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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的最耸人听闻的女权主义宣言是，“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儿不需要自行车一样”，据说它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的女权运动者之口。说实话，作为一个男性，对此我很无语，难道为了争取女性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撕裂男女天然的共存关系，让女人同男人一刀两断，甚至发动什么“性别战争”吗？激进式的、神经质的话语尖叫，已然偏离了人类文明的理想秩序与结构，与事实背道而驰，从而将自己降格为某种低浅层次的情绪发泄。当然，细究之下我也逐渐意识到，这种极端偏执的言论，包括那些诸如主张“阉割男人”、“让男人生孩子”等等的奇谈怪论，很可能出于一种绝望而又愤怒的“撒娇”心态，因为她们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事实上，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单纯的理论和文化意义上，还是落实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女权主义都很不受待见，质疑者有之，嘲讽者有之，厌恶者有之，反击者有之，破口大骂者亦有之。这一方面固然源于女权主义者自身的弊病和弱点，但更深层的原因，毫无疑问是男性主导下的文化心理的顽固与惰性。这是一个男性的上帝，它已经渗透到了人类文明的骨髓甚至基因内侧，并作为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管辖着几乎所有男女的身体和灵魂，编辑并指认着他们性别上的身份归属与角色认同。而单凭少数的一些女人，要想冲破和改变这一文明结构，谈何容易？这时，肯定会有很多不屑的男声冒出来：快点闭嘴吧，女人！
在这一文化情势和背景下，李美皆的《说吧，女人》一书闯入了我们的视野。“说吧，女人”，这个书名道出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无疑，这是一位女性作家面向整个男性文明的“无物之阵”而发出的新的宣战，也是一位带有启蒙意味的知识分子朝向所有女性的一种伦理性呼吁；而下面本文同时将证明，这更是作者李美皆在其独特的女性主义理念指引下，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而做出的一种生动的话语实践。事实上，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各种理论话语的竞逐与博弈中，在男权文化长期的压制与贬斥下，对于女性来说，言说就是权力，就是对主体的占有、守持和证明。这种话语权的获得与坚守，对于钳制在数千年男权文化下、一直被侮辱、欺骗和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就压迫的历史跨度之长、迫害之惨烈，还是就男权思想之“博大精深”、统御女性手段之繁杂，别种文明都远远难以与我中华文明相匹敌。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多少骄傲和自豪，也便有多少血腥和耻辱。对此，自称“一个平和的女性主义者”的李美皆，在这本书中究竟会有怎样的言说？
然而可能会让许多怀有正常阅读期待的读者跌破眼镜的是，此书的第一篇文章居然题名为《〈简 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众所周知，《简 爱》一书几乎甫一问世，便立刻成为女性自尊自强、奋斗成长的励志传奇，更成为女权主义话语建构的源泉和例证。而李美皆在一本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书中却对《简 爱》进行“非女权主义解读”，她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细读此文你便会吃惊地发现，李美皆还真是通过文本细读，彻底解构了传统阅读形成的那种僵死的、模式化的主题认知，将一个女性成长的励志传奇还原为一个世俗的、乃至有些庸俗的爱情故事，也颠覆了简 爱作为一个高大完美、独立自强的经典女性形象，剥除了她身上被人为附加上去的人格的釉彩。紧接着，李美皆更是直指女权主义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断章取义的歪曲性误读”，不无尖锐地指出，“如果女权主义批判的锋芒不落到真正需要的去处，而是任由自己的理论和想象发挥，其结果便是既没有现实意义，也得不到信任的对待，从而消解了自身的力量。”（《说吧，女人》P17）——至此，李美皆的意图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与其说这是一种对《简 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不如说是在还原事实真相和情感细节的基础上，通过对《简 爱》这一经典女性小说剔骨析髓般的重新释读，反驳和纠正了传统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舛误之处，从而为一种客观的、平和的、务实的、辩证的女性主义奠基和张目。