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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与民主党派人士谈话时曾说：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这里说的协商、商量，就是今天我们推行的协商式民主的最初形式。那么，什么是协商民主？当今中国为什么推行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怎么运行的？
协商民主扎根中国
从制度设计来看，西方民主具有天然的对抗和制衡性，表现在民主形式上就是对抗式民主。在这种模式下，各个不同党派或不同利益的群众存在共识的时候，对抗式民主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的影响要小些。如果这种共识不存在或者共识很少，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撕裂和冲突。现在，许多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都深受对抗式民主制度安排的消极影响，由此引发政治分裂和社会撕裂的可谓不在少数。
与对抗式民主不同，中国主张并推行协商式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这里所说的协商民主，实际上就是通过协商与合作的原则来达成结果正义，既保障大多数人利益又兼顾少数人利益，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也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抗与分裂的有效制度安排。
中国推行协商民主而不是搞对抗式民主，是在多重因素和力量作用下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是推行协商民主的文化根源。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形复杂的国家，要进行有效的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交通和通信极为落后的传统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靠一人一票方式或者召集全国性大会，都是做不到的，也无可能。日常国家治理只能是通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精英群体来实现，遇到复杂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各个层面代表人物的沟通协商来通达民情民意，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共识。中国古代社会县级政权以下长期实行的乡绅治理格局，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协商治理模式。中国传统社会重血缘家族关系，重人情、讲伦理，重秩序、重和谐，这些社会取向使得中国人习惯于用协商的办法，通过互相礼让、互相理解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冷冰冰、硬邦邦的投票来处理血缘深厚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协商民主在中国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根基，符合中国重结果正义的传统文化习俗。
显然，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民主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不顾及这些传统，简单地搞拿来主义，肯定会栽跟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曾经搞过对抗性民主，结果导致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民族危亡，反而陷入更大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时期开始，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力主各阶层、各党派进行民主协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专门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一种新模式。
这种民主协商制度在中国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广泛开展政治协商。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都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形成了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代表人士的协商。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内容十分广泛，协商的形式多种多样，协商的程序也很规范。政治协商的内容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等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政治协商的形式有举行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提出书面建议等。这种协商民主模式体现了中国人“和”“合”文化观念，更重视对话而不是对抗，重视协商而不是推诿。这能够避免对抗民主的消极因素，弥合社会的分歧，确保国家发展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协商民主的基层模式
随着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呈现出广泛性、多层次、制度化的特点，除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外，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经济组织协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各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为他们参与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与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相比，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通过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竞争达成政治的妥协而形成利益格局和政治秩序，而是直接通过以非对抗性政治协商建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秩序。承认和照顾协商各方的利益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与基础。中国不主张对抗性民主或街头民主，更倾向于协商民主。
在当代中国，社会协商对话无处不在，是协商民主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它常常是用来在政府与群众、领导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管理层与职员之间，通过对话方式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平等协商，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的重要渠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协商对话的具体形式也是很多的，如公共政策听证会、征求意见会、劳资双方协商对话及人民会商等。
诞生于中国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是中国基层社会协商对话的典范，颇受世界关注。温岭市是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也是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小城市，当地经济发展快。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越来越高。“民主恳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协商民主模式之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温岭民主恳谈由最初的一种工作方法演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目前民主恳谈的内容主要有：民主沟通会、乡镇政府决策听证会、乡镇党委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乡镇人大表决会、党代表建议回复会、重要建议论证会和村民代表监督管理会等。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恳谈的主要特点是：程序化、规范化程度比较高，与实际工作结合紧密，为各界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的空间比较广阔，运行成本比较低，操作比较简便，与现有各种制度及党的传统融合程度较高。民主恳谈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日本《朝日新闻》和英国《经济学家》等媒體对中国温岭民主恳谈都有过报道。 实践充分证明，温岭的民主恳谈产生了很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体现在：完善基层的决策程序。中国基层社会有大量的公共事务需要处理，尤其是经济发达、乡镇财政收入或农村集体收入比较多的地方。“民主恳谈”作为一项必经的决策程序，有利于防止或消除基层干部决策的随意性。
提高基层执行效率。民主恳谈推动了中国基层群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为基层群众在政府行政过程中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提供了平台，因此有助于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在解决公共事务时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有利于推动政策的执行。
