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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从32岁到46岁，鲁迅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达14年之久，原来是第一科科长，后来因第一科合并到文化部，改任第二科科长，其职务为佥事。他负责图书馆、博物馆、地方志、史书、小说、戏曲、古碑文、版画等业务，工作也算卖力，他经常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忙一整天，不禁“头脑涔涔然”，但他一直只是科长。1915年，求学经历相近的老同学伍仲文升任普通教育司司长，最让他难堪的是，仅比他大3岁的汤尔和1922年9月出任教育总长，汤与他是老朋友了——在他开始教育部仕途生涯的时候，汤不过是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给鲁迅拜年，没想到当初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是他不想升迁吗？显然不是。从他1918年8月20日寄其挚友、江西省教育厅厅长许寿裳的信中可以看出， “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为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意思就是说，我认为你既然做了教育厅厅长，再无人掣肘，就应当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大展宏图。从他刚到教育部时的工作表现来看，也证明他希望得到提拔。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暑假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裳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了。鲁迅还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人们不禁会问？鲁迅在教育部14年之久，占其生命四分之一时间的大好年华都耗在这里，为何一直郁郁不得志？为何只是靠看书、抄古碑、阅读佛经、整理金石、写文章、兼课来麻醉自己，打发时间？
首先，未遵守官场游戏规则。第一，得罪了领导，给自己的仕途宣判了死刑。有道是：做官没功夫，全靠天线粗。领导需要下级的尊重和扶持，下级更需要领导的提携和关照。他本来天线就不粗，来教育部还是许寿裳推荐给部长蔡元培的，不久蔡不满袁世凯独裁辞职了，同在教育部的许寿裳也去了江西，势孤力单的他还屡次犯上。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员时，就和总长景耀月关系不睦。來北京后，某次一教育部次长（常务副部长）把一件公文给他签字经手，他看了看后，竟断然拒绝。教育总长汤化龙为了给袁世凯称帝造舆论，亲自召见他，暗示他尽快编译宣传封建道德的海外小说，且派员亲到督导，但他拒不执行命令。1916年，鲁迅还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鲁迅与其顶头上司夏曾佑关系也处得不好，夏当社会教育司司长时已50多岁了，爱摆老资格，吃老本，混日子，这位上司的年衰任性与纵酒胡为让他难以忍受，故常出怨言讥讽。因此他被领导排挤，甚至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逮住把柄开除了公职（鲁迅通过打官司后复职）。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俟堂”——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总之，鲁迅的不听话的强项作风令他在官场生存都很艰难，升迁就更不要提了。第二，不愿官场应酬，缺少耐性和大局意识。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一个叫海端生的美国人来教育部，董恂士次长抬举他，叫其作陪，他竟然表现出很不耐烦。1915年12月16日，教育部为黄炎培召开茶话会，他烦躁不安。教育部召开很多次大会，他都拒绝参加，这样就丧失了很多结交官场朋友、扩大人脉的机会。第三，仪表邋遢。做官是要有官相的，而他经常头戴一顶灰色的破毡帽——不戴帽子的时候乱发如草，讲课时耳朵上还夹一支笔，穿一件几个月不洗的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显得又老又呆板。
其次，学历不过硬，专业也不对口。鲁迅1902年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8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6月肄业，并未取得正式大学文凭。从1906年到1911年，鲁迅一直在日本研究文史，在教育学、管理学方面他是门外汉。
再次，缺少基层督学和教育管理的履历。鲁迅的老同学伍仲文之所以能升任司长，就因为做了两年督学，拥有视察基层学校的经历。汤尔和是浙江余杭人，与鲁迅前期经历相似：同期留学日本，原习陆军，后改学医，毕业于日本金泽医专，后又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务长兼校医。民国建立后，汤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担任了校长职务，1922年9月被总理王宠惠任命为教育总长——与鲁迅相比，他有过硬的文凭和完整的教育管理阅历和经验。
最后，他当时还是无名小辈，学术和文学造诣还未达到成名成家的地步。北洋政府是比较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藏书家傅增湘、历史学家陈垣就先后到教育部任总长、次长。