李美皆在此不仅重新解读了《简 爱》这一著名的文本，重塑了简 爱这一承载了太多女权主义隐喻和象征的女性形象，也扭转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女权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那种罔顾事实、凌空蹈虚的错误倾向。我以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简 爱固然意义殊大，但这最后一点却是李美皆此文意旨的落脚点，它以批判的视角和方式给女权主义治病，重申了正视事实、客观公正的批评伦理，反而为女权主义打开了一扇通向真理和未来的大门。
要达成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诉求，就必须回到事实的原点，不迷信和盲从任何权威或现成的结论，以自己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从对事实的审定和判断出发，进而发掘出相应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你不能有太多的情绪，因为情绪影响判断，进而影响持论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在《说吧，女人》这本书中，李美皆对女性的审视与关注，并没有什么“仇恨政治学”方面的东西，她只对那些被遮蔽和歪曲的事实感兴趣，只对各种现象背后的真相感兴趣，始终恪守着理性的精神，一点儿也不刻薄或偏激。她审视的双眼中没有仇恨。当然这并不是说李美皆缺乏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力度，而是说她在批判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对女性（包括个体）生命的直接关怀和体恤。比如《文艺与家庭女教师》一文，是李美皆对人类历史上“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现象的审视，她从自己在文艺作品中感知到的印象出发，对 “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的历史背景、生存状态及其命运作了细致独到的解析。这种审视和解析的视角，体现的正是李美皆对女性历史的一种独特的关注；而这种关注背后，则肯定是其女性主义的文化立场。李美皆真正关心的是，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系中，在与男人和世界的相处中，女性有着怎样独特的生命本能和直感，她们的性别是如何在身心中树立和体现的；而对于一些特定的女性，她们是如何生存与生活的，她们的身体与内心经历了怎样跌宕的历史，从而获得和建立与自我的关联。
粗略地来讲，本书从不同视角直接探究女性生命本能和文化性格的，计有《枪、性，以及两性关系》、《当一个女人的怀里空了……》、《当乳房从身体上消失的时候》、《风情万种，为谁花间暗断肠》诸篇。《枪、性，以及两性关系》在电影领域探讨了男人对女人的强奸，在作为隐喻的男人性器官和现实的武器之间，“枪”在不断的语义置换中阐释了女人对男人在“性”这一维度上的暴力对抗。李美皆重点剖析了在这种暴力对抗中黑暗的男权观念，以及这种夹缠着男性荷尔蒙和力比多的观念对女性生理和心理所造成的残酷戕害，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何为两性关系的文明结构和理想秩序（最后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述）。《当一个女人的怀里空了……》深刻解析了女人身上的母性，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一个被称为“问题女人”的母亲在中国贫敝、落后的乡村被一步步褫夺净尽的悲惨命运，那种被夺走爱子的母性之殇，彻底毁灭了一个女人。李美皆在向吞噬女性的野蛮势力（包括很多蒙昧的女性在内）发出强烈控诉的同时，也以血淋淋的事实阐明了源于血缘的母性之爱之于女人的重要意义，那是使她们生命充盈的生理本能。《当乳房从身体上消失的时候》尽管是一篇虚拟性的文章，但经由李美皆别开生面的叙述，使我们不由相信她确实经历了一场罹患乳腺癌并被切除乳房的人生事故。而更重要的是，李美皆从乳房这一女性器官入手，切入到了女性肉身感觉的根部与深层，那里潜藏有作为女性的全部幸福和无奈。 长文《风情万种，为谁花间暗断肠》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女性。它由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对妓女的表现说开，参照相关史实、典籍和其它同类电影，结合严歌苓的同名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指出无论是“非典型妓女”，还是“女学生”，都隶属于一种男性（文人）对女性的文化想象，只是在小说中，这一文化想象的主体置换成了女性严歌苓，从而承载了更多的女性体悟和不同的主旨命意而已。