江山。于是策划将平津高等著名国立院校迁到南京等地，一幕幕知识分子争夺战展开了。
根据资料，南京政府最先派出教育部督学主任黄曾樾北上，敦促各校南迁。各校怎么办？都处于十字路口。黄氏煞费苦心，马不停蹄邀人谈话。寻求支持。但各校一边倒，都采取不南迁的方针。对此，媒体报道：
奉命北来主持迁校之教育部督学黄曾樾氏，连日与平津院校长交换意见，以各院校都不主张南迁。黄氏已无留平之必要，决定四日返京复命。②
实际状况是北平主张不南迁的有北大、清华、师大、美专。天津北洋、南开亦无南迁之意。在平之东北四院校的东大不迁，沈医、长大无一致意见。长白师院决定迁湘省，其他各学术机构如北平研究院、国立图书馆等单位以仪器图书太多，无法迁移。“故教育部督学黄曾樾此行，可谓徒劳而无功”③。面对现实，黄氏很失望，未能完成使命，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他的灰心丧气是很自然的。
南京政府并不甘心，继又派出高一级的人物陈雪屏游说（陈为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北京大学训导长），同样遭到冷遇，各院校始终不改初衷。
南京政府无可奈何，最后一招是由原北大校长傅斯年开出少数精英学者名单，派出飞机接运南下，请北京大学郑天挺秘书长协助办理。时解放军已占领南苑机场，北上飞机仓皇降落于东单临时修建的机场。据当时北大历史系学生、晋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负责人岳麟章讲，愿南去者寥寥无几。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带着郦道元的《水经注》，登上了这末班航班南去了。
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例，我们看看三校领导决定不南迁的证词。
先说北大。胡适接到朱家骅来函后，和秘书长郑天挺及部分教授商议，郑提出不能南迁的理由有四：
一，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即使领到搬运费也不敷用；二，运输工具缺乏；三，无适当地方及校舍；四，抗日战争时期南迁，图书仪器损失很大。
清华、南开亦有实例。前北大校长，时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的蒋梦麟讲：“我们是办学的，谁来我们都是办学，共产党来了，我们也是办学，北大还是北大。”①郑老所说的理由是客观事实，不是借口，他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在关键时刻能作出正确的抉择。蒋梦麟已离开北大岗位，以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种不主张南迁的态度，反映了知识界普遍的心理。郑作为北大的掌门人，以极大的精力，稳定学校的秩序，使一切都正常进行。时逢北大校庆50周年，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学术展览和学术演讲，如请陈垣讲“乱世学术”，安排陈寅恪、冯友兰作学术报告，工理农医四学院开放了研究室和实验室及古兵器展览，放映电影及幻灯片等②。北大学生会对郑老的功劳是肯定的，特别对他敬献了“北大舵手”的锦旗。这一光荣称号郑老是当之无愧的。1952年郑老调到南开任教，与我谈及此事，庆幸愉悦，谦虚之余，也不无喜形于色。
清华大学于1948年12月2日，召开了有90多人参加的教授会，专门讨论生计和应变问题，会议从下午四时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钟。会后梅贻琦对记者讲：“迁校问题曾交换意见，但以迁校问题太多，决定暂不迁移。”③这说明，经过广泛充分的民主讨论，拒绝南迁。“教授会的决定，在学校里受到极大的欢迎。时逢校长梅贻琦60华诞，全体学生于30日举行钻石庆典，除音乐歌舞外，晚间还有盛大聚餐，并组成筹备委员会，以迎接新年之到来，计划于元旦日向老师拜年”④。清华园中，一切照常运行，这样的活动内容，使清华园充满生气。清华园师生从历史发展寻找现实问题，获得了答案。他们愉快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在天津，南开大学教授会、学生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不迁移，并经11日下午召开的校务会议正式通过。12月12日，南、北、东三院学生还召开了宿舍室长会议，讨论应变问题，为保护图书和仪器不受损失，与教授所组成的应变机构联络，也成立应变机构。
根据12月14日《大公报》记载，南开大学所组成的特种校务委员会，推举孙克庄、吴大任、肖采瑜、滕维藻等7人为委员，处理当前的校务。13日晚，经800多名同学签名，定14日停课一天，以便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讨论应变问题。讲助会13日晚亦曾集会，讨论同一问题。15日校方公布停课四天，学生可以自由离校。惟根据《益世报》12月5日信息： 南开大学学生已经决定不搬家，不过家在南方的同学，确实有一部分离开了。已经向注册课办理休学或退学手续的同学有104人。据说不辞而别的人为数也不少。英籍教授斯赛凯告诉同学从下礼拜起便不再上课了，即日去北平，可能和英侨一起，离开华北。
