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
　　一个老乡告诉我，“生命须珍惜，远离汪曾祺”。我有些惊诧，又觉得有道理，更能知道话中的“反意”，毕竟他也是来自高邮，汪老的故乡。因为越贴近汪老的文字，就越恬静释然，越走进汪老的人格，就离真性情更近。他不急又不缓，贪吃又迷物的精神似乎与这个狂飙时代格格不入，却又时刻在敲打我们最敏感、温柔的神经。他把自己一生活成了最炙热朴实的生命。
　　从汪曾祺的世界中抽出，没有人能全身而退。如果读罢不能微笑，展眉，挠头，搓手，或者猛拍大腿，大概你对生命无感麻木。“生活，是很好玩的”，汪老这句是态度，更是阅历。重读汪曾祺，会发现经久未碰的内心深处的某处柔软。他在《手把肉》文末介绍“拔丝羊尾”，“吃过拔丝山药、拔丝土豆、拔丝苹果、拔丝香蕉，从来没听说过羊尾可以拔丝。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是啊，汪曾祺也宜供佛，人不能阅，因为太诱惑了。

文字的魅力

　　这份魅力首先源自文字。汪氏的散文、小说和回忆录是中学课本里除了古文和鲁迅之外最好的馈赠。只可惜我们读书时候还没有选入，亏得还是来自江苏，这份热爱是课后读《受戒》，读《故乡人》，特别是想到“别名就叫做盂城”的县城（高邮别称;盂城驿是显赫一时的大运河驿站）。亲切透浸骨子里。
　　江南出才子，然有才又能写的，其实不多，形成风格的更少。汪曾祺肯定算，从民国一直写到大器晚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他每个阶段都保持了创作水准，融合了国学传统、现代元素和西方技巧，浑然天成。
　　“中国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的他来自大儒家庭，后又转商。而才气与敏锐，汪曾祺都继承了。少时就和父亲一样书画俱佳，唱戏爱青衣，嗓子高亮甜润。文采是最突出的，可能部分天生，部分受灵气熏润，更多是纯粹爱好：“山顶有两棵龙爪槐，一在东，一在西。西边的一棵是我的读书树。我常常爬上去，在分杈的树干上靠好，带一块带筋的干牛肉或一块榨菜，一边慢慢嚼着，一边看小说”（《耳目所接皆是水》）。这让我想起鲁迅《野草》中那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鲁迅看到“这上面奇怪而高”的天空，汪老却顽皮地爬上去读小说！
　　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实在他的《小说笔谈》里已总结过：
　　语言上：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结构上：随便。
　　叙事和抒情：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
　　悠闲和精细：唯悠闲才能精细。
　　最关键的一点，不要着急。“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散文《葡萄月令》中规中矩从一月开始，“下大雪。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葡萄出窖，到三月上架。细到极致，张弛有度。汪老的文字处处透着时光的韵味。
　　风格冲淡调和，节奏气韵生动，但汪曾祺的人物是“贴着写”，词句拿捏准确自然，有自己的考量。才气傲然考入西南联大，读沈从文的小说，“没想到小说可以这么写”，受到教诲，“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后来写《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三子和巧云相爱，被打重伤，只有灌陈年尿碱才能保命，“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汪曾祺忽然加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他坦言，“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七里茶坊》里写掏粪，“平地上晒著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受戒》“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最后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写家乡拾字纸为生的老白，“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更痛快淋漓的，“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人间草木》）。疏疏落落的长短句，顾盼有情，既干净熨帖又百无禁忌，还略带粗口，恰当的词句在恰当的地方。抛开情节，语言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摄人的美。
　　客观说，先生身上的“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有几分天成，更多是阅历浮沉之后的积淀。汪曾祺早年吸收很杂，钟爱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追伍尔芙的意识流，也看弗洛伊德和萨特，古文的底子来自私塾诵读，常喜桐城派，尤其是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篇。在西南联大以博杂、偏科、散漫、任性著称，喜欢的课爱不释手，体育、英文却是一塌糊涂，为此还留级。阴差阳错，认识了华侨之女施松卿，后来的老伴。早期的《复仇》《鸡鸭名家》《异禀》，华丽，犀利，也有恨气。

　　写家乡客来昆明开小饭店，“扬州人老板，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样。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又来了一位南京伙计来做包子面食，“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脑后的褶纹不停地扭动。周身上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的白案师傅”，两人抵牾，结尾颇有欧亨利式惊讶，“扬州人南京人原来是亲戚”，情感上竟然是恨：“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落魄》）。哪里是恨，哀其不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