推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恳谈是在村民选举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民主的原则贯彻到城镇和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增强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对中国农村来说，推进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缺乏民主意识和习惯。实行民主恳谈，有利于锻炼和提高基层群众民主参与的能力和素质。
温岭民主恳谈是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民主形式的一种尝试和创新。类似这样的社会协商方式还有很多，它们对于缓解中国基层社会矛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生动活泼又富有效率，这与协商民主丰富的实践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中国社会的高度稳定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均得益于这种民主政治制度。
协商民主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尽可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共识，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要民主形式。
经过多年发展，协商民主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把有序参与、平等议事、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融于一体，体现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一是广泛性。协商民主的主体涵盖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和各方面人士，协商民主的渠道多种、类型多样、形式灵活，可以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复杂多样的参与要求。二是包容性。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体量包容的原则，蕴含合作、参与、协商的精神，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三是平等性。协商民主是一种参与决策的民主形式，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保证人民群众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中国协商民主体现出的广泛、包容、平等精神，可以弥合当今世界的隔阂，有利于推动世界的民主化、多样化发展。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论调认为，世界上各国如果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那么就会有好的世界秩序。这个假设在逻辑和经验上都存在很大的漏洞。这种认为趋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就会带来一致的世界秩序的观点，是很危险的。我们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像罗尔斯的自由理论，已经威胁到世界秩序，而不是对世界秩序起建设性的引导作用。一个国家是没有权力以其界定的自由或者民主概念，将别国视为非民主、非自由的国家而予以随意干涉的。这违背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因为国际社会之所以能有秩序，是因为它遵从一个最底线的原则，也就是任何一种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不能建立在要求所有成员采纳相同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历史上，凡是遵從了这一底线原则，国际秩序基本上就有保障;如果不遵从这一原则，国际秩序的根基就会出问题。
中国主张“和而不同”的秩序，认为世界秩序不能建立在对抗基础上，这与国内秩序不可能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道理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如何在尊重差异，特别是尊重多种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中，寻求和谐共生的秩序。所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尊重差异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体现，中国一贯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
世界各国在尊重差异基础上进行合作，就是中国协商民主追求的价值。当今中国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多样制度模式以实现从协商走向共生的秩序，中国道路为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自身面临的个性问题探索提供了新方案。中国一直在矢志不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仅仅靠中国一家还不行，还需要更多的国家一起来做，这样国际社会或许可以走向一种更好的世界秩序状态。
协商民主扎根中国
从制度设计来看，西方民主具有天然的对抗和制衡性，表现在民主形式上就是对抗式民主。在这种模式下，各个不同党派或不同利益的群众存在共识的时候，对抗式民主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的影响要小些。如果这种共识不存在或者共识很少，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撕裂和冲突。现在，许多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都深受对抗式民主制度安排的消极影响，由此引发政治分裂和社会撕裂的可谓不在少数。
与对抗式民主不同，中国主张并推行协商式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这里所说的协商民主，实际上就是通过协商与合作的原则来达成结果正义，既保障大多数人利益又兼顾少数人利益，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也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抗与分裂的有效制度安排。
中国推行协商民主而不是搞对抗式民主，是在多重因素和力量作用下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是推行协商民主的文化根源。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形复杂的国家，要进行有效的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交通和通信极为落后的传统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靠一人一票方式或者召集全国性大会，都是做不到的，也无可能。日常国家治理只能是通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精英群体来实现，遇到复杂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各个层面代表人物的沟通协商来通达民情民意，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共识。中国古代社会县级政权以下长期实行的乡绅治理格局，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协商治理模式。中国传统社会重血缘家族关系，重人情、讲伦理，重秩序、重和谐，这些社会取向使得中国人习惯于用协商的办法，通过互相礼让、互相理解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冷冰冰、硬邦邦的投票来处理血缘深厚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协商民主在中国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根基，符合中国重结果正义的传统文化习俗。
显然，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民主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不顾及这些传统，简单地搞拿来主义，肯定会栽跟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曾经搞过对抗性民主，结果导致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民族危亡，反而陷入更大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时期开始，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力主各阶层、各党派进行民主协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专门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一种新模式。
这种民主协商制度在中国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广泛开展政治协商。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都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形成了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代表人士的协商。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内容十分广泛，协商的形式多种多样，协商的程序也很规范。政治协商的内容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等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政治协商的形式有举行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提出书面建议等。这种协商民主模式体现了中国人“和”“合”文化观念，更重视对话而不是对抗，重视协商而不是推诿。这能够避免对抗民主的消极因素，弥合社会的分歧，确保国家发展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协商民主的基层模式