这两则不同时间的报道，都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南京政府10月底就有密令让南开南迁。学生会是首先发难的。据我记忆，我们曾签名，反对南迁。离校的人去向不一，不少讲师、党员及学生于11月底12月初去了解放区。这应该是不辞而别的人。有的教师如教近代史的程绥楚去了马来西亚。精通英文、法文的原西南联大人类学专家黎国彬已离校到了上海黄浦滩，准备登船他去。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想离开了祖国就成了流浪者，他又返回天津（这是天津解放后黎先生和我谈心时讲的）。像元史专家杨志玖得到他的老师傅斯年劝他南下的信，他考虑再三，决定不动。经济学院教授袁贤能决定不南迁，他是浙江人，说他的家乡也不安静，最安全的还是留在学校里。并诙谐地说：“我们东院就最保险，三四层的楼是经得起轰炸的，学校里存的老玉米有一万多斤，可以吃个时间，必要时组织纠察队来防卫自己。”他还打比方地说，津沽大学是天主教大学办的就不迁移，洋和尚也不撤退⑤，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南大财经学院院长鲍觉民向报界表示：“不拟离津，并谓南大负责人中迄今尚无人愿意南行。”①那时全校学生1240人，离校的不到十分之一。
南开共有文、理、工、财经四个学院，12月12日，北院师生均集中于甘肃路东院财经学院地址。13日南院仪器、图书及发电机也搬运到东院。全校师生2000多人席地聚居，我住在大礼堂外的走廊中。国民党军队已进驻八里台和六里台。
这个临时形成的大集体，一切都统一行动。校门封锁起来。选拔身体强壮的同学组成纠察队，维持校园秩序。操办伙食的郭钟毓、李竞能等非常卖力，还到廊坊采购粮食。
天津国民党警备区司令要在财经学院制高点上设立炮位，全校45位教授联名，呼吁请当局维护文化经济事业。其中讲到：“而此次战争，学校驻兵或改为堡垒，他方自必作为射击目标，学校工厂，一遇此厄，何能幸免？”②由于全校师生坚决抵抗和反对，使当局设计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这种特殊时期，校园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没有恐慌和不安。读书、唱革命歌曲、诗朗诵会、壁报、圣诞节晚会等充满校园，同学组成的安委会，每日数次发表天津周边战事及校内新闻，还出过快报报道校长何廉日前已赴广州。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那天，校园内还张贴了壁报，欢呼这一胜利。
护校和不南迁，压倒了一切。这样的生活环境至今仍在我的记忆之中。三校校长胡适、梅贻琦、何廉先后离职而去，而三校仍在原地未动。
各校决定不南迁，从表面上看，搬迁困难重，进行不易，或者如蒋梦麟所讲，大势已定，应听其自然，而其背后实有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推动各校选择正确的道路。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沧州泊镇设立城工部，挂牌为华北建设公司。城工部正副主任为刘仁、杨英。他们对平津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出指示，要求团结周围群众，宣传党的城市政策，调动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可能和有效的步骤和方法，保护城市的一切建设，并具体提出护场护校的口号。为达到这一目的，举办地下党员训练班，暑假培训班，南开许多党员和进步同学都经过封锁线到泊镇受训后，返回学校开展工作。天津学委会曾多次研究反南迁的斗争，加强宣传，使广大师生认识形势，安心留在天津。
这里，我想以一个侧面，举例来说明地下党是怎样开展争夺知识分子的。
原各系统的党组织此时都统一于华北局领导。北大历史系学生岳麟章负责成立地下刊物编辑部，陈超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瑛（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党委书记）等5人印刷出版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政策，分别赠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美专校长徐悲鸿、北大教授贺麟等。还把《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传单在街上散发。一些党组织成员如岳麟章等集体拜访了胡适，请其选择正确方向，胡说：“我留下来干什么，我不能留下，我的朋友都在南京。”拜访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毛很顽固，听不进劝告，还说：“你们不好好学习，搞什么学运。”这两人不能正视现实，离开了。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不但自己留下，还劝3自己的信任，像毛子水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
