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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德国友人，常称自己是一个“编外中国人”。２００４年国庆节前夕，在这位“编外中国人”仙逝一年半之后，我国政府破例地把本来是为在华工作的专家特别设立的最高奖——“友谊金奖”追赠给了她。她当之无愧，因为她曾为中国呕心沥血，为帮助中国倾尽所有！
她就是德国克雷菲尔德市德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赫尔玛·阿·赛德尔。
我们第一次见到赫尔玛是在我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新年招待会上。一见面，她便风趣地对我们说：“我不是使馆的客人，而是一个‘编外人员’，我以这个身份欢迎你们到德国工作。”
她这番“反客为主”的自我介绍使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们天南海北地交谈起来，从人类古代文明谈到古典哲学，从不同社会模式谈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她知识渊博，见地深透。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她对中国的殷殷之情。
后半生与中国紧紧连在一起
如果说这位可敬的老人生命的最后２０年是为中国而活着一点也不夸张。据我们所知，自从她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在克雷菲尔德市创建德中友好协会起，她就以帮助中国为己任。刚开始主要是帮助中国留德学生。既帮他们补习德语，又帮他们找便宜宿舍，甚至慷慨解囊相助。一天，她碰到两个中国学生，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本意是说住在地下室（德语发音ｋｅｌｌｅｒ）里，由于发音不准，竟说成住在杀人犯（ｋｉｌｌｅｒ）那里。吃惊之余，她坚持到他们住处看看。等弄清事实后，赫尔玛每周都帮助他们纠正发音。
我们认识一个在读博士生，他托人给老人传话，说“国内派出单位停了他的奖学金，希望老人资助他继续完成博士学业”。老人爽快地答应每月资助他１０００马克（约合５０００人民币）。后来，他又提出希望爱人也能来德国读书，老人二话未说，又资助他妻子到德国进修。老人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学成后回国，为中国人民效力。贫苦的中国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隨着与中国人接触的增多，她发现不少中国人当时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但却张口闭口说国外这也好，那也好。另有些人不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又表现出盲目自满的倾向。为减缓这两种倾向，她出资邀请以中国作协副书记玛拉沁夫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十人访德。花费巨大姑且不说，对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来说，既是主人，又是接待员兼联络员，忙前忙后十余天，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记挂着中国孤儿和弱势群体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赫尔玛提出捐款在中国建孤儿村，改善中国孤儿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准。她特意解释道：“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我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替中国政府分点忧。”
为这件事，她不知打过多少个电话，写过多少封信，查阅法律规定，询问捐款手续，还专程前往国际孤儿村协会总部，商量捐款事宜。由于国际孤儿村协会的相关规定，她担心中国无法得到其全部捐款，但捐款又不能绕过国际孤儿村协会捐给中国，最终她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这个主意。
放弃捐款孤儿村，并不等于放弃帮助中国。几个月后，老人突然专程到使馆找我们，提出捐款帮中国改造沙漠。她深情地说：“我知道，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吃饭始终是个大问题，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粮食。万一某个粮食出口大国恶意卡断对中国的粮食出口，就是卡住了中国的脖子。况且，改造沙漠也是改善环境，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好事，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面对她的深思远虑和深情厚意，我们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经过近一年的联系和深入调查，我们最终选中了中国林业科学院设在内蒙古乌兰布赫大沙漠上的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当她亲眼看到那里的林业科技人员一辈子无怨无悔地奋斗在大漠深处，并且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时，她当即决定捐款１２０万元人民币，扩大刚刚起步的第四治沙农场。
最近，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经过近十年的奋斗，那片２００多公顷的荒漠上已是郁郁葱葱，绿荫成林，瓜果飘香，５０多户移民家家住上了新的砖瓦房，户户都有几万元存款。如果老人的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非常高兴。
