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万氏缩模百汉砚碑》集拓本(图1)一册，经拆装，纵52厘米，横30厘米，现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百汉砚碑》拓本是据百汉砚斋主人万承纪收藏的碑帖制成的碑砚所拓而来。万承纪(公元1766～1826年)，字廉山，江西南昌人，清代金石家、书画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举人，曾任江苏知府，官至海防同知，诗文皆工，博综群籍，其篆法似李阳冰，篆书、行草精妙，绘画得北宋诸家之长，深悟画法，山水、人物、花鸟率能摆脱时习，力追高古；此外他雅尚文物，书、画、金石悉能鉴别，是江西籍的清代文化名人。
　　清乾嘉以降，碑学大兴，书法家竞相以碑学为宗，碑学书法风气大开。作为书法家、金石家的万承纪顺时代之流，秉时尚之风，琢百汉碑砚。文房四宝之一的砚深受文人雅士喜好，刻砚、赏砚、藏砚历代都是一种时尚。方砚虽小，却包涵了各个时期特定的文化和审美情趣。而万承纪的百汉碑砚更是构思奇特，别出心裁，独树一帜，集碑与砚式合而为一，碑随砚形，琳琅传神，深具文化底蕴，是清代的砚之珍品。
　　《南昌县志·卷三十五》记载：“承纪学博而能精，通而不窒，尤工篆隶书画，所镌有百砚碑，取砚石百方，择汉碑最精者缩临上石，钩勒点画，剥落阙失，夫毫发不爽，神韵之超，刀法之工，均与原碑无二……”。当时，万承纪把自己精心收藏的汉魏碑进行筛选，再将选中的碑缩摹，择百方广东端溪出产的上好砚石，聘请制砚名家常州王应绶执刀，将摹好的碑随砚形缩刊于砚背，百汉碑砚由此而成。
　　百砚之镌皆出王应绶之手。王应绶(公元1788～1841年)，字子若，江苏太苍诸生，清初画坛四王之一王原祁玄孙，其父王宜也是书画名家。家传甚厚的王应绶，山水苍劲，并兼擅篆、隶，精铁笔。他琢的砚碑刀法高超，功力精深，取之于原碑而能出神入化。故万承纪、王应绶联手出品的百汉碑砚，砚精碑佳，古韵蕴蓄、情致朴拙。一问世即名噪一时，一砚难得。
　　百汉碑砚的琢制过程曲折坎坷。始由万、王合作，万承纪将所选的藏碑进行缩摹，王应绶再对之肖刻，惜刻甫过半，万承纪染疾而终，不得已刻砚中停。后浙江萧山张芥航河帅闻之，慷慨出资捐助，嘱王应绶续之，终成。完工后碑砚仍全部归属于万氏子嗣。遗憾的是万承纪之子万启封在浙江做县令时因负债用此套碑砚做抵押，恰又逢战患，无奈一套弥足珍贵的碑砚散佚殆尽。
　　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刊本的《南昌县志》又载：“……百汉碑砚以抵押债欠遗失，现时拓本已不可得，都肆中偶有数纸价辄数十金……”。当时百汉碑砚盛誉由此可见一斑，连其拓本都“洛阳纸贵”。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百汉碑砚拓》(图2)是本集拓，应为初拓本。砚拓集碑有数十件，如：
　　摹《中岳泰室阳城》诸多刻石(图3)
　　缩摹《汉熹平石经残字》诸多刻石(图4)
　　缩摹《鲁王墓石人题》(图5)
　　据传拓缩摹的《西岳华山庙碑》(图6)
　　据旧拓缩摹的《西狭颂》(图7)
　　缩摹《魏君碑》(图8)
　　这些砚碑拓每块都注明碑的出处及碑的缩摹人，有的还附有对碑的考证。其中部分砚碑是万承纪缩王应绶摹刻的。除此之外的砚碑缩摹刻都是王应绶在万承纪过世后一手完成的。从此册拓本的后跋中可知此拓最早为万承纪子万启均所收藏。上世纪50年代末被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这册集拓有与万承纪子万启均同时代清道光、咸丰时期的官宦名流题跋并钤印，他们是李龠通、庄缙度、王景淳、张金镛、龙启瑞、黄爵滋，其中张金镛、黄爵滋最为有名。这两位的题跋也为这本集拓增色不少。
　　张金镛(公元1805～1860年)，原名敦瞿，字良甫，号海门，浙江平湖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官编修。咸丰七年(1857年)升翰林院侍讲。喜画梅，兼善分、隶，豪情跌宕，早擅文誉。他在后跋中简要叙述了百汉碑砚的制作流传过程，并对其中部分碑版进行考证。(图9)
　　与万氏同为江西籍的黄爵滋(公元1793～1853年)是清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清道光三年(1823年)中进士，官至礼部、刑部侍郎。他主张革新吏治，反对贪污，广开贤路；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破格举才；要求严禁鸦片，与林则徐齐名，是清代有为之官。他为百汉碑砚拓本赋诗一首：(图10)
　　两都赋后三都赋，
　　汉代河山几劫灰，
　　百种残碑见文字，
　　千秋法物定尊曐，
　　龙蛇郁律端溪石，
　　风月萧条董井苔，
　　谁是腰缠十万客，
　　解寻湖畔买珠来。
　　承载着万承纪愿望和独特的汉碑文化的百汉碑砚已不可寻，庆幸的是部分碑拓得以传承下来，使得后人在目睹它曾经的风采的同时，既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又能深切体会到我们的先辈为文化的延续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这正是百汉砚碑拓告诉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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