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中央国家机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的事迹材料时，引起记者强烈关注的是何川：他主持研发的盲用系列软件、“阳光听书郎”等信息无障碍产品，在盲人中具有较大影响。他曾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多个课题的研究工作，多次作为特邀专家参与信息无障碍项目的立项论证、评估、评审、验收工作。他曾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一个健全的人能在工作中取得如此的业绩已经令人心生敬佩，更何况他是一个盲人！
　　求治路上，父亲差点冻死
　　何川父母是学采油专业的，毕业就去位于新疆库车县的油田工作了。何川和哥哥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3岁那年，何川在幼儿园感染病毒发烧，两周后转为心肌炎住进了部队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当时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他的心脏都停跳过两次了。医生告诉何川父母，即使保住性命，恐怕也得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何川的父母态度坚决：抢救，落下后遗症，我们养他一辈子。
　　何川是幸运的，他被抢救过来了，而与他一起发烧的三个孩子中，另一个男孩儿已经失去了生命;何川又是不幸的，与他一起发烧的那个女孩儿健健康康的，可他，眼睛却完全看不见了。
　　父母赶紧带他回北京医治。何川的母亲是北京人，家就在北京，这是便利条件。不便利的，是新疆距離北京太远，而更“远”的是从库车县赶到乌鲁木齐的时间，坐汽车也要走三天。没有长途客车，他们只能搭乘顺路的货车。母亲抱着何川与司机挤在驾驶楼里，驾驶室就再也坐不下父亲了。父亲只能坐在卡车的车斗里。路上赶上下雪，天气冷得出奇，父亲全身冻僵，差点儿被冻死。
　　半夜到了北京，他们没顾上回家，直奔同仁医院。在医院等了半宿，第二天上午看上了比较权威的大夫。结论是，视神经烧坏，只能看医学科技的发展速度了。
　　同仁，应该说是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了，诊断结果应该是权威的，可何川的父母还抱着一线希望。父亲回新疆上班了，母亲带着何川跑了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得出的却是一样的结论：视神经损坏，暂时没有医治的办法。正规医院的正规医疗无望，何川的父母又开始寻找其他办法，江湖郎中看过了，各种偏方用过了，还是无效。
　　转机有时就在完全丧失希望时出现。何川的外公有一位同事，出身于针灸世家，虽然自己并不从医，但会扎针灸，答应给何川扎扎试试，每周扎三次。过了半年左右，突然有一天，这位“大夫”发现何川的头转向了刚打开的灯。关灯开灯又试了几次，确认他对光有了反应，这大大鼓舞了“大夫”和何川的家人。就这样，又扎了一年，何川的视力恢复到了0.01的水平，也就是说，面前有人能“看见”，只是认不出是谁，公交车来了，虽然看不清是多少路车，但知道车门在哪儿。而这，可比全盲好多了。一是生活方便了许多，二是心态平和了许多。
　　上大学，开始人生的转折
　　父母一直思虑着何川的未来。刚开始，母亲打听到有一个做橡胶轮胎的工厂招收盲人，后来得知不是做轮胎，而是做鞋底。没关系，不管工厂做什么只要能就业就行。母亲这样对何川说。
　　8岁那年，在湖北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何川，被母亲接回北京送进了盲校读书。这所学校有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可学按摩。母亲鼓励何川说，按摩属于中医，靠的是经验，年龄越老越有价值。可何川初中毕业时，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同的想法：难道真的就只有按摩一条路吗？总得试试别的吧！他对母亲说，他要上大学。母亲一愣，半天没言语。已经懂事的何川知道自己给父母出难题了。母亲不愿打击何川，只是说，你没读过高中，怎么上大学啊？
　　可巧天津残联办了一所盲人高中进行试点。何川自己去了天津，找到校长提出入学请求。那一年这所学校并没招新生，何川要入学，就得插班上高二。校长说：“学校现在就读的十几个学生，是从全国盲校选拔的尖子生，每次考试复习都得掉十几斤肉。你直接上高二，恐怕跟不上课。”何川上高中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他与校长软磨硬泡，校长只好答应了，并说明不保证他能拿到高中毕业证。
　　任课的都是天津市教学质量高的老师，课程很深也很紧。没有盲文课本，课下只能听课堂录音。何川学着高二的课程，补着高一的课程，真的特别吃力。尽管父母只是满足他的意愿让他试一试，并没给他任何压力，可是他想：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总不能半途而废灰溜溜地回家去吧。何川，真是铆足了劲地赶，拼了命地学。第二年，他考上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何川说，大学对他的人生具有转折意义，并不在于学到了专业知识，获得了干部身份，而是学会了与视障之外的人相处，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尊。大学的教材没有盲文版，而何川所学的专业要求读大量的文学作品，许多同学自发地给他们读书。而他们，这些身有残疾的同学，也用更有内涵的能量创造着不一样的辉煌：当其他院校的女生在读三毛读《罗兰小语》时，何川他们关注的是社会思潮，谈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当其他院校的男生下课在操场打篮球踢足球时，何川他们组织了摇滚乐队，办起了油印小报;当其他院校的学生在想办法逃课时，何川他们在想办法到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蹭课，借此开阔视野。因此，何川他们反倒成了一道吸引同学目光的风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到处弥漫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一位架着双拐的男生唱着漂亮的花腔男高音，赢得了健全女生的爱情。而何川的爱人，也是他的同学，当年就是为他读书相识相知相恋的。
　　为盲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1994年何川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盲文出版社，在盲文译制部承担校对工作。工作中爱思考问题的何川，深刻地体会到了传统盲文出版工艺的瓶颈，认为盲文点字的录入和校对是自动化难度最大的。
　　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使何川敏锐地意识到信息技术会给盲人的工作、学习和文化交流带来革命性的进展。在出版社自主研发盲用阳光软件项目中，何川参与了需求调研、分析和软件测试工作。从对电脑一窍不通到能够准确把握盲人需求，从传统纸介质盲文书稿的阅读，到提出一整套盲文出版自动化的设计方案，何川经历了一边自学一边探索的过程。2005年6月，“阳光软件专业版”经过两年的试运行正式投入使用。何川又提出了网络化的解决方案，即用封闭的网络将盲文录入、盲文校对、盲文制版的所有终端机连接起来，在这些环节的终端机上预装“阳光软件专业版”。在这个网络中，盲文录入、盲文校对、盲文打印、盲文制版，都可以实现流程化的管理。特别是在盲文校对环节，实现了校对、修改、排版合一，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图书制作成本。至此，盲文出版工艺实现了全面自动化，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有限的盲文出版能力与盲人读者巨大需求之间严重的供需矛盾，更使信息无障碍工作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开拓者的脚步，不肯须臾停下。何川密切关注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寻找着电子出版方式为盲人扩展阅读的机会。2006年初，他提出了研发盲用阅读器的想法，经过一番努力，“阳光听书郎”面世，得到了盲人读者的广泛认可。
　　2008年，何川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当他面对党旗宣誓时，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爱传递给盲人兄弟姐妹。
　　三年前，中国盲文图书馆新馆建成，何川负责的信息无障碍中心增加了呼叫、口述影像等新任务。面对繁重的工作，何川带领他的团队埋头苦干，在软件研发、盲用信息化产品推广、盲人电脑培训、无障碍电影等业务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身为盲人，何川工作起来要克服许多困难，生活中也有不少无奈和无助的时刻。但也正因为自己有视力障碍，他更能深切地体会盲人的需求，也更有毅力战胜困难为盲人提供更好的无障碍信息产品。为盲人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何川用信念的灯照亮了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