这位“编外中国人”还一直牵挂着中国农村妇女这个弱势群体。有一天，她兴冲冲从德国打电话到北京，说她读到一则报道，称孟加拉国有个“乡村银行”，向农村贫困妇女发放低息小额贷款，帮她们脱贫。这正是她长期以来所设想的“穷人银行”，希望我们尽快了解一下，能否在中国实施。
我们马不停蹄地问遍了附近的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回答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项业务”。我们只好转而求助财政部和金融监管机构，他们的答复是：“我国金融市场暂时还没有向外资开放，外国人不能经营这类业务。”后经多方打听，听说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有位杜教授正在农村实施小额贷款项目。
我们到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的试验点去了解情况。当地的小额贷款搞得很成功，贷款户开始走上脱贫之路。就这样，这位德国老人又捐款６０万元人民币，请杜教授扩大小额贷款规模。
这次成功增强了她的信心。之后不久，经刘立德大使介绍，我们又联系上了致力于农村扶贫工作的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他们推荐了朱德同志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小额贷款合作社，我们的这位德国友人又捐了７５万元人民币给仪陇。
目前，这两个小额贷款项目都在红红火火地发展壮大着，惠及了许多贫苦农民。无论是改造沙漠，还是小额贷款，老人的用意都是要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避免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动荡。她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只有社会稳定了，中国才能发展；只有弱势群体都能分享到发展成果，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
关注中国教育
“文革”刚结束时，由于长期的精神重压和生活困苦，有些知名科学家和教授英年早逝，赫尔玛对此心急如焚，她写信给我们，信中说：“难道这不是五千年的古老文化在自杀吗？”“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需要一个安静的居室环境，要为他们排解柴米油盐和日常琐事的困扰，不能仅仅加封他们空洞的头衔，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长期靠头衔和理想过日子。每一位倒下去的知识分子，除了造成他们家庭的悲剧之外，也是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
在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她在另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对一个民族而言，只有通过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甚至出国深造，才能提高本民族的自尊。教育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前提。”
我们知道她关心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教育事业，所以我们用试探的口气问她愿不愿意为豫西山区捐一所希望小学。她一听就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主意，为什么不早说？”并表示要马上动身去河南看看。这时正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底，天气特别冷。加之她被查出患有癌症，我们实在不忍心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带老人家去河南乡下，所以提出来年春天再去。她看出我们的顾虑，便严肃地问我们：“请你们告诉我，是我这个活了８０多岁的老太太重要，还是在等待帮助的孩子重要？”
我们拗不过她，只得陪她去。当她冒着大雪来到豫西孟津县王良小学，看到孩子们在破旧的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时，她眼含热泪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早该来呀！”
一年后，她捐建的王良中心小学成了当地设备最好的小学。
她的理想
可是，有谁会想到，在她争分夺秒地实施这些善举时，病魔早已向她袭来。２０００年三四月间，她在北京期间，突然感到行走困难，我们陪她去协和医院和北大医院检查，都没有结论。同年６月，她在德国医院查出患上乳腺癌，且是晚期。医生要求她立即住院治疗并定期换血。使人没有想到的是，老人竟为了帮助中国而嫌定期换血太费钱，决定只吃药、打针，不换血。她在发给我们的传真中这样写道：“虽然我有足够的钱换血，但我思来想去，觉得花那么多钱保我这把老骨头，不如把钱省下来帮助中国穷人。因此，我请医生们再给我半年时间，让我把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治沙和扶贫工作安排好。医生们被我说服了。”
许多人也许会问：这位可佩可敬的老人到底是什么人？是爱国华侨？是华裔巨富？否则她为什么对中国情有独钟？
答案是：她与华人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她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德国人，是一位小有积蓄的有产者。千万不要以为她的钱“太多了”。她为了筹钱帮助中国，卖掉了别墅，卖掉了首饰，卖掉了最后一套宽敞居室。去世时，她在租来的一室一厅蜗居。那么，她为什么这样无私地关爱中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解答：“我是一个社会理想主义者，而建设理想社会不是靠空谈，要靠每一个志同道合者长期接力下去。”在对人类社会的长期探索中，她认定中国的做法是最有希望的，也最接近她的理想。
