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网友“漠北刀郎”来到上海某电影院，观看期待已久的历史片《大明劫》。直到电影散场，也没有第二个观众进入放映厅。“没有人愿意放弃好莱坞大片，追忆故去家国，”他发微博感慨。这是电影《大明劫》上映第4天。“我们对票房有一定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这么差！”制片人兼编剧谢晓东有些无奈。
　　作家马伯庸认为此片“是近年来看到最出色的国史电影，能从中感觉到一种历史特有的风骨”。认真对待历史，故事不浮夸，演员实力派，都是观众给予这部电影的肯定。
　　一面是好口碑，一面是惨淡的票房。从《逆光飞翔》到《美姐》，再到《大明劫》，这似乎成了小电影们的宿命。

用现实主义拍历史

　　《大明劫》的故事发生在崇祯15年（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封，瘟疫横行，明朝江山内忧外患。大将孙传庭孤军奋战抗击外寇，游医吴又可临危受命对抗瘟疫，但终究无法挽回将倾的大明王朝。
　　写剧本的时候，编剧谢晓东想，95%的人都不知道吴又可，但他做了件石破天惊的事情，领先世界200年提出病毒学说。怎么提出来的，什么条件下提出来的，史料非常少，只有一句“苏州东山人，曾为游医”，但《瘟疫论》45页书里能看出很多他的心路历程。
　　拍摄前，导演用了四五个月时间筹备器械部，对美术、服装做了大量调查工作。“比如那个时代的颜料，现在的‘洋红色’‘普鲁士蓝’，那时肯定没有，就不能用。我们就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东西，基本没有戏说的成分。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不需要我们去戏说，去编排，它本身就是充满了故事和挣扎的璀璨文化。”
　　这是谢晓东和导演王竞合作的第4部影片，此前的《一年到头》《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均是小成本现实题材。王竞认为，尽管《大明劫》属于历史题材，但并不是常见的古装片，而是源于一段明朝史实，使用现实主义手法的创作。
　　“我之前拍了很多现实题材，琢磨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吴又可和孙传庭的对话中提到，王朝盛衰皆因‘重驭世之术而轻经世之道’。一条根本的长治久安的路在哪里，就是道的问题。如果不清楚，只是维持统治，那就是‘御世之术’。吴又可引用《黄帝内经》中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同样适用于治国。例如贪官抓完一个又一个，但没有一个朝代因为砍的贪官头多而能长治久安，体制为本贪官为末。”谢晓东说。

　　但《大明劫》并没有走这样一条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说，“《大明劫》的好看，在于示范了真正的历史剧应该怎么拍。没有煽情、宫斗和穿越，老老实实讲故事，但那种大厦将倾的末世无处逃避的悲凉与绝望，却能沉重准确地击中人心。”
　　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这个混乱市场的牺牲品。谢晓东说，“电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纯娱乐的、纯戏说的，都很正常。戏说得好也不错，问题是很多片子都是胡编滥造的，搅乱了这个市场。如果是成熟的市场，这些烂片会被淘汰掉。但中国电影市场还不成熟，烂片是会让整个类型淘汰掉。比如连续10部警匪片里8个都不错，这个类型就起来了。如果都很烂，那再出警匪片就没人看了。”

类型片的市场化生存

　　“类型片的一大特点，就是剑走偏锋，既然他在创作筹划阶段就是瞄准某一类特定事物，其影响力肯定就不是完全通俗化和大众化的。”秋原认为《大明劫》的票房很大程度上是其类型和定位决定的。加上影片突出的是瘟疫、末世动荡，在和谐时代，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
　　10月20日，谢晓东一连转发了4条各地影院的微博，并一一留言“请多多帮《大明劫》排片，谢谢！”但这类电影在排片时的劣势几乎是注定的。影片正式上映后，多数影院每天只有零星一两场排片，甚至干脆不排片。
　　电影行业的垄断趋势是一方面。“华谊、博纳、万达等大型影视集团涵盖制作、发行和放映全盘在内的一条龙，在排片方面肯定就有厚此薄彼的问题了。”尽管包含艺术创作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商业电影仍是商品的一种，也要遵循商品的市场规律。站在院线经理的角度，影片上座率高，就多安排场次；反之，每场观众寥寥无几，还不够冲抵放映成本，院线果断下线止损，也是无可厚非。
　　“换个角度说，本片成本并不大，也就意味着即使赔钱也不会赔得特别多，如果运气好，只要有几千万票房就能收回成本。”秋原觉得这是出品方和发行方肯定考虑过的问题。
　　谢晓东确实考虑过。拿到1800万的投资后，他绞尽脑汁节约成本——搭完场景的木头拆下来再搭帐篷，群众演员重复调用——力求在有限资源内完成好战争、爆破等大场面的拍摄。“以前拍的几部片子成本都不大，但都没马虎过，在网上评价都不算差。都没什么盈利，但也不会太赔。《大明劫》如果最后有2000万左右的票房，那我基本就活了。”
　　“那天有个人跟我说，晓东，我知道你这片子可能回不来本，但这个钱对我而言并不多，很多人去赌场一去就几千万没了，但我投你的片子起码能留下东西来，它是有价值的。”谢晓东说，“中国电影博物馆一下收藏了我的5部影片，他们说原因在于：我们以后再看它，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