随着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呈现出广泛性、多层次、制度化的特点，除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外，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经济组织协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各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为他们参与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与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相比，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通过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竞争达成政治的妥协而形成利益格局和政治秩序，而是直接通过以非对抗性政治协商建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秩序。承认和照顾协商各方的利益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与基础。中国不主张对抗性民主或街头民主，更倾向于协商民主。
在当代中国，社会协商对话无处不在，是协商民主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它常常是用来在政府与群众、领导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管理层与职员之间，通过对话方式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平等协商，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的重要渠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协商对话的具体形式也是很多的，如公共政策听证会、征求意见会、劳资双方协商对话及人民会商等。
诞生于中国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是中国基层社会协商对话的典范，颇受世界关注。温岭市是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也是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小城市，当地经济发展快。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越来越高。“民主恳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协商民主模式之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温岭民主恳谈由最初的一种工作方法演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目前民主恳谈的内容主要有：民主沟通会、乡镇政府决策听证会、乡镇党委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乡镇人大表决会、党代表建议回复会、重要建议论证会和村民代表监督管理会等。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恳谈的主要特点是：程序化、规范化程度比较高，与实际工作结合紧密，为各界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的空间比较广阔，运行成本比较低，操作比较简便，与现有各种制度及党的传统融合程度较高。民主恳谈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日本《朝日新闻》和英国《经济学家》等媒體对中国温岭民主恳谈都有过报道。 实践充分证明，温岭的民主恳谈产生了很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体现在：完善基层的决策程序。中国基层社会有大量的公共事务需要处理，尤其是经济发达、乡镇财政收入或农村集体收入比较多的地方。“民主恳谈”作为一项必经的决策程序，有利于防止或消除基层干部决策的随意性。
提高基层执行效率。民主恳谈推动了中国基层群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为基层群众在政府行政过程中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提供了平台，因此有助于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在解决公共事务时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有利于推动政策的执行。
推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恳谈是在村民选举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民主的原则贯彻到城镇和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增强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对中国农村来说，推进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缺乏民主意识和习惯。实行民主恳谈，有利于锻炼和提高基层群众民主参与的能力和素质。
温岭民主恳谈是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民主形式的一种尝试和创新。类似这样的社会协商方式还有很多，它们对于缓解中国基层社会矛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生动活泼又富有效率，这与协商民主丰富的实践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中国社会的高度稳定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均得益于这种民主政治制度。
协商民主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尽可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共识，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要民主形式。
经过多年发展，协商民主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把有序参与、平等议事、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融于一体，体现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一是广泛性。协商民主的主体涵盖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和各方面人士，协商民主的渠道多种、类型多样、形式灵活，可以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复杂多样的参与要求。二是包容性。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体量包容的原则，蕴含合作、参与、协商的精神，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三是平等性。协商民主是一种参与决策的民主形式，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保证人民群众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中国协商民主体现出的广泛、包容、平等精神，可以弥合当今世界的隔阂，有利于推动世界的民主化、多样化发展。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论调认为，世界上各国如果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那么就会有好的世界秩序。这个假设在逻辑和经验上都存在很大的漏洞。这种认为趋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就会带来一致的世界秩序的观点，是很危险的。我们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像罗尔斯的自由理论，已经威胁到世界秩序，而不是对世界秩序起建设性的引导作用。一个国家是没有权力以其界定的自由或者民主概念，将别国视为非民主、非自由的国家而予以随意干涉的。这违背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因为国际社会之所以能有秩序，是因为它遵从一个最底线的原则，也就是任何一种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不能建立在要求所有成员采纳相同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历史上，凡是遵從了这一底线原则，国际秩序基本上就有保障;如果不遵从这一原则，国际秩序的根基就会出问题。
中国主张“和而不同”的秩序，认为世界秩序不能建立在对抗基础上，这与国内秩序不可能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道理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如何在尊重差异，特别是尊重多种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中，寻求和谐共生的秩序。所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尊重差异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体现，中国一贯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
世界各国在尊重差异基础上进行合作，就是中国协商民主追求的价值。当今中国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多样制度模式以实现从协商走向共生的秩序，中国道路为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自身面临的个性问题探索提供了新方案。中国一直在矢志不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仅仅靠中国一家还不行，还需要更多的国家一起来做，这样国际社会或许可以走向一种更好的世界秩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