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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邻居
环北京贫困带调查
如果从夜晚的天空俯瞰首都，北京城像一个光芒四射的舞台，但舞台四周，你会发现一圈寂静、灰暗的“项圈”。
“灰项圈”在学界有一个专用名词：“环首都贫困带”。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
七年之后，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其联合发布的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中再次指出，“环首都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
在地理版图上，环首都贫困带并不属于北京，但数百年来它们与北京毗邻而居。作为京畿护卫，贫困带与北京唇齿相依，却贫富云泥：当古老的北京向着世界级的大都市急奔而去，部分居住在贫困带上的邻居们还停留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贫困状态。
多年来，北京靠政治优势长期吸吮着周边地区的资源，虽然近年已开始反哺，但历史形成的“贫困带”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有些贫困带上的城市已从北京的发展中受益，更多的县城仍亟待“脱贫”。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建设首都经济圈，给贫困带开出了一剂药方，但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互动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如何影响、塑造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经济圈”如何破除“贫困带”？答案仍旧待解。
贫困带的“伤口”仅靠河北一剂猛药几乎难以“愈合”。必须保证北京在吸吮资源的同时，给予相应的生态补偿，形成一体化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让这座满怀国际大都市梦想的城市孤独地成长
一条越来越深的“壕沟”泾渭分明地把北京与其近邻——河北分隔开来。
“壕沟”的一边是气派的高楼大厦和宽阔平坦的马路，另一边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崎岖不平的小道，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甚至将其形容为“地界相连两重天，欧洲非洲各一边”。
事实上，“非洲”对“欧洲”已成包夹之势，形成了一条环绕北京的贫困区域。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报告称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调，突出表现为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而其中的“环首都贫困带”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该蓝皮书的一篇分报告《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中，对比了从2004年至2009年的贫困带地区京冀两地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收入指标。其中2004年，三项收入指标京冀比均在2倍以上，而2009年地區财政收入京冀比竟高达9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五年内，边界两侧各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依然迅猛，边界两侧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正在由不平等走向更大的不平等”。
“壕沟”越来越深
在认真分析了京冀两侧的数据之后，韩劲想到了“壕沟”这个词，并把它写进《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报告之中。韩劲是石家庄经济学院的教授，因从小生活在农村，博士论文又是研究贫困山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贫困问题一直比较敏感。2010年，韩劲受邀参与了保定的“十二五”规划讨论，她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河北涞水县与北京房山区仅隔着干枯的河道，差距却异常明显。“就拿养老保险来看，北京那边每月400多元，河北这边只有55块。”韩劲说。
“环首都贫困带”最早出现于官方表述中是在2005年，彼时，环首都贫困带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由于历史和主客观多方面原因，河北与京津接壤地区形成一个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带，并将京津以北连片的24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报告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京冀边界两侧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然而到了2001年，贫困带上的24个县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北京一侧区县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韩劲好奇的是，如今这三项指标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她在研究时发现，2004年至2009年，五年时间内，京冀边界地区财政收入落差以接近40%的年均环比增长率超正常“增长”，特别是 2010年北京地区财政收入的环比增长率高达146.35%，而河北一侧则呈现下降趋势。韩劲说，较高财政收入就会在北京边缘地区形成较高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而河北省的表现却恰好相反，为此，京冀边界两侧的居民待遇的不平等会更加明显。这种差距还特别体现在交通上，曾有人戏言，闭着眼坐在车里，只要开始颠簸，就知道已进入河北境内。
与北京一侧的强势增长相反，2004-2009年，京冀边界河北一侧各项收入的增长势头均在下降，“京冀边界差距继续拉大不仅是目前的事实，而且是未来的趋势。”韩劲说。
在2005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到，贫困带有24个县（区），共有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21个，贫困人口180.4万人，贫困标准为年人均收入625元，占全省贫困人口的35.86%。
而河北省发改委与河北省扶贫办2011年9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环首都贫困地区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235.9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42.1%。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涞水县人均生产总值为1.1万元，房山是4.4万元；全部财政收入，涞水是3亿元，相邻的北京一侧，房山则高达117.5亿元。从两组数据可以看出，6年间，京冀两侧的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增大的趋势。“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今年2月底河北省扶贫开发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上感叹道。