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结合小说和电影的细节（面对日军的威胁，人们选择牺牲妓女来保全其他人），犀利地指斥包括宗教在内的所谓“文明人”的悖谬和虚伪，深入骨髓的文化偏见甚至左右了他们对妓女生命价值的潜在判断。换句话说，在特定的历史劫难的迫压下，一场关于文化和人性的艰难抉择，在“妓女与女学生的PK”中严峻地展开；而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从性到人性，从文化到道德，在特殊的情势下形成了复杂的对冲和碰撞，结果则是笼罩在她们身上的文化想象崩解了，她们在这种崩解中才真正相互发现和遇合，并一起引申出了女性共有的本质。以此为契机，李美皆还对历史上的妓女现象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妓女情结，作了考古式的梳理和研究，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深刻的识见。整篇文章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终点固然美妙，路上的风景亦是动人。
在本书中，李美皆还分别评述、记叙了四位女作家：波伏瓦，丁玲，张爱玲和陈染。《法国出了个波伏瓦》写于2008年波伏瓦百年诞辰之际，文章回顾了波伏瓦充满传奇的一生，重点凸显了波伏瓦在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聚集了波伏瓦在性别身份上的复杂与矛盾），辨析了其在历史脉络中“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的地位和价值。此文已涉及到了波伏瓦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契合关系，并以丁玲之于中国历史境遇的关系，与之作了初步的比对和映衬。这一线索和思路在《两生花：丁玲与波伏娃》一文中得到了细致而深入的展开。李美皆以“两生花”形容丁玲和波伏瓦这两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女性，因为她们的生命几乎是共时的，也都有着强烈的个性和执着的追求，而她们却收获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命运：相对于波伏瓦堪称传奇的一生，丁玲的一生却只能以“悲剧”称之。李美皆以双线并行而又交织的叙述方式，再现了两人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人生抉择和遭际，对比之下，反差之大让人唏嘘。丁玲的悲剧性遭遇，实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历史暴力下曲折心史的投影，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而李美皆这种对女性知识分子独特的关注视角，也使她的女性言说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深度。《万转千回，爱过之后》以《小团圆》和《今生今世》为契机，复现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盘根错节、欲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深入剖析了张、胡二人——特别是张爱玲——的文化人格构成和心理纹路，使我们切近了一个裹挟在情感漩涡中心不能自已的张爱玲。有别于很多神神叨叨的无限拔高和故弄玄虚，李美皆是把张爱玲当做一个真正而又普通的女人来写的，也就是说，在她的笔下，张爱玲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位享有巨大声誉的杰出女作家。而张爱玲情感上的种种矛盾、悖谬，实质上就是一个女人身上所有女性本能的集结与错位，只是在她这里因其地位和身份的特殊，从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曲折罢了。《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通过对与陈染交往过程和细节的记述，为我们摹画出了一个当代女性（注意：不只是女作家）的生活情态和心灵面影，她在喧嚣的时代现实面前的清净自守，和她个性中的敏感自尊、谨慎冷僻一道，作为一种自主的选择，不啻为一帧风格化的、关乎自我存在的女性画像。
至此，李美皆女性主义言说的大致轮廓已然显影出来了。身为女性，她对女性的身体经验、生活脾性、心灵印记和文化承载有着完整而深邃的洞见，正如她评价严歌苓及其小说时说的那样，“只有女性更懂得女性”（《说吧，女人》P93）。这使她在对女性摹形画神、深入某些女性内心、评判她们某些行为、特别是情感动作的时候，显得游刃有余，往往一语中的。她将对女性命运和现状的关注，渗透到对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女性本体——鞭辟入里的审视之中，紧贴女性的生命感觉和文化性格，为女性的生存寻找通向理想现实的门径。面对几乎牢不可破的性别政治，李美皆勇于突破话语的藩篱，一反传统女权主义者金刚怒目式的过激倾向，清除了其中的戾气，将视点重新带回事实和伦理中间，在批判男权的同时，也引领了女性（包括对女权主义）的自省与反躬自问。比如，在反思“女强人”这一社会现象时，她这样写道：“女性的自尊自强自立固然重要，但是，幸福并不仅仅靠自尊自强自立便可以保证，它还需要一些软件，尤其对于那些生存已经毫无问题的女性来说。