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所谓文官告老还乡，武将卸甲归田，一切功业最后的归宿，就是去向自己的童年寻求抚慰。一人飞黄腾达，出走四方，其后世子孙还是要从他的故土起步，步他的后尘去远方建功立业——家族文化就这样和它所依存的地域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今天，告老还乡制度亦有一定现实意义，不断凋零的乡村，需要一支有文化、有资源的力量来建设。当然，并不一定退休后回乡，一切文化向落后地区的普及都有特定的现实意义。
　　公鼐：一己之力，承载一个县的文化使命
　　小时候看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印象颇深的一个情节是，刘墉告老还乡，带着两个仆人回归诸城老家。到了家，碰到从未见面的孙子。小孩子不懂事，想象自己的爷爷大官的做派，而对眼前这个糟老头子不屑一顾。刘墉很生气，准备责罚孙子，此时出现一位老太太，指责他对家人太不关心。
　　刘墉想要的老年生活，比如在故乡度过余生，后来被来自北京的一道圣旨截断，太上皇乾隆召他回京，还没喝一口老家的水，他不得不再次踏上回京之路。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抵达远方？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回到故乡？年轻时出走得有多急切，年老时回归就有多急切。远方是梦想的舞台，故乡是梦中的桃源。“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遇到乡里人，询问家中还有什么人。只可惜家人早已逝去，房舍化为焦土，没有人记得他，只有遥远的记忆在此地回环。中国人对家园的持续热爱，凸显了一种自我回归意识。
　　老家村里有一个退休的老校长，像他这样住在村里的很少见。每天黄昏，他就带着妻子去汶河边散步，两个人一前一后，行走在河边的树林里。他们是如此恩爱，夕阳照在他们身上，放大了一种风景。地里耕作的农民很羡慕，只有闲人才散步，农民从不会悠闲地欣赏脚下的土地。后来，妻子去世了，没几个月，七十多岁的校长和一个当年的学生结了婚。
　　蒙阴人公鼐，明朝大学士，至今，其家族仍为当地第一家族，所谓“蒙阴县，公一半”。公鼐是这个家族的荣耀，不管其祖上有多辉煌，一律舍掉不用，皆尊其为先祖。
　　本县出过不少名人，比如蒙恬和刘洪，名气虽大，但要说对蒙阴的影响，却比不上公鼐。从公鼐高祖公勉仁开始，公家代代蝉联进士，到公鼐一代，“五世进士、父子翰林”，为明清北方仕宦家族之典范。
　　公鼐大器晚成，44岁才中进士，不过他属于一鸣惊人型的特殊人才，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吏为之惊异，因而把蒙陰由“小邑”升为“中邑”，每届增加五六个秀才名额。在古代，一人中进士，不仅是一个家族的骄傲，还会成为一个地域最好的名片。史书记载，公鼐刚正不阿，诗文俱佳，辞官后回归故里，办学堂，荫及乡亲，一个县的学问跟着噌噌往上蹿。
　　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阿赫玛托娃说：“一切诗和艺术都是乡愁的一种形式。”故乡并非此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而是自我内心深处的伊甸园。不论走多远，最终还是要回到出发的原点。我相信，所谓的出走最终是为了回乡。
　　公鼐位居“山左三大家”之一，山左是山东的另一个称谓，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山东三大作家之一。清代文坛领袖王士禛对他评价很高：“吾乡公文介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
　　县城曾有崇祯皇帝敕命建造的“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那些浮雕人物、花鸟，成为很多人的记忆。可惜，这座石坊在1961年被毁了。
　　在蒙阴，几乎随处都能碰到公姓人，他们人数虽不占优势，却“占领”了这个县的大小部门，延续着先祖的谆谆告诫，尤其在学校，很多公姓人做了老师，把一个个蒙阴子弟输送到外面的世界去。
　　2015年，在公氏后人的主持下，云蒙湖边的公家万村建起了一个公鼐文化广场。作家公衍余多方搜寻其先祖的历史功绩，梳理出一系列珍贵史料。在他牵头之下，当地设立了公鼐文学奖，向这位17世纪的著名诗人致敬。
　　乡村成为不逊色于皇城大邑的生机之地
　　告老还乡是古代的退休制度，常见的称谓有“致仕”、“致事”、“致政”等。《春秋公羊传》里有一句“退而致仕”，就是还禄位于君，即交还权利于君王。退休制度开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汉朝，发展于唐朝，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
　　古代官吏退休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条件，《礼记》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后来的汉、唐、宋、元等朝代基本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但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如唐朝，若身染疾病或者受伤者，虽未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俸；明朝亦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可见，在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
　　告老还乡就是“老病不堪厘务者”和“老疾不能任事者”主动请辞，提前申请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提前退休的情形。当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疾病的人也可以告老还乡，这一称谓已是退休归乡的特定说法。
　　古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统治极为薄弱，尽管设有里甲、保甲等组织，但其作用仅限于编户齐民、征收赋役，且后来日渐寥落，大多流于形式。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
　　那时候，城市和乡村并无人为割裂的鸿沟，往往大师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文化中心，“山左三大家”的另一位于慎行，辞官归故里后，济南南部的洪范池，各地文人士子打马前来，好不热闹。人群中找不到送礼的官宦，只有手执文卷的书生。
　　为了鼓励官员还乡，政府不仅允许使用官车送回，沿途接待，而且依据官职、贡献给予不同俸禄。乡村亦因大批有文化、有实力、有资源的乡绅乃至乡贤的存在而充满活力，成为不逊色于皇城大邑的生机之地。
　　相比政府任命的官吏，“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拥有百姓所不具备的声望、资财乃至特权，自然成为乡村执行教化、礼仪、诉讼等公共事务的主持者，水利、赈济等公益事业的组织者，甚至成为乡民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只可惜，多少年后，人们只记得出走，而忘记了回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消失的故乡”，试图找回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童年记忆。曾经的一切正在和我们断交，找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消失的不仅只有建筑，还有伦理和文化。对后者的寻找，是最难也最有价值的，其实不在于找到了什么，寻找的过程具备了可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