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现实一种》发表于《北京文学》1988年第1期。在此之前，余华已发表过《十八岁出门远行》，得到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李陀先生的高度评价，也因此引起文坛的关注。那篇小说好像还入选过中学课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现实一种》应该说是余华向文学作品如何描写现实这个难题所展开的强劲挑战。它和传统现实主义构成了一种对话。传统现实主义要反映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要抓住现实生活的本质，但是那种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的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比如伤痕文学，一定要把“‘十年动乱’是‘四人帮’造成的灾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是无限忠诚的”这种历史本质写出来。改革文学要塑造一些改革英雄，写出锐意进取的先行者精神。像《乔厂长上任记》《新星》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这些内容。总之，在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是有强大的社会意识贯穿其中的。也就是说，对社会历史、生活现实都有一种规定，文学作品是朝着这种规定去建立叙事，去刻画人物，去把握生活的要义的。到了1988年左右，文学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之间产生了一定距离。王蒙那时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署名“阴雨”），实际上，“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也就是文学不再从意识形态的热点出发去展开叙事，也不再回应意识形態的热点了。一些作家回到主体自身，去寻找自己感觉世界的方式和方法。
　　 在这种历史变化中，中国文学又进一步受到世界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欧美文学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此前苏俄文学的影响已逐渐被欧美文学所替换，特别是被现代主义文学替换。当时像卡夫卡对中国作家产生了不小的刺激：小说竟然还可以这样写，作家还能够这样来理解现实！卡夫卡的《变形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都不吝笔墨去描写生活的残酷、荒诞，他把这些作为生活的本质，作为事物的真相。这一点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刺激尤其大。莫言和余华都曾经谈过《乡村医生》，莫言曾说，乡村医生在风雪夜接到出诊要求，他没有马。但他到院子里去，却看到马棚里有三匹高大的马，他套上马就出诊了。究竟这马是怎么跑出来的？完全没有由来的。《乡村医生》对残酷性的表现，则让余华感到吃惊。卡夫卡描写乡村医生提着马灯，去看病人大腿上烂的一个碗口大的伤口。卡夫卡写得惊人的详细。过去，这都是非常丑陋、恐怖的东西，也是龌龊的东西，但卡夫卡却把它当作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花费这么多的笔墨去表现它。这种写法和观念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回到余华的《现实一种》，小说讲的是孩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却波及了整个家庭，摧毁掉了整个家庭。4岁的皮皮是山岗的儿子，看见只有几个月大的堂弟，也就是山峰的儿子，睡在小床上。皮皮觉得他好玩，听见他哭，就等大人都走出去之后，打了小孩一记耳光。小孩发出响亮的哭声，这哭声既让皮皮喜悦，又让他恼怒，所以他又去掐这个孩子，孩子就哭得更加响亮。皮皮非常生气，他把孩子抱起来，无意中孩子掉到了地上，被摔死了。大人回来发现了，山峰和他的妻子都发了疯一样。山岗想给5000块钱赔偿了结这个事，但是山峰不答应，他要皮皮去舔地上的小孩摔死流出的血。山岗和他妻子说他们去舔，但山峰不同意，他就一定要让皮皮去舔，皮皮就去舔了。结果山峰飞起一脚，把皮皮踢死了。这下山岗和妻子也发疯了一样。随后他们就互相报复，他们报复的方法也很独特。山岗把山峰绑起来，在他的脚心涂上煮烂了的肉骨头，让小狗来舔，狗舔脚底的奇痒让山峰大笑不停，直至死去。这一招确实很毒辣，山岗想因此逃脱惩罚。结果山峰的妻子控告山岗，他还是被枪毙了。他的枪毙过程，余华也写得十分细致，开始打了一枪没有死，然后还再补了一枪。但是余华还不甘心，最后还写山岗被山峰的妻子捐给医院做人体解剖，大卸八块，器官都被肢解了。
　　 可以看到，这是由一个小孩的失误引起的悲剧，它对家庭伦理进行了极端的挑战。孩子之间的不懂事，犯下了错误，兄弟之间就要残忍杀死对方才能够解气。在这里，兄弟也是血亲，但孩子是自己的直接血亲——即使在血亲中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这其实是挺惊人的。我们或许看到过不少小说写兄弟之间反目的故事，但多年之后再来看《现实一种》，还是会惊讶于余华怎么会看到人的这种局限性和复杂性？兄弟的血缘竟远远比不上父子血缘，这已经让人吃惊了，比不上，或许也可以理解。但比不上就一定要杀死兄弟来解气，这就令人惊惧了。山峰肯定知道，踢死皮皮对山岗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他在儿子死去的悲痛里，一定要杀死皮皮才解气。那山岗也只有去复仇。小说也呈现了仇恨上升的通道，山岗和山峰的妻子都在起推波助澜的角色，都在火上浇油，要把仇恨放大到最大的死亡地步才罢休。山峰的妻子最后让医生肢解了山岗，她才解气。