女性在可敬可畏的同时，还有没有一点可爱？在实力雄厚的同时，还有没有一点情趣？”（《说吧，女人》P18）这便是一种积极而诚恳的态度，它扭转了在女权主义者那里惯常的矫枉过正，将女性权利的争取重新置放到与男人的关系之中。女权主义的价值争逐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它对男权思想习俗的批判也是必须和必要的，但这一切还要建立在男女彼此需要、互利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人为割裂男女间的关系，甚或直接与男人为敌——想想吧，女权主义的历史上诞生了多少“不正常”的女人啊。李美皆是女权主义里面的现实主义者，她没有浮于虚空抽象的理论，而是始终注重理论与现实的对接，注重理论的现实指向性和可操作性。在现实的层面上，李美皆似乎乐于将女权主义定格为一种生活的伦理学，一种男女共同参与建构的精神契约，无论是在婚姻、爱情上，还是在一般的男女关系上，莫不如此。正如本书扉页上李美皆引用《简 爱》中罗切斯特的那段话，“对眼明口快的，对心灵如火的，对既柔顺而又稳重、既驯服而又坚强，可弯而不可折的性格——我会永远温柔和真诚”——这话是对女人说的，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男人说的。
李美皆的文字风格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她能轻易地将细碎的观察、日常的生活领悟和深刻的睿识结合起来，糅合为一种活力很强的叙事。这种叙事既不同于一般学理化的文学评论，也不同于那种兴之所至、如水漫溢的文化随笔，而是吸纳两者之长、规避两者之短，综合重组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既理性又感性，既智识又抒情，既批郤导窾又饱和松弛，同时保留了逻辑的周密、生活的质感和口语的鲜活，是一种有力量、有体温的话语方式。李美皆非常善于在细微处发现线索和问题，同时保持着一探究竟的热情和耐心，并勇于做出果决的判断，在细节编织和整体布局上有着很好的平衡感和方向感，这使她的叙事充满了让人着迷的奇特魅力。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魅力，加上她客观中正的态度，使作为男性读者的我，可以不带任何戒备和偏见的沉潜其中，并且心悦诚服。——相信你也会一样。
（赵学成，江苏海门中学，教师）
在这一文化情势和背景下，李美皆的《说吧，女人》一书闯入了我们的视野。“说吧，女人”，这个书名道出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无疑，这是一位女性作家面向整个男性文明的“无物之阵”而发出的新的宣战，也是一位带有启蒙意味的知识分子朝向所有女性的一种伦理性呼吁；而下面本文同时将证明，这更是作者李美皆在其独特的女性主义理念指引下，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而做出的一种生动的话语实践。事实上，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各种理论话语的竞逐与博弈中，在男权文化长期的压制与贬斥下，对于女性来说，言说就是权力，就是对主体的占有、守持和证明。这种话语权的获得与坚守，对于钳制在数千年男权文化下、一直被侮辱、欺骗和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就压迫的历史跨度之长、迫害之惨烈，还是就男权思想之“博大精深”、统御女性手段之繁杂，别种文明都远远难以与我中华文明相匹敌。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多少骄傲和自豪，也便有多少血腥和耻辱。对此，自称“一个平和的女性主义者”的李美皆，在这本书中究竟会有怎样的言说？
然而可能会让许多怀有正常阅读期待的读者跌破眼镜的是，此书的第一篇文章居然题名为《〈简 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众所周知，《简 爱》一书几乎甫一问世，便立刻成为女性自尊自强、奋斗成长的励志传奇，更成为女权主义话语建构的源泉和例证。而李美皆在一本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书中却对《简 爱》进行“非女权主义解读”，她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细读此文你便会吃惊地发现，李美皆还真是通过文本细读，彻底解构了传统阅读形成的那种僵死的、模式化的主题认知，将一个女性成长的励志传奇还原为一个世俗的、乃至有些庸俗的爱情故事，也颠覆了简 爱作为一个高大完美、独立自强的经典女性形象，剥除了她身上被人为附加上去的人格的釉彩。紧接着，李美皆更是直指女权主义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断章取义的歪曲性误读”，不无尖锐地指出，“如果女权主义批判的锋芒不落到真正需要的去处，而是任由自己的理论和想象发挥，其结果便是既没有现实意义，也得不到信任的对待，从而消解了自身的力量。”