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权力泛滥成灾的历史。权力的问题是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还会造孽”
　　
　　张灏如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过着安静的退休生活。他已经退休过两次，第一次是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退休，之后他又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任教已几年，再次退休。1937年出生的他今年74岁。
　　张灏不用电脑，万不得以用电脑的时候，需要太太和女儿帮忙。“我恐怕还生活在19世纪。”他保持着非常纯正的国语口音，完全听不出他是哪里人。从相貌上看，亦是如此。“我的长相是不南不北，很难猜的。我父亲是安徽滁县人，父亲的故乡就是自己的故乡。其实，我只是在9岁那年，回去过两个月。我从1岁就开始逃难，逃到重庆又回到上海、南京，后来又到了台湾。我在中国待得最长的地方是四川8年、台湾10年。”
　　“离开大陆到台湾的时候12岁，对1949年大变化的印象是模模糊糊的。”
　　194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张灏和家人在南京。国共谈判破裂之后，南京城开始陷入混乱。学校停课，无所事事的张灏和同学们在南京空荡荡的深宅大院里穿梭玩耍，无人阻拦。他记得那是一个灿烂的江南春天，庭园里春光明媚，花木扶疏，绿草蔓生。“这给我一种异样荒寂而沉重的感觉，似乎预示着：周遭的繁华行将消逝。”
　　父亲告诉他，共产党来了，我们非走不可。张灏的父亲五兄弟，有4个留了下来。他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走。父亲告诉他，你现在还不懂。张灏的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张灏和家人去了台湾。台湾随后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气压极低，在我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我的时代感受与政治意识，难免有些压抑与扭曲。”
　　张灏上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结识了老师殷海光。“我上大学的时候，思想也是糊里糊涂的。殷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自由。他会跟我们说‘五四’。当时在台湾，‘五四’是不许随便提的。殷老师讲课很轻松的，拿个粉笔来了，随便谈谈。他是‘五四’的原教旨主义，讲科学民主，反传统，反宗教，非常激进。”
　　1959年，张灏留学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大陆的东西。图书馆里收藏有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在台湾是看不到的。在一次聊天中，高友工提到艾青，张灏毫无所知。“他（高友工）对我说，张灏啊，你这个学近代史的，连艾青都不知道啊。听得我满脸通红。”
　　张灏记得，大概是在1960年初的一个寒夜，他读到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激动万分。“这些感受对于一个长期在台湾受教育，为逃亡漂泊的心理所笼罩，缺乏‘祖国认同’的青年，有着难以想象的震撼。”
　　张灏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开始崇拜毛泽东。思想的左转很快冲淡了他原本就模模糊糊的自由主义立场。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30年代的知识分子，注重群体的大我，不顾个人的小我。虽然仍与台湾的殷海光老师保持着通信，但是他认为自己已经开始疏远自由主义。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文革”开始了，虽然是隔岸观火，但这火焰足以将梦中的他惊醒。“我看见了，在理想的狂热中，在权力的斗争中，人是多么诡谲多变，多么深险难测！人性是多么丑陋，多么可怕！”
　　他开始思考，如果权力能够受到制度的约束和分散，还会泛滥成灾吗？曾经在哈佛大学访学的美国宗教思想家莱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