长期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认为，因为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人口肯定会增多，但京冀边界两侧差距的确在拉大。
按照韩劲的分析，正常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和拉动作用是以中心城区为极点在向外扩展中缓慢下降的，“可从北京到了京冀交界处，这个缓坡变成了悬崖”。
贫困带的“牺牲”
其实，在大多数经济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均形成了庞大的首都经济圈和都市圈，但只有中国的首都周边形成了庞大的贫困带，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环京津贫困带”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曾去河北赤城县调研，当地人开玩笑说，他们的第二产业就是铁匠铺，三产就是小卖部。她曾到一家农户，兄弟两人，哥哥五十多，弟弟四十多，都还没有找着媳妇，其贫困程度可见一斑。
在2005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将贫困带的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敏感的区位条件限制、自然条件恶劣、自然资源严重超采和退化、历史上多次人为破坏和重大决策失误、扶贫和生态保护决策和管理不能形成合力以及非市场化的资源环境分配方式的影响。作为当年该报告的第一执笔人，李岚认为，时至今日这些原因仍不过时。
从客观上讲，该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适应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土地面积的30%，难以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规模经济。但主观上说，由于这些区域多处于北京的上风上水区，是首都的生态屏障，亦是城市供水水源地和风沙源重点治理区，所以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这就限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令李岚感触最深的是，为了防风固沙，张家口、承德地区牺牲了许多大项目。如赤城县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项目，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导致近千人下岗，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丰宁县关停了造纸、矿山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年减少工业产值20亿元；为了防沙护草，丰宁县共淘汰山羊35万只，马驴骡3万匹，农民每年直接减少收入近4亿元。
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除此之外，该地区因地处要地开放较晚也是影响发展的原因之一。河北省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干年前，一个新加坡公司在张家口投资生产大理石，出于某些原因，该项目后来被迫下马，当地政府不得不向投资商支付两千万元违约金。
另一个令河北难以望京项背的是，因财力有限，造成了“同策不同利”，与北京政策待遇不对等。例如，在“村村通”公路补贴上，河北每公里只有3.5万元,而北京高达35万；生态移民上，河北省补助标准是每人5000元，北京市补助标准是每人1万元；人工造林上，北京市的补助标准为3000元/亩，而河北省只有200元。
事实上，这种政策待遇的不对等，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环首都贫困地区与北京相邻区县发展的鸿沟和不平等。
木桶上的短板
在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在此区域内的贫困现状影响着该战略的实现。如果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比作木桶，环首都贫困带则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实际上，京津冀一体化的前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环渤海战略。2004年2月，京津冀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廊坊举行，三方正式确定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然而，京津冀一体化的合作却一路坎坷。
事实上，京津冀合作的难点在于首都、北京、天津和河北“四方”的关系，其中，经济合作还掺杂着政治因素，使得经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令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无能为力。
在上述蓝皮书的分析报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与症结分析》一文中，李岚指出，由于首都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平等的市场经济关系变得不平等，既无特殊政治地位又无特殊经济地位的河北处于弱势，不能够与京津平等对话。
李岚举例称，贫困区域曾多年无偿向北京提供资源，即使后来有补偿也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更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特别是在河北省自身水资源严重短缺情况下，必须优先保证首都用水，赤城县几十年来已向北京官厅、密云水库输水数百亿立方米，这种方式只会加剧地区的贫困。
“京津一体化，首先是有互补、有竞争才有合作。而贫困带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凭什么与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合作？”李岚反问道。
“水资源方面的牺牲是很难用钱来衡量的。”河北一位官员感叹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中，尽管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但重点是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人们便不无理由地担心西部贫困带的脱贫问题。“贫困带问题不解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和建设‘首都经济圈’就是空谈。”韩劲说。
在韩劲看来，京津冀一体化的版图中，天津是北京的出口，而河北是其腹地，目前因为贫困带的存在，削弱了腹地的作用。她举例说，河北本可利用地缘优势成为北京的蔬菜基地，而事实是，山东蔬菜一减产，北京市场就感冒。河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振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河北在这方面起步晚，发展慢，观念较为落后，反而有的山东菜商收购河北的蔬菜，贴上自己的商标进入北京市场。
据韩劲观察，在“十二五”规划之前，京津冀一体化经常被称为双核带动，可效果远没有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确立一个“老大”的效果明显。而“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确定这个核心之后，至少有利于统一规划和协调。