天津地下党组织以各种形式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南开大学是天津学运的中心，是向解放区输送干部的中转点。在华北局领导下的工委和学委指导下，南大党组织领导者沙小泉、刘焱和校领导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党员扎根于群众之中，如胡国定和校副教务长吴大任亲密无间，在反南迁运动中旗帜鲜明，为师生所称赞。
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广大知识界和南京国民党渐行渐远，国民党败北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必然的趋势。正如彭真1948年7月16日所讲：“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危机更日益深刻，好像一个病人，从头到脚都已溃烂，在此情况下，城市人心向我，拥护我们的人日益增多，我们的城市工作比以前好做了。”③那个时代是充满变化的时代，人心思变，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中，人们看到了曙光。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月底，北平也解放了，中国的近代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简介】魏宏运，男，陕西长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华北农村、抗日根据地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1948年冬，正是国共两党进行决战时期，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也开始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和华北解放军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联合，包围平津。国民党仍在宣传“城防巩固”，普通老百姓对战事实际情况知之甚少。但物资供应已极度紧张，引发社会动荡。有钱的少数富豪已举家南迁。
物价狂涨，如脱缰之马，粮食缺乏成为最大的经济危机。以1948年8月19日发行的金圆券计算，12月5日，白玉米每斤1.30～1.33元，小站米每斤2.55元，兵船粉每袋155元。到月底玉米面每斤8元，小站米每斤11元，兵船粉每袋540元（见《益世报》1948年12月5日、1949年1月3日）。粮食供应紧张，物价的波动，造成人心惶惶。还在1948年10月29日，南开大学学生会召开了一次师生员工座谈会，我当时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参加了这次会，听到一些教师为生活所迫，表达了对当局的强烈不满，现录之于下：
一位讲师讲，现在大小孩子们到街上去挤配额，先生每天都愁眉不展。一位讲师讲的收入过去将薪水二分之一寄给家里能生活，现在寄回去三分之一，他自己每天吃白薯只能生活一个礼拜，他发愁怎样活下去。一位年轻的讲师说：我们士大夫阶级的人们为保持一点面子，不会把自己的窘状说出来，这是不对的。①
这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况。一般市民的困境可想而知。社会各个阶级对国民党的统治由不满走向怨恨。
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和物价高涨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的崩溃已在眼前，有谁还愿追随它呢？
一个政权的生存，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南京政府已觉察到平津难以坚守，幻想隔江而治，守住长江以南的大片江山。于是策划将平津高等著名国立院校迁到南京等地，一幕幕知识分子争夺战展开了。
根据资料，南京政府最先派出教育部督学主任黄曾樾北上，敦促各校南迁。各校怎么办？都处于十字路口。黄氏煞费苦心，马不停蹄邀人谈话。寻求支持。但各校一边倒，都采取不南迁的方针。对此，媒体报道：
奉命北来主持迁校之教育部督学黄曾樾氏，连日与平津院校长交换意见，以各院校都不主张南迁。黄氏已无留平之必要，决定四日返京复命。②
实际状况是北平主张不南迁的有北大、清华、师大、美专。天津北洋、南开亦无南迁之意。在平之东北四院校的东大不迁，沈医、长大无一致意见。长白师院决定迁湘省，其他各学术机构如北平研究院、国立图书馆等单位以仪器图书太多，无法迁移。“故教育部督学黄曾樾此行，可谓徒劳而无功”③。面对现实，黄氏很失望，未能完成使命，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他的灰心丧气是很自然的。
南京政府并不甘心，继又派出高一级的人物陈雪屏游说（陈为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北京大学训导长），同样遭到冷遇，各院校始终不改初衷。
南京政府无可奈何，最后一招是由原北大校长傅斯年开出少数精英学者名单，派出飞机接运南下，请北京大学郑天挺秘书长协助办理。时解放军已占领南苑机场，北上飞机仓皇降落于东单临时修建的机场。据当时北大历史系学生、晋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负责人岳麟章讲，愿南去者寥寥无几。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带着郦道元的《水经注》，登上了这末班航班南去了。