　　 在这篇小说里，整个家庭伦理完全被复仇所摧毁。过去的复仇是为家族而复仇，在这里则是家族内部的复仇。通常的复仇是杀父之仇，但这是杀子之仇。山岗山峰兄弟自相残杀，实际上这样一个复仇也是杀掉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他们的父亲的儿子，这应该是他们父亲最不愿意看到的境况。他们母亲却是一个昏庸老朽，对发生的家庭悲剧，几乎没有多少知觉。她只关心自己的垂死状态，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在腐烂。家庭伦理被余华彻底撕毁了，人都陷入疯狂，理性处于停滞、麻木状态。西方有俄狄浦斯情结，杀父娶母的原型。《现实一种》似乎是演绎了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杀子母题。不知道余华有没有受过江浙地区的地方戏曲的影响。福建闽南的地方戏里边就有一部戏剧，可能是从江浙带过来的，演的叫《杀子报》，讲的就是父亲失误把儿子杀死了的恐怖故事。香港城市大学的吴耀宗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发现郭的小说有不少写到杀子故事，吴将其与小说现代性联系起来分析，颇有启发性（《郭沫若的杀子意识与小说现代性》，《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1期）。《现实一种》写的是互相杀死对方的儿子，可以说是杀子故事的略微变形，其实也加入了某种现代性体验。余华把生活中最不应该发生的事，用最令人恐惧的细节直接呈现了出来，而且写得那么淋漓尽致、惨不忍睹，这是《现实一种》这篇小说的重要特点，也是余华小说的一个基本风格特征。 　　 《现实一种》的另一重要特征，我将其概括为“冷酷的准确”。余华对死亡过程的细致表现，例如皮皮摔死他的堂弟，皮皮被山峰踢死，山岗把山峰捆起来让他被狗舔死，山岗被枪毙、肢解的过程，都是非常冷酷的。在余华的《一九八六年》中，也有这种残酷，写的是一个历史教师在自己身上一刀刀地割下去的详细过程，这应该算是余华开始写这种残酷性的滥觞了。后来余华还有一篇小说《古典爱情》，也写了肢解人的过程，那篇小说可以看成是对《还魂记》的戏仿，但结局要凄惨很多。《现实一种》是余华将这种残酷性表现到了最极限的作品。在此之前的作品中，《四月三日事件》《十八岁出门远行》就还没有这么极端。《现实一种》把这些冷酷的内容放在一个家庭伦理崩溃的语境当中来写，是在残酷之上又加上了残酷，也是冷酷到了极致。
　　 余华的小说能做到那么简洁和准确，就是因为冷酷。他不要那些多余的东西，只抓住本质，就能够把生活中最惊惧的那种事实解释出来。我记得1988年的冬天，余华有一天单独跑去我住的望京西八间房那个地方，他倒车倒了很久才到那里。他到了之后就和我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他跟我说他，刚才穿过马路，他觉得那么多人在他眼前走来走去的，并不真实。只有在马路中央有一个人被车撞死了，那样肯定让他惊恐，会给他留下震惊印象的，那一瞬间他才感觉到生命的存在是真实的。然后他回过头来，指着我的窗户对面的阳台说，我看那个阳台就不真实，很苍白。但如果阳台上跳下来一个少女，那将会留在我的记忆中永久难以抹去。他感觉，生命经验要和一种震惊联系在一起，和他的心灵冲击联系在一起。
　　 他这种想法是很冷酷的，但我能够理解。我说你坐到我对面，我就能感觉到你，这是一般人感觉的真实。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用笔去写出那种最让你触动最大的真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曾说过一句话，大意就是，如果不是让你撕心裂肺的东西，你去写它干什么？从这一点看，确实有一些作家是这样看待文学真实问题的。我不能说所有的作家都必须如此，也不能说这就是文学的真谛。你可以写平常，写得很平静朴素。但有的作家就是要去写那种最冲击他的心灵的那种经验，他觉得那是最真实的。余华就把握住了这一类“真实”，下狠手去寫，下手比较狠的话，就会简洁、精确。
　　 批评家张清华曾经说，余华是一个做减法的作家。我觉得这一点把握得非常准确。做过减法之后，余华的语言、感觉都磨得锋利，他就是在刀锋上行走了。余华写过一篇谈麦克尤恩的文章，说麦克尤恩是“在刀锋上行走的作家”。他极为赞赏麦克尤恩的那种简洁冷峻的叙述方式，我们也可以说余华就是中国的麦克尤恩。这样下来，余华的小说大部分都比较薄，不用写那么厚。中国许多作家都要写很厚，仿佛不写那么厚就不踏实，觉得小说没有分量，但余华是敢于写薄的。你看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都挺短的，但都特别有力量。
　　 通过《现实一种》，我们还可以看到余华语言描写的特点，他的语言其实表现了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他总是觉得语言和外部现实是有距离的，语言是很难去表现对象世界的，他要在一种有距离的状态下，十分顽强地去接近最本质的真实。他要把他觉得最重要的感觉，最重要的瞬间，最重要的结果都写出来。像小说中皮皮抱着小堂弟掉到地上，山峰一脚踢飞了皮皮，山岗绑起山峰，等等。他觉得其他都是没用的，其他的都不能表现对象世界的那种真实。能够克服距离的就是那种一针见血、一刀见血的语言。
　　 可以说，对于“文学怎么描写现实”“小说怎么表现真实”这类问题，余华在1988年通过《现实一种》做出了激进的回应，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个极端的实验。这篇作品直到今天读来还很有力度，令人感到余华文字的那种刀刀见血的力道，以及背后透出来的那种残酷和令人绝望窒息的现实感。
　　
　　201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