李岚也注意到，在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与周边的合作，由能量积聚向能力扩散转变，重视与河北的合作。北京专家甚至提出发展河北就是发展北京的观点，特别是在水资源补偿上，贫困带把种水稻改为玉米，省出的水供给北京，而北京每亩给550元的补贴，尽管这个补贴还没有农民租地的收入高，但北京的合作意识在不断提高。“给予生态补偿也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水，这有利于区域合作可持续性。”李岚说。
困局待解
李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年前在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时，大家只关注了这个概念，而最大意义在于提出建立“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的思路，“这个思路比较超前，到现在国家也没有施行”。
所谓“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是国家为解决生态与贫困交织的突出矛盾而在典型的跨省级生态敏感区域建立的综合性示范区。示范區通过制订并组织实施区域特殊的相关政策，建立保证生态安全和促进区域发展的各项体系，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的双重目的。
李岚举例说，在土地问题上，国家可以网开一面，因为张家口、承德一带许多土地沙荒严重，本就不长粮食，可以搞一些生态型工业项目。“这一带的优势是可以做绿色食品基地，有人来投资，可没有土地指标就建不了。”李岚还建议，在其他方面也要给予环京津贫困带倾斜支持，如在张承地区布局重大战略物资储备项目、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减免重大项目建设配套资金等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李岚提出，生态补偿因涉及到不同的省市的不同地区，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一套管理机构，协调三地四方的关系，保证其顺利运行。
在河北省发改委联合河北省扶贫办所作的环首都贫困带调研报告中亦提出，要改善基础设施，探索建立生态建设补偿机制，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为此，今年2月29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涞水县召开了全省扶贫开发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会上表示，要举全省之力抓好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经过二三年的艰苦努力，打造展示扶贫开发成果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之路。
在此之前，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全国“两会”上向媒体表示，通过2到3年的努力，环首都地区的县(市、区)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位研究环首都贫困带的专家对此表示担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地区极为落后，单靠河北财政收入，砸多少钱下去都“听不到响声”。必须有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些地区为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也应该投资，否则仅靠河北的力量，大变样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
（实习生张琦对本文有贡献）
环北京贫困带调查
如果从夜晚的天空俯瞰首都，北京城像一个光芒四射的舞台，但舞台四周，你会发现一圈寂静、灰暗的“项圈”。
“灰项圈”在学界有一个专用名词：“环首都贫困带”。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
七年之后，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其联合发布的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中再次指出，“环首都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
在地理版图上，环首都贫困带并不属于北京，但数百年来它们与北京毗邻而居。作为京畿护卫，贫困带与北京唇齿相依，却贫富云泥：当古老的北京向着世界级的大都市急奔而去，部分居住在贫困带上的邻居们还停留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贫困状态。
多年来，北京靠政治优势长期吸吮着周边地区的资源，虽然近年已开始反哺，但历史形成的“贫困带”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有些贫困带上的城市已从北京的发展中受益，更多的县城仍亟待“脱贫”。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建设首都经济圈，给贫困带开出了一剂药方，但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互动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如何影响、塑造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经济圈”如何破除“贫困带”？答案仍旧待解。
贫困带的“伤口”仅靠河北一剂猛药几乎难以“愈合”。必须保证北京在吸吮资源的同时，给予相应的生态补偿，形成一体化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让这座满怀国际大都市梦想的城市孤独地成长
一条越来越深的“壕沟”泾渭分明地把北京与其近邻——河北分隔开来。
“壕沟”的一边是气派的高楼大厦和宽阔平坦的马路，另一边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崎岖不平的小道，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甚至将其形容为“地界相连两重天，欧洲非洲各一边”。
事实上，“非洲”对“欧洲”已成包夹之势，形成了一条环绕北京的贫困区域。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报告称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调，突出表现为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而其中的“环首都贫困带”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该蓝皮书的一篇分报告《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中，对比了从2004年至2009年的贫困带地区京冀两地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收入指标。其中2004年，三项收入指标京冀比均在2倍以上，而2009年地區财政收入京冀比竟高达9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五年内，边界两侧各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依然迅猛，边界两侧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正在由不平等走向更大的不平等”。
“壕沟”越来越深