（《说吧，女人》P17）——至此，李美皆的意图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与其说这是一种对《简 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不如说是在还原事实真相和情感细节的基础上，通过对《简 爱》这一经典女性小说剔骨析髓般的重新释读，反驳和纠正了传统女权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舛误之处，从而为一种客观的、平和的、务实的、辩证的女性主义奠基和张目。李美皆在此不仅重新解读了《简 爱》这一著名的文本，重塑了简 爱这一承载了太多女权主义隐喻和象征的女性形象，也扭转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女权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那种罔顾事实、凌空蹈虚的错误倾向。我以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简 爱固然意义殊大，但这最后一点却是李美皆此文意旨的落脚点，它以批判的视角和方式给女权主义治病，重申了正视事实、客观公正的批评伦理，反而为女权主义打开了一扇通向真理和未来的大门。
要达成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诉求，就必须回到事实的原点，不迷信和盲从任何权威或现成的结论，以自己的眼光去发现问题，从对事实的审定和判断出发，进而发掘出相应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你不能有太多的情绪，因为情绪影响判断，进而影响持论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在《说吧，女人》这本书中，李美皆对女性的审视与关注，并没有什么“仇恨政治学”方面的东西，她只对那些被遮蔽和歪曲的事实感兴趣，只对各种现象背后的真相感兴趣，始终恪守着理性的精神，一点儿也不刻薄或偏激。她审视的双眼中没有仇恨。当然这并不是说李美皆缺乏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力度，而是说她在批判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对女性（包括个体）生命的直接关怀和体恤。比如《文艺与家庭女教师》一文，是李美皆对人类历史上“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现象的审视，她从自己在文艺作品中感知到的印象出发，对 “家庭女教师”这一职业的历史背景、生存状态及其命运作了细致独到的解析。这种审视和解析的视角，体现的正是李美皆对女性历史的一种独特的关注；而这种关注背后，则肯定是其女性主义的文化立场。李美皆真正关心的是，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系中，在与男人和世界的相处中，女性有着怎样独特的生命本能和直感，她们的性别是如何在身心中树立和体现的；而对于一些特定的女性，她们是如何生存与生活的，她们的身体与内心经历了怎样跌宕的历史，从而获得和建立与自我的关联。
粗略地来讲，本书从不同视角直接探究女性生命本能和文化性格的，计有《枪、性，以及两性关系》、《当一个女人的怀里空了……》、《当乳房从身体上消失的时候》、《风情万种，为谁花间暗断肠》诸篇。《枪、性，以及两性关系》在电影领域探讨了男人对女人的强奸，在作为隐喻的男人性器官和现实的武器之间，“枪”在不断的语义置换中阐释了女人对男人在“性”这一维度上的暴力对抗。李美皆重点剖析了在这种暴力对抗中黑暗的男权观念，以及这种夹缠着男性荷尔蒙和力比多的观念对女性生理和心理所造成的残酷戕害，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何为两性关系的文明结构和理想秩序（最后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述）。《当一个女人的怀里空了……》深刻解析了女人身上的母性，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一个被称为“问题女人”的母亲在中国贫敝、落后的乡村被一步步褫夺净尽的悲惨命运，那种被夺走爱子的母性之殇，彻底毁灭了一个女人。李美皆在向吞噬女性的野蛮势力（包括很多蒙昧的女性在内）发出强烈控诉的同时，也以血淋淋的事实阐明了源于血缘的母性之爱之于女人的重要意义，那是使她们生命充盈的生理本能。《当乳房从身体上消失的时候》尽管是一篇虚拟性的文章，但经由李美皆别开生面的叙述，使我们不由相信她确实经历了一场罹患乳腺癌并被切除乳房的人生事故。而更重要的是，李美皆从乳房这一女性器官入手，切入到了女性肉身感觉的根部与深层，那里潜藏有作为女性的全部幸福和无奈。 长文《风情万种，为谁花间暗断肠》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女性。它由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对妓女的表现说开，参照相关史实、典籍和其它同类电影，结合严歌苓的同名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指出无论是“非典型妓女”，还是“女学生”，都隶属于一种男性（文人）对女性的文化想象，只是在小说中，这一文化想象的主体置换成了女性严歌苓，从而承载了更多的女性体悟和不同的主旨命意而已。