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政府收到浙江、上海渔业群体的一堆请愿书。渔民们遭遇的难题迫在眉睫，日本轮船利用吨位大、航速快、设备新的优势，在嵊泗列岛海域大肆捕鱼，将渔获运到上海出售，这严重威胁到尚依靠传统技术的中国渔民的生计，毕竟渔业资源有限。渔业群体希望政府出面与日本谈判，保护本国渔民利益，洗刷渔业领域的国耻。
　　日本侵渔现象由来已久，但作为前现代政府的晚清不在乎现代渔业，治理失效的北洋政府则根本无力管理渔业，这一历史顽疾留给了新建立的南京政府。适逢日本渔业扩张时期，北至白令海，南抵马来群岛，都遍布日本渔船，遑论不算太遥远的中国沿海。
　　事实上，中国不乏有识之士注意到渔业危机。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出訪日本，目睹了日本渔业和航运业的巨大进展，他回国后给商部提交咨文，率先呼吁要启动古老中国的渔业改革。“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张謇的警告被一一兑现。
　　日本先进渔船如入无人之境
　　日本渔船的革命并不早，但现代化速度很快，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海军扩张做有力支撑。1908年，日本才从英国购入第一艘金属船体、蒸汽动力的渔船，属于新兴的拖网渔船。中国江浙沿海第一艘由机器驱动的渔船，诞生早于日本，可惜沦为形象工程，政府无力推广使用。由张謇倡议组成的渔业总局，于1903年向德国订购了一艘小型机轮和相应渔具，取名“福海”号。前期由于实际作业时间少，每年亏损，直至辛亥革命后调整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扩大渔场活动范围、增加作业时间，它才发挥出机拖渔轮的威力。
　　新式捕捞法非常高效，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它在近海能将冬季潜伏海底的鱼群一网打尽，很容易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这类新渔船很快在日本扎根，也迅速引起传统渔船操作者的不满。政府为息事宁人，在1911年限制新型渔船在近海作业，鼓励它们去远海，当然包括中国近海。
　　当时中国的渔船吨位小并且吃水浅，只能在近海活动。 1912年至1914年，为保护己国海域的生态，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禁止新型渔船作业的海域，加速逼迫它们来到中国的东海和黄海。对于从事远洋渔业以及去他国领海捕鱼的企业，日本政府不惜给予财政补贴。1917年，日本规定全国只能有70艘拖网渔船，新造船的排水量必须在200吨以上，航速至少11节，续航力在2000海里以上。1924年，日本规定内海及黄海、东海海域之外的渔船不受70艘的限制，这等于变相鼓励拖网渔船去南中国海。日本拖网渔船数量在1926年达到300多艘，在1937年达到1000余艘。
　　那时的关东州、青岛、上海、台湾和香港，成为日本渔船的后勤基地。出入中国领海的日本渔船，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和保护。日本海军不时派军舰护渔，甚至直接向驱赶渔轮的中国军舰挑衅、示威。为争夺有限资源，占尽优势的日本渔船不惜欺负中国渔船，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破坏对方的网具。渔具一旦遭严重毁坏，中国渔船只能打道回府。最严重的情况，是日本渔轮撞沉弱小的中国木帆渔船，如1929年1月，“姬岛丸”号渔船在温州沿海撞沉一艘中国渔船；1931年3月，该日本船又在定海海域撞沉一艘中国渔船。
　　《申报》在1931年3月8日记录了日本渔船的野蛮状，“又闻该日轮在浙省洋面不但越海捕鱼，并且偷倒网舱之惯技，以至各钓船受害不浅，生计绝望。因日渔轮均装有柴油引擎，俟钓船下网后鱼已涨满时，只须渔轮在船旁驶过，连鱼带网均为叶子所卷，因此船家损失颇巨。”
　　中国的反击
　　“致我国沿海类（数）千百万之渔民，均受其欺凌压迫，以致渔场日缩，生计日穷，既乏相当渔业组织以谋抵抗，而政府又不为之后盾，含酸饮痛，莫可如何。”中国水产学会在1928年10月致电农矿部，“速令取缔，取消其协约，停止其进行，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优美之处女渔场，必尽为日人所攫取。”
　　当日本先进渔船以中国渔民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效率捕鱼时，中国渔民只能通过民间自治的渔业团体向政府申诉委屈和愤怒。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对此最敏感，海员总会、水产学校同学会、总商会、江浙渔业公会、渔轮业公会及各鱼商团体，先后向南京政府的外交、交通、实业等部门请愿。势力雄大的上海总商会提出特别强烈的抗议，因为作为理事的镇海人蒉延芳拥有8家渔行。
　　实业部长孔祥熙、部里的渔牧司官员皆坚定反对日本侵渔行为，实业部管辖着江浙渔业管理局。1931年4月，孔祥熙参加上海渔业改进宣传会并作演讲，他对渔业提出一整套减税方案，倡议政府多介入渔业，保护渔民权益并提供种种支援。这套方案，之后被中国的渔业学者及官僚实践和宣传多年。