在认真分析了京冀两侧的数据之后，韩劲想到了“壕沟”这个词，并把它写进《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报告之中。韩劲是石家庄经济学院的教授，因从小生活在农村，博士论文又是研究贫困山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贫困问题一直比较敏感。2010年，韩劲受邀参与了保定的“十二五”规划讨论，她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河北涞水县与北京房山区仅隔着干枯的河道，差距却异常明显。“就拿养老保险来看，北京那边每月400多元，河北这边只有55块。”韩劲说。
“环首都贫困带”最早出现于官方表述中是在2005年，彼时，环首都贫困带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由于历史和主客观多方面原因，河北与京津接壤地区形成一个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带，并将京津以北连片的24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报告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京冀边界两侧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然而到了2001年，贫困带上的24个县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北京一侧区县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韩劲好奇的是，如今这三项指标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她在研究时发现，2004年至2009年，五年时间内，京冀边界地区财政收入落差以接近40%的年均环比增长率超正常“增长”，特别是 2010年北京地区财政收入的环比增长率高达146.35%，而河北一侧则呈现下降趋势。韩劲说，较高财政收入就会在北京边缘地区形成较高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而河北省的表现却恰好相反，为此，京冀边界两侧的居民待遇的不平等会更加明显。这种差距还特别体现在交通上，曾有人戏言，闭着眼坐在车里，只要开始颠簸，就知道已进入河北境内。
与北京一侧的强势增长相反，2004-2009年，京冀边界河北一侧各项收入的增长势头均在下降，“京冀边界差距继续拉大不仅是目前的事实，而且是未来的趋势。”韩劲说。
在2005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到，贫困带有24个县（区），共有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21个，贫困人口180.4万人，贫困标准为年人均收入625元，占全省贫困人口的35.86%。
而河北省发改委与河北省扶贫办2011年9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环首都贫困地区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235.9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42.1%。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涞水县人均生产总值为1.1万元，房山是4.4万元；全部财政收入，涞水是3亿元，相邻的北京一侧，房山则高达117.5亿元。从两组数据可以看出，6年间，京冀两侧的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增大的趋势。“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今年2月底河北省扶贫开发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上感叹道。
长期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认为，因为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人口肯定会增多，但京冀边界两侧差距的确在拉大。
按照韩劲的分析，正常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和拉动作用是以中心城区为极点在向外扩展中缓慢下降的，“可从北京到了京冀交界处，这个缓坡变成了悬崖”。
贫困带的“牺牲”
其实，在大多数经济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均形成了庞大的首都经济圈和都市圈，但只有中国的首都周边形成了庞大的贫困带，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环京津贫困带”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曾去河北赤城县调研，当地人开玩笑说，他们的第二产业就是铁匠铺，三产就是小卖部。她曾到一家农户，兄弟两人，哥哥五十多，弟弟四十多，都还没有找着媳妇，其贫困程度可见一斑。
在2005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将贫困带的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敏感的区位条件限制、自然条件恶劣、自然资源严重超采和退化、历史上多次人为破坏和重大决策失误、扶贫和生态保护决策和管理不能形成合力以及非市场化的资源环境分配方式的影响。作为当年该报告的第一执笔人，李岚认为，时至今日这些原因仍不过时。
从客观上讲，该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适应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土地面积的30%，难以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规模经济。但主观上说，由于这些区域多处于北京的上风上水区，是首都的生态屏障，亦是城市供水水源地和风沙源重点治理区，所以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这就限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令李岚感触最深的是，为了防风固沙，张家口、承德地区牺牲了许多大项目。如赤城县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项目，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导致近千人下岗，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丰宁县关停了造纸、矿山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年减少工业产值20亿元；为了防沙护草，丰宁县共淘汰山羊35万只，马驴骡3万匹，农民每年直接减少收入近4亿元。
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除此之外，该地区因地处要地开放较晚也是影响发展的原因之一。河北省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干年前，一个新加坡公司在张家口投资生产大理石，出于某些原因，该项目后来被迫下马，当地政府不得不向投资商支付两千万元违约金。
另一个令河北难以望京项背的是，因财力有限，造成了“同策不同利”，与北京政策待遇不对等。例如，在“村村通”公路补贴上，河北每公里只有3.5万元,而北京高达35万；生态移民上，河北省补助标准是每人5000元，北京市补助标准是每人1万元；人工造林上，北京市的补助标准为3000元/亩，而河北省只有200元。
事实上，这种政策待遇的不对等，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环首都贫困地区与北京相邻区县发展的鸿沟和不平等。