这就是赫尔玛·阿·赛德尔这位“编外中国人”对中国的点点滴滴之爱和所做的一些事情，但远不是全部。
（关于赫尔玛·阿·赛德尔与中国的故事，作者整理成书，取名《德国好人》，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她就是德国克雷菲尔德市德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赫尔玛·阿·赛德尔。
我们第一次见到赫尔玛是在我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新年招待会上。一见面，她便风趣地对我们说：“我不是使馆的客人，而是一个‘编外人员’，我以这个身份欢迎你们到德国工作。”
她这番“反客为主”的自我介绍使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们天南海北地交谈起来，从人类古代文明谈到古典哲学，从不同社会模式谈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她知识渊博，见地深透。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她对中国的殷殷之情。
后半生与中国紧紧连在一起
如果说这位可敬的老人生命的最后２０年是为中国而活着一点也不夸张。据我们所知，自从她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在克雷菲尔德市创建德中友好协会起，她就以帮助中国为己任。刚开始主要是帮助中国留德学生。既帮他们补习德语，又帮他们找便宜宿舍，甚至慷慨解囊相助。一天，她碰到两个中国学生，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本意是说住在地下室（德语发音ｋｅｌｌｅｒ）里，由于发音不准，竟说成住在杀人犯（ｋｉｌｌｅｒ）那里。吃惊之余，她坚持到他们住处看看。等弄清事实后，赫尔玛每周都帮助他们纠正发音。
我们认识一个在读博士生，他托人给老人传话，说“国内派出单位停了他的奖学金，希望老人资助他继续完成博士学业”。老人爽快地答应每月资助他１０００马克（约合５０００人民币）。后来，他又提出希望爱人也能来德国读书，老人二话未说，又资助他妻子到德国进修。老人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学成后回国，为中国人民效力。贫苦的中国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隨着与中国人接触的增多，她发现不少中国人当时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但却张口闭口说国外这也好，那也好。另有些人不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又表现出盲目自满的倾向。为减缓这两种倾向，她出资邀请以中国作协副书记玛拉沁夫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十人访德。花费巨大姑且不说，对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来说，既是主人，又是接待员兼联络员，忙前忙后十余天，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记挂着中国孤儿和弱势群体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赫尔玛提出捐款在中国建孤儿村，改善中国孤儿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准。她特意解释道：“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我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替中国政府分点忧。”
为这件事，她不知打过多少个电话，写过多少封信，查阅法律规定，询问捐款手续，还专程前往国际孤儿村协会总部，商量捐款事宜。由于国际孤儿村协会的相关规定，她担心中国无法得到其全部捐款，但捐款又不能绕过国际孤儿村协会捐给中国，最终她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这个主意。
放弃捐款孤儿村，并不等于放弃帮助中国。几个月后，老人突然专程到使馆找我们，提出捐款帮中国改造沙漠。她深情地说：“我知道，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吃饭始终是个大问题，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粮食。万一某个粮食出口大国恶意卡断对中国的粮食出口，就是卡住了中国的脖子。况且，改造沙漠也是改善环境，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好事，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面对她的深思远虑和深情厚意，我们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经过近一年的联系和深入调查，我们最终选中了中国林业科学院设在内蒙古乌兰布赫大沙漠上的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当她亲眼看到那里的林业科技人员一辈子无怨无悔地奋斗在大漠深处，并且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时，她当即决定捐款１２０万元人民币，扩大刚刚起步的第四治沙农场。
最近，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经过近十年的奋斗，那片２００多公顷的荒漠上已是郁郁葱葱，绿荫成林，瓜果飘香，５０多户移民家家住上了新的砖瓦房，户户都有几万元存款。如果老人的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非常高兴。
这位“编外中国人”还一直牵挂着中国农村妇女这个弱势群体。有一天，她兴冲冲从德国打电话到北京，说她读到一则报道，称孟加拉国有个“乡村银行”，向农村贫困妇女发放低息小额贷款，帮她们脱贫。这正是她长期以来所设想的“穷人银行”，希望我们尽快了解一下，能否在中国实施。