　　全世界当时对领海宽度尚无定论和共识，海军力量最强的英国奉行3海里政策，许多国家遵循英国的做法，但也有不少国家反对。中国国民大会在1931年初想将领海延伸到12海里，遭到海军部的反对，海军警告此举会在国际社会招惹来很多不必要的敌意。4月底，海军部、外交部、内务部审议后宣布领海为3海里。但确定领海距离后，中国并不能阻止日本渔船进出，吨位大、吃水深的日本船通常在离海岸至少15海里外活动。困境中，孔祥熙想到了一个妙招，从关税入手。
　　孔祥熙的办法在1931年2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执行。首先，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两国尚未签订渔业协议，故日本渔船禁止入中国港口。接着，财政部通知海关，禁止日本渔船携带渔获进入港口，除非是正规商船，但征收每斤4.4元关税。孔祥熙还补上一条，禁止排水量100吨以下的小船来往于两国港口，名义上是堵上走私漏洞，实际是驱逐大批汇集在上海、小于100吨的日本渔船。3月底，中国政府免除了一切渔业税和鱼税，这是中国反击战的辉煌时刻。
　　这措施必然遭到日本的外交抗议，同时还遭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嫌税收有损失。又因为中国海上力量不足以常态化执法，偏偏日本又是得罪不起的海军大国，事实上执法时打了很多折扣，但侵渔危机总归改善诸多。日本人可以找到许多变通的法子，例如将满载渔获的船开往日据的旅顺和青岛，装入中国船的冷藏柜后转去上海销售，或船上借挂中国国旗，诸如此类的做法当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日本渔品的竞争力。故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渔船借己方海军撑腰，抓住窗口期，疯狂在上海卸货。 　　不幸的是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沿海主要港口首当其冲被占领。中国彻底无力抗拒日本的渔业侵略，以及背后的强大海军。
　　战争中的渔业
　　大肆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后，日本成立大批侵渔机构，在华东地区就有华中水产公司、东洋贸易公司、中支水产炼制公司、中国水产公司、帝国水物株式会社。日本在华北、华南也有许多侵渔机构。以成立于1938年11月的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它垄断了上海的水产批发，并特许日本拖网渔船在附近作业。日本当局为垄断渔业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指责中国渔民运输和经销水产品的方法低效又浪费，亵渎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事实上，上海所售水产的收入很大部分进入日本海军囊中，海军方面更是需要严控市场。
　　沦陷区渔民并未被禁止出海捕鱼，只是需要获得日伪当局的海关号簿。中国渔船若要在上海卸货，只能固定卖给日伪的侵渔机构，如华中水产公司。不幸中的幸运，难民潮水般涌入租界，导致上海水产需求远超战前水准，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让在舟山海域捕鱼的中国渔民多少能克服战争带来的苦难。
　　太平洋战争之前，能在中国渔业生意上与日本竞争的唯有西方列强。法国人看准商机，在1938年6月与上海水产市场的华人中间商合作建立中法渔业公司，专事沪上法租界的渔品销售。为了抢货源，这家新的合资公司豪爽地给舟山的渔民们贷款2万元，与沈家门的水产捕捞业负责人合作，协商将渔品运到上海。这匹“黑马”的背后不仅仅是法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
　　尽管日军占领了中國大部分港口，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浙江沿海仍有很多地区处于中国政府掌控下。中国海军在战争初期就损失殆尽，横行无阻的日本海军和混乱秩序催生的海盗，给国统区渔民带来很多危险。例如，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更有国家大义让位给养家糊口的时候，1938年7月，上海的定海同乡会代表渔商向宁波市政府求情，希望获准让渔获从定海运往上海。战时的物资封锁是双向的，国民政府一样禁止物资流向沦陷区。
　　国统区的渔船出海时携带中国的海关号簿，但遇到日本军舰时须把号簿藏起来或扔进海中，否则日本人会没收、销毁渔获，或强制把船带到上海，强制把渔获出售给日方的营销机构。而当渔船来到尚未沦陷的镇海港时，需要接受军队和海关的检查，上缴给地方渔会1到5元，船然后才能获准去宁波卖货。宁波沦陷后，渔船需要获得日伪的证件，否则遭重罚甚至生命危险。
　　抗战胜利后统计，中国沿海地区在战时共损失渔船几万艘。以浙江地区为例，1937年前约有26000艘渔船活跃在浙江海域，随后到来的战火毁灭15000艘。损失方式包括日军在海上击沉渔船、日军焚毁当地渔船、海盗掠夺和毁坏渔船、渔船因长期无法出海而年久失修，等等。中国渔船在舟山海域的渔获量在1936年是93000吨，至1947年仅剩120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