也许，鲁迅已看透了自己在官场的命运，并悄然把兴趣与精力转移向文学。如没有官场失败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没有绝望心情下的失落感受，没有勃兴于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或许也就不会有最终成为文学大师与思想伟人的鲁迅。从这个意义来讲，鲁迅没有在官场如鱼得水恰恰是好事。
（责任编辑/齐 风）
（电子邮箱：chenjianxin1123@126.com）
是他不想升迁吗？显然不是。从他1918年8月20日寄其挚友、江西省教育厅厅长许寿裳的信中可以看出， “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为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意思就是说，我认为你既然做了教育厅厅长，再无人掣肘，就应当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大展宏图。从他刚到教育部时的工作表现来看，也证明他希望得到提拔。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暑假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裳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了。鲁迅还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人们不禁会问？鲁迅在教育部14年之久，占其生命四分之一时间的大好年华都耗在这里，为何一直郁郁不得志？为何只是靠看书、抄古碑、阅读佛经、整理金石、写文章、兼课来麻醉自己，打发时间？
首先，未遵守官场游戏规则。第一，得罪了领导，给自己的仕途宣判了死刑。有道是：做官没功夫，全靠天线粗。领导需要下级的尊重和扶持，下级更需要领导的提携和关照。他本来天线就不粗，来教育部还是许寿裳推荐给部长蔡元培的，不久蔡不满袁世凯独裁辞职了，同在教育部的许寿裳也去了江西，势孤力单的他还屡次犯上。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员时，就和总长景耀月关系不睦。來北京后，某次一教育部次长（常务副部长）把一件公文给他签字经手，他看了看后，竟断然拒绝。教育总长汤化龙为了给袁世凯称帝造舆论，亲自召见他，暗示他尽快编译宣传封建道德的海外小说，且派员亲到督导，但他拒不执行命令。1916年，鲁迅还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鲁迅与其顶头上司夏曾佑关系也处得不好，夏当社会教育司司长时已50多岁了，爱摆老资格，吃老本，混日子，这位上司的年衰任性与纵酒胡为让他难以忍受，故常出怨言讥讽。因此他被领导排挤，甚至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逮住把柄开除了公职（鲁迅通过打官司后复职）。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俟堂”——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总之，鲁迅的不听话的强项作风令他在官场生存都很艰难，升迁就更不要提了。第二，不愿官场应酬，缺少耐性和大局意识。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一个叫海端生的美国人来教育部，董恂士次长抬举他，叫其作陪，他竟然表现出很不耐烦。1915年12月16日，教育部为黄炎培召开茶话会，他烦躁不安。教育部召开很多次大会，他都拒绝参加，这样就丧失了很多结交官场朋友、扩大人脉的机会。第三，仪表邋遢。做官是要有官相的，而他经常头戴一顶灰色的破毡帽——不戴帽子的时候乱发如草，讲课时耳朵上还夹一支笔，穿一件几个月不洗的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显得又老又呆板。
其次，学历不过硬，专业也不对口。鲁迅1902年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8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6月肄业，并未取得正式大学文凭。从1906年到1911年，鲁迅一直在日本研究文史，在教育学、管理学方面他是门外汉。
再次，缺少基层督学和教育管理的履历。鲁迅的老同学伍仲文之所以能升任司长，就因为做了两年督学，拥有视察基层学校的经历。汤尔和是浙江余杭人，与鲁迅前期经历相似：同期留学日本，原习陆军，后改学医，毕业于日本金泽医专，后又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务长兼校医。民国建立后，汤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担任了校长职务，1922年9月被总理王宠惠任命为教育总长——与鲁迅相比，他有过硬的文凭和完整的教育管理阅历和经验。
最后，他当时还是无名小辈，学术和文学造诣还未达到成名成家的地步。北洋政府是比较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藏书家傅增湘、历史学家陈垣就先后到教育部任总长、次长。
也许，鲁迅已看透了自己在官场的命运，并悄然把兴趣与精力转移向文学。如没有官场失败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没有绝望心情下的失落感受，没有勃兴于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或许也就不会有最终成为文学大师与思想伟人的鲁迅。从这个意义来讲，鲁迅没有在官场如鱼得水恰恰是好事。
（责任编辑/齐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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