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例，我们看看三校领导决定不南迁的证词。
先说北大。胡适接到朱家骅来函后，和秘书长郑天挺及部分教授商议，郑提出不能南迁的理由有四：
一，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即使领到搬运费也不敷用；二，运输工具缺乏；三，无适当地方及校舍；四，抗日战争时期南迁，图书仪器损失很大。
清华、南开亦有实例。前北大校长，时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的蒋梦麟讲：“我们是办学的，谁来我们都是办学，共产党来了，我们也是办学，北大还是北大。”①郑老所说的理由是客观事实，不是借口，他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在关键时刻能作出正确的抉择。蒋梦麟已离开北大岗位，以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种不主张南迁的态度，反映了知识界普遍的心理。郑作为北大的掌门人，以极大的精力，稳定学校的秩序，使一切都正常进行。时逢北大校庆50周年，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学术展览和学术演讲，如请陈垣讲“乱世学术”，安排陈寅恪、冯友兰作学术报告，工理农医四学院开放了研究室和实验室及古兵器展览，放映电影及幻灯片等②。北大学生会对郑老的功劳是肯定的，特别对他敬献了“北大舵手”的锦旗。这一光荣称号郑老是当之无愧的。1952年郑老调到南开任教，与我谈及此事，庆幸愉悦，谦虚之余，也不无喜形于色。
清华大学于1948年12月2日，召开了有90多人参加的教授会，专门讨论生计和应变问题，会议从下午四时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钟。会后梅贻琦对记者讲：“迁校问题曾交换意见，但以迁校问题太多，决定暂不迁移。”③这说明，经过广泛充分的民主讨论，拒绝南迁。“教授会的决定，在学校里受到极大的欢迎。时逢校长梅贻琦60华诞，全体学生于30日举行钻石庆典，除音乐歌舞外，晚间还有盛大聚餐，并组成筹备委员会，以迎接新年之到来，计划于元旦日向老师拜年”④。清华园中，一切照常运行，这样的活动内容，使清华园充满生气。清华园师生从历史发展寻找现实问题，获得了答案。他们愉快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在天津，南开大学教授会、学生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不迁移，并经11日下午召开的校务会议正式通过。12月12日，南、北、东三院学生还召开了宿舍室长会议，讨论应变问题，为保护图书和仪器不受损失，与教授所组成的应变机构联络，也成立应变机构。
根据12月14日《大公报》记载，南开大学所组成的特种校务委员会，推举孙克庄、吴大任、肖采瑜、滕维藻等7人为委员，处理当前的校务。13日晚，经800多名同学签名，定14日停课一天，以便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讨论应变问题。讲助会13日晚亦曾集会，讨论同一问题。15日校方公布停课四天，学生可以自由离校。惟根据《益世报》12月5日信息： 南开大学学生已经决定不搬家，不过家在南方的同学，确实有一部分离开了。已经向注册课办理休学或退学手续的同学有104人。据说不辞而别的人为数也不少。英籍教授斯赛凯告诉同学从下礼拜起便不再上课了，即日去北平，可能和英侨一起，离开华北。
这两则不同时间的报道，都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南京政府10月底就有密令让南开南迁。学生会是首先发难的。据我记忆，我们曾签名，反对南迁。离校的人去向不一，不少讲师、党员及学生于11月底12月初去了解放区。这应该是不辞而别的人。有的教师如教近代史的程绥楚去了马来西亚。精通英文、法文的原西南联大人类学专家黎国彬已离校到了上海黄浦滩，准备登船他去。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想离开了祖国就成了流浪者，他又返回天津（这是天津解放后黎先生和我谈心时讲的）。像元史专家杨志玖得到他的老师傅斯年劝他南下的信，他考虑再三，决定不动。经济学院教授袁贤能决定不南迁，他是浙江人，说他的家乡也不安静，最安全的还是留在学校里。并诙谐地说：“我们东院就最保险，三四层的楼是经得起轰炸的，学校里存的老玉米有一万多斤，可以吃个时间，必要时组织纠察队来防卫自己。”他还打比方地说，津沽大学是天主教大学办的就不迁移，洋和尚也不撤退⑤，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南大财经学院院长鲍觉民向报界表示：“不拟离津，并谓南大负责人中迄今尚无人愿意南行。”①那时全校学生1240人，离校的不到十分之一。
南开共有文、理、工、财经四个学院，12月12日，北院师生均集中于甘肃路东院财经学院地址。13日南院仪器、图书及发电机也搬运到东院。全校师生2000多人席地聚居，我住在大礼堂外的走廊中。国民党军队已进驻八里台和六里台。
这个临时形成的大集体，一切都统一行动。校门封锁起来。选拔身体强壮的同学组成纠察队，维持校园秩序。操办伙食的郭钟毓、李竞能等非常卖力，还到廊坊采购粮食。
