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华师大60周年校庆，我所在的杂志社这期要做“我们是师大人”的头条。开会时说要请谁谁写稿，说到了请钱谷融先生。90多岁的他还能不能写呢，大家心里直嘀咕。我打手机向他约稿，又用座机打了一次，他说我讲的记不清楚，最好能写在纸上，我想也是，毕竟90多岁的老人了。第二天上午我去他家看他，他和我好几年前陪北京诗人李岱松看望他的时候一点都没变，脸色显得红润，仍穿着西装，戴着法兰西小帽。我把组稿简要的要求打印在纸上给了他，请他谈谈多年来在教学和文艺理论上的业绩、对华师大60周年校庆的祝福等，我说稿子可长可短，二周后即四月六日我来取。他耳聪目明，笑着一口答应，并说他写好后送来。他不服老的精神令我十分惊讶，我说行么？编辑部在校内理科大楼，虽然离他家十来分钟的路，但我不忍，便说我来取，他也不争了。
　　后来闲聊起来，问及他的起居，他说每天晚饭后总到边上的长风公园去散步，我说：“就一个人，不要人陪？”“一个人，绕银锄湖半圈，约四十分钟，走走歇歇嘛！”他很轻松地说。
　　四日我打了一个电话去，问关于那篇稿子的事，电话那头竟听他说：“写什么啊?”我心想真是忘了，还是与我开玩笑？我赶紧说其他约的稿子都到齐了，譬如赵丽宏先生的。我说：“赵丽宏给我一本《时间断想》的书里有一篇《师大的老师们》，写了许杰先生，写了施蛰存，后来写了你，我读你听不听？”钱先生说：“好！”我照着不长不短的原文大声地念。电话的那头很安静，我知道钱先生在仔细听呢。文中说了他是很受同学欢迎的教授，不仅是他的学问，还因有虚怀若谷的态度。他在上世纪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受到了批判，但是道出了文学的本质。说起他上课，赵丽宏说他，“总是深入浅出，讲得很生动。然而有趣的是，他有时会突然停止讲课，有点不好意思地摇头微笑着说：‘这些话，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重复自己的话，很没意思。’课堂里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来回报他……”电话那头的钱先生高兴地笑了起来，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我继续大声地念，说起赵丽宏与他的一段交往：请他为《上海文学》写了“文学是人学”几个端庄有力的大字，现在就挂在赵丽宏的办公室里。
　　听完后，他说：“谢谢！”
　　我知道他是谢谢赵丽宏这个当年的学生。
　　六日上午我去钱先生家，他把我引到他的书房。钱先生将清明节写好的一篇《我校六十大庆感言》交给了我，我很高兴他出手很快，文章一页稿360多字，抄录如下：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于1951年，到现在已有60年了。我是在学校草创时期，由交通大学调动过来的，60年的风风雨雨、60年的岁月沧桑，我都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过。在上海，我们这个学校是新中国建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师范大学；校长就由久负盛名的老教育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孟宪承先生兼任，各系系主任都是一些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知名人士，教师也大都是由上海或其他各地大学的在职教师中物色和调动过来的，队伍比较整齐，力量很充实。所以，建国之初虽然运动不断，但师生们仍非常重视学业，学风十分良好，60年来，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为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虽然无能，各方面的修养都很差，但在这个大家庭诚朴、踏实的风气的感召下，也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着，总算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迎接我校60寿旦的大喜日子里，也勉强可以有所自慰了。
　　2011年清明节
　　
　　我一看个别字略草，就拿着他的稿子念，请钱先生在一旁校对。念到后面，我笑出声来，对钱先生说，怎么像是在写检查啊，是不是可将“我虽然无能，各方面的修养都很差”这一句改一下，他坚持说：“我就是无能呵，各方面的修养都很差啊……”
　　他是不是受到当年中央大学他老师伍叔傥的影响？
　　诗人铁舞编撰的《采访钱谷融》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他（伍先生）门下三四年之久，我对他的学问造诣，还有点莫测高深，不能追踪其万一。但是在他平日言谈举止的熏陶下，在他立身行事的风范的感召下，我不知不觉也逐渐养成了一种懒懒散散，对一切都漫不经心的态度。尽管自己一无所能，却目空一切，对熙熙攘攘的追名逐利之徒，更是夷然不屑。但自己又不肯用功读书，以致今天毫无成就。这当然不能怪伍先生，只能怨自己不长进，专拣伍先生身上所具有的投合我无能而又懒惰的本性的那些东西，即他的消极厌世精神去学习模仿的结果。这是我今天在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回顾以后所得到的一点认识。”
　　我知道，拿钱先生没辙了。
　　但是，我总觉得以他的成就和声誉是自谦了。
　　老子曰：“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退然后无争而身存，泊然无营而精不敝。但这不也正是钱先生淡然处世的一种境界？
　　钱先生的身体还这么健朗，这与他散淡心性有莫大的关系。
　　他对我说，“93岁，亦无所用心了。”
　　书房有一朝南的阳台，阳光可照到大半个房间，几案及西墙书桌上堆着一些书刊杂志，虽有些杂乱，他坐在椅子上随手可以拿到，看看报刊，晒晒太阳，颐养天年。
　　东墙上挂着一副行书的对子：“收百世阙文，采千载遗韵”。笔墨苍润，结体颇有气韵；上书“庆祝老友钱谷融八十寿诞”，边上钤一闲章；左上方书“右集陆世衡句”，落款为“戊寅秋日清园王元化”，下钤一枚朱印。看着王元化先生的遗墨，我不禁有点怆然；却可窥见钱先生的治学态度，“阙文”即存疑而“士志于道”。1957年他对当时“文学的工具论”、“文学的主题先行”等观点的存疑，才提出了“文学是人学”这石破天惊的观点，这是他直抒己见的文学观——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即使在当年被严厉地批判，并经受多年的磨难而始终不悔。
　　王元化先生写给钱先生的这副对子，确实是对钱先生一生荣辱最中肯的评价。
　　对联之间嵌着一幅青绿山水，上书“峡云常照夜，江月会兼风”；右下书“谷融老人教授暨夫人霞华嘱画因绘杜甫诗意图敬请方家赐教”，落款为“吴门陶为浤于沪上风雨楼”。可见杜甫的这两句诗由钱先生与夫人选定，陶冷月之子陶为浤所画。此画古意盎然、意境深邃，没一丝的烟火气，可见钱先生一代名士绝尘之风雅。
　　他说他深受伍叔傥先生的“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的影响。
　　对联及画的下面等宽的是一横轴小楷书法，钱先生告诉我说，这是中央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伍叔傥先生相赠的亲笔书写的一首长诗。钱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在那个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确有一些读书人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这不也是令人欣慰的事吗？伍先生就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个。”
　　可见钱先生又师承了耿介之心性。
　　说起当年伍先生开的“各体文习作”课，钱先生还保留着当年“国立中央大学试卷”作为作文卷所写的习作，文卷上还留有伍先生所加的许多评语和批点，在他眼里就特别珍贵。有时翻检旧物看到时仍不免心动，他说：“一拿到手，就会立即悄然凝神，展卷重读。于是数十年前旧事，恍然如在目前。一时思绪万千，此中情味，实在难以言宣。”
　　而这篇《我校六十大庆感言》，既是学校60年风雨的回顾与对未来的祝福，又是93岁老人，他一生洵为简短、质朴而又极为谦逊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