我们马不停蹄地问遍了附近的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回答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项业务”。我们只好转而求助财政部和金融监管机构，他们的答复是：“我国金融市场暂时还没有向外资开放，外国人不能经营这类业务。”后经多方打听，听说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有位杜教授正在农村实施小额贷款项目。
我们到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的试验点去了解情况。当地的小额贷款搞得很成功，贷款户开始走上脱贫之路。就这样，这位德国老人又捐款６０万元人民币，请杜教授扩大小额贷款规模。
这次成功增强了她的信心。之后不久，经刘立德大使介绍，我们又联系上了致力于农村扶贫工作的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他们推荐了朱德同志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小额贷款合作社，我们的这位德国友人又捐了７５万元人民币给仪陇。
目前，这两个小额贷款项目都在红红火火地发展壮大着，惠及了许多贫苦农民。无论是改造沙漠，还是小额贷款，老人的用意都是要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避免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动荡。她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只有社会稳定了，中国才能发展；只有弱势群体都能分享到发展成果，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
关注中国教育
“文革”刚结束时，由于长期的精神重压和生活困苦，有些知名科学家和教授英年早逝，赫尔玛对此心急如焚，她写信给我们，信中说：“难道这不是五千年的古老文化在自杀吗？”“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需要一个安静的居室环境，要为他们排解柴米油盐和日常琐事的困扰，不能仅仅加封他们空洞的头衔，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长期靠头衔和理想过日子。每一位倒下去的知识分子，除了造成他们家庭的悲剧之外，也是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
在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她在另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对一个民族而言，只有通过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甚至出国深造，才能提高本民族的自尊。教育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前提。”
我们知道她关心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教育事业，所以我们用试探的口气问她愿不愿意为豫西山区捐一所希望小学。她一听就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主意，为什么不早说？”并表示要马上动身去河南看看。这时正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底，天气特别冷。加之她被查出患有癌症，我们实在不忍心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带老人家去河南乡下，所以提出来年春天再去。她看出我们的顾虑，便严肃地问我们：“请你们告诉我，是我这个活了８０多岁的老太太重要，还是在等待帮助的孩子重要？”
我们拗不过她，只得陪她去。当她冒着大雪来到豫西孟津县王良小学，看到孩子们在破旧的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时，她眼含热泪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早该来呀！”
一年后，她捐建的王良中心小学成了当地设备最好的小学。
她的理想
可是，有谁会想到，在她争分夺秒地实施这些善举时，病魔早已向她袭来。２０００年三四月间，她在北京期间，突然感到行走困难，我们陪她去协和医院和北大医院检查，都没有结论。同年６月，她在德国医院查出患上乳腺癌，且是晚期。医生要求她立即住院治疗并定期换血。使人没有想到的是，老人竟为了帮助中国而嫌定期换血太费钱，决定只吃药、打针，不换血。她在发给我们的传真中这样写道：“虽然我有足够的钱换血，但我思来想去，觉得花那么多钱保我这把老骨头，不如把钱省下来帮助中国穷人。因此，我请医生们再给我半年时间，让我把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治沙和扶贫工作安排好。医生们被我说服了。”
许多人也许会问：这位可佩可敬的老人到底是什么人？是爱国华侨？是华裔巨富？否则她为什么对中国情有独钟？
答案是：她与华人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她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德国人，是一位小有积蓄的有产者。千万不要以为她的钱“太多了”。她为了筹钱帮助中国，卖掉了别墅，卖掉了首饰，卖掉了最后一套宽敞居室。去世时，她在租来的一室一厅蜗居。那么，她为什么这样无私地关爱中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解答：“我是一个社会理想主义者，而建设理想社会不是靠空谈，要靠每一个志同道合者长期接力下去。”在对人类社会的长期探索中，她认定中国的做法是最有希望的，也最接近她的理想。
这就是赫尔玛·阿·赛德尔这位“编外中国人”对中国的点点滴滴之爱和所做的一些事情，但远不是全部。
（关于赫尔玛·阿·赛德尔与中国的故事，作者整理成书，取名《德国好人》，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