天津国民党警备区司令要在财经学院制高点上设立炮位，全校45位教授联名，呼吁请当局维护文化经济事业。其中讲到：“而此次战争，学校驻兵或改为堡垒，他方自必作为射击目标，学校工厂，一遇此厄，何能幸免？”②由于全校师生坚决抵抗和反对，使当局设计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这种特殊时期，校园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没有恐慌和不安。读书、唱革命歌曲、诗朗诵会、壁报、圣诞节晚会等充满校园，同学组成的安委会，每日数次发表天津周边战事及校内新闻，还出过快报报道校长何廉日前已赴广州。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那天，校园内还张贴了壁报，欢呼这一胜利。
护校和不南迁，压倒了一切。这样的生活环境至今仍在我的记忆之中。三校校长胡适、梅贻琦、何廉先后离职而去，而三校仍在原地未动。
各校决定不南迁，从表面上看，搬迁困难重，进行不易，或者如蒋梦麟所讲，大势已定，应听其自然，而其背后实有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推动各校选择正确的道路。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沧州泊镇设立城工部，挂牌为华北建设公司。城工部正副主任为刘仁、杨英。他们对平津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出指示，要求团结周围群众，宣传党的城市政策，调动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可能和有效的步骤和方法，保护城市的一切建设，并具体提出护场护校的口号。为达到这一目的，举办地下党员训练班，暑假培训班，南开许多党员和进步同学都经过封锁线到泊镇受训后，返回学校开展工作。天津学委会曾多次研究反南迁的斗争，加强宣传，使广大师生认识形势，安心留在天津。
这里，我想以一个侧面，举例来说明地下党是怎样开展争夺知识分子的。
原各系统的党组织此时都统一于华北局领导。北大历史系学生岳麟章负责成立地下刊物编辑部，陈超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瑛（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党委书记）等5人印刷出版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政策，分别赠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美专校长徐悲鸿、北大教授贺麟等。还把《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传单在街上散发。一些党组织成员如岳麟章等集体拜访了胡适，请其选择正确方向，胡说：“我留下来干什么，我不能留下，我的朋友都在南京。”拜访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毛很顽固，听不进劝告，还说：“你们不好好学习，搞什么学运。”这两人不能正视现实，离开了。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不但自己留下，还劝3自己的信任，像毛子水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
天津地下党组织以各种形式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南开大学是天津学运的中心，是向解放区输送干部的中转点。在华北局领导下的工委和学委指导下，南大党组织领导者沙小泉、刘焱和校领导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党员扎根于群众之中，如胡国定和校副教务长吴大任亲密无间，在反南迁运动中旗帜鲜明，为师生所称赞。
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广大知识界和南京国民党渐行渐远，国民党败北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必然的趋势。正如彭真1948年7月16日所讲：“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危机更日益深刻，好像一个病人，从头到脚都已溃烂，在此情况下，城市人心向我，拥护我们的人日益增多，我们的城市工作比以前好做了。”③那个时代是充满变化的时代，人心思变，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中，人们看到了曙光。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月底，北平也解放了，中国的近代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简介】魏宏运，男，陕西长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华北农村、抗日根据地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