木桶上的短板
在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在此区域内的贫困现状影响着该战略的实现。如果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比作木桶，环首都贫困带则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实际上，京津冀一体化的前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环渤海战略。2004年2月，京津冀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廊坊举行，三方正式确定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然而，京津冀一体化的合作却一路坎坷。
事实上，京津冀合作的难点在于首都、北京、天津和河北“四方”的关系，其中，经济合作还掺杂着政治因素，使得经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令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无能为力。
在上述蓝皮书的分析报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与症结分析》一文中，李岚指出，由于首都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平等的市场经济关系变得不平等，既无特殊政治地位又无特殊经济地位的河北处于弱势，不能够与京津平等对话。
李岚举例称，贫困区域曾多年无偿向北京提供资源，即使后来有补偿也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更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特别是在河北省自身水资源严重短缺情况下，必须优先保证首都用水，赤城县几十年来已向北京官厅、密云水库输水数百亿立方米，这种方式只会加剧地区的贫困。
“京津一体化，首先是有互补、有竞争才有合作。而贫困带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凭什么与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合作？”李岚反问道。
“水资源方面的牺牲是很难用钱来衡量的。”河北一位官员感叹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中，尽管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但重点是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人们便不无理由地担心西部贫困带的脱贫问题。“贫困带问题不解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和建设‘首都经济圈’就是空谈。”韩劲说。
在韩劲看来，京津冀一体化的版图中，天津是北京的出口，而河北是其腹地，目前因为贫困带的存在，削弱了腹地的作用。她举例说，河北本可利用地缘优势成为北京的蔬菜基地，而事实是，山东蔬菜一减产，北京市场就感冒。河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振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河北在这方面起步晚，发展慢，观念较为落后，反而有的山东菜商收购河北的蔬菜，贴上自己的商标进入北京市场。
据韩劲观察，在“十二五”规划之前，京津冀一体化经常被称为双核带动，可效果远没有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确立一个“老大”的效果明显。而“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确定这个核心之后，至少有利于统一规划和协调。
李岚也注意到，在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与周边的合作，由能量积聚向能力扩散转变，重视与河北的合作。北京专家甚至提出发展河北就是发展北京的观点，特别是在水资源补偿上，贫困带把种水稻改为玉米，省出的水供给北京，而北京每亩给550元的补贴，尽管这个补贴还没有农民租地的收入高，但北京的合作意识在不断提高。“给予生态补偿也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水，这有利于区域合作可持续性。”李岚说。
困局待解
李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年前在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时，大家只关注了这个概念，而最大意义在于提出建立“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的思路，“这个思路比较超前，到现在国家也没有施行”。
所谓“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是国家为解决生态与贫困交织的突出矛盾而在典型的跨省级生态敏感区域建立的综合性示范区。示范區通过制订并组织实施区域特殊的相关政策，建立保证生态安全和促进区域发展的各项体系，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的双重目的。
李岚举例说，在土地问题上，国家可以网开一面，因为张家口、承德一带许多土地沙荒严重，本就不长粮食，可以搞一些生态型工业项目。“这一带的优势是可以做绿色食品基地，有人来投资，可没有土地指标就建不了。”李岚还建议，在其他方面也要给予环京津贫困带倾斜支持，如在张承地区布局重大战略物资储备项目、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减免重大项目建设配套资金等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李岚提出，生态补偿因涉及到不同的省市的不同地区，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一套管理机构，协调三地四方的关系，保证其顺利运行。
在河北省发改委联合河北省扶贫办所作的环首都贫困带调研报告中亦提出，要改善基础设施，探索建立生态建设补偿机制，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为此，今年2月29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涞水县召开了全省扶贫开发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会上表示，要举全省之力抓好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经过二三年的艰苦努力，打造展示扶贫开发成果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之路。
在此之前，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全国“两会”上向媒体表示，通过2到3年的努力，环首都地区的县(市、区)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位研究环首都贫困带的专家对此表示担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地区极为落后，单靠河北财政收入，砸多少钱下去都“听不到响声”。必须有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些地区为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也应该投资，否则仅靠河北的力量，大变样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
（实习生张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