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结合小说和电影的细节（面对日军的威胁，人们选择牺牲妓女来保全其他人），犀利地指斥包括宗教在内的所谓“文明人”的悖谬和虚伪，深入骨髓的文化偏见甚至左右了他们对妓女生命价值的潜在判断。换句话说，在特定的历史劫难的迫压下，一场关于文化和人性的艰难抉择，在“妓女与女学生的PK”中严峻地展开；而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从性到人性，从文化到道德，在特殊的情势下形成了复杂的对冲和碰撞，结果则是笼罩在她们身上的文化想象崩解了，她们在这种崩解中才真正相互发现和遇合，并一起引申出了女性共有的本质。以此为契机，李美皆还对历史上的妓女现象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妓女情结，作了考古式的梳理和研究，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深刻的识见。整篇文章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终点固然美妙，路上的风景亦是动人。
在本书中，李美皆还分别评述、记叙了四位女作家：波伏瓦，丁玲，张爱玲和陈染。《法国出了个波伏瓦》写于2008年波伏瓦百年诞辰之际，文章回顾了波伏瓦充满传奇的一生，重点凸显了波伏瓦在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聚集了波伏瓦在性别身份上的复杂与矛盾），辨析了其在历史脉络中“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的地位和价值。此文已涉及到了波伏瓦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契合关系，并以丁玲之于中国历史境遇的关系，与之作了初步的比对和映衬。这一线索和思路在《两生花：丁玲与波伏娃》一文中得到了细致而深入的展开。李美皆以“两生花”形容丁玲和波伏瓦这两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女性，因为她们的生命几乎是共时的，也都有着强烈的个性和执着的追求，而她们却收获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命运：相对于波伏瓦堪称传奇的一生，丁玲的一生却只能以“悲剧”称之。李美皆以双线并行而又交织的叙述方式，再现了两人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人生抉择和遭际，对比之下，反差之大让人唏嘘。丁玲的悲剧性遭遇，实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历史暴力下曲折心史的投影，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而李美皆这种对女性知识分子独特的关注视角，也使她的女性言说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深度。《万转千回，爱过之后》以《小团圆》和《今生今世》为契机，复现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盘根错节、欲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深入剖析了张、胡二人——特别是张爱玲——的文化人格构成和心理纹路，使我们切近了一个裹挟在情感漩涡中心不能自已的张爱玲。有别于很多神神叨叨的无限拔高和故弄玄虚，李美皆是把张爱玲当做一个真正而又普通的女人来写的，也就是说，在她的笔下，张爱玲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位享有巨大声誉的杰出女作家。而张爱玲情感上的种种矛盾、悖谬，实质上就是一个女人身上所有女性本能的集结与错位，只是在她这里因其地位和身份的特殊，从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曲折罢了。《时间流逝了，她依然在这里》通过对与陈染交往过程和细节的记述，为我们摹画出了一个当代女性（注意：不只是女作家）的生活情态和心灵面影，她在喧嚣的时代现实面前的清净自守，和她个性中的敏感自尊、谨慎冷僻一道，作为一种自主的选择，不啻为一帧风格化的、关乎自我存在的女性画像。
至此，李美皆女性主义言说的大致轮廓已然显影出来了。身为女性，她对女性的身体经验、生活脾性、心灵印记和文化承载有着完整而深邃的洞见，正如她评价严歌苓及其小说时说的那样，“只有女性更懂得女性”（《说吧，女人》P93）。这使她在对女性摹形画神、深入某些女性内心、评判她们某些行为、特别是情感动作的时候，显得游刃有余，往往一语中的。她将对女性命运和现状的关注，渗透到对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女性本体——鞭辟入里的审视之中，紧贴女性的生命感觉和文化性格，为女性的生存寻找通向理想现实的门径。面对几乎牢不可破的性别政治，李美皆勇于突破话语的藩篱，一反传统女权主义者金刚怒目式的过激倾向，清除了其中的戾气，将视点重新带回事实和伦理中间，在批判男权的同时，也引领了女性（包括对女权主义）的自省与反躬自问。比如，在反思“女强人”这一社会现象时，她这样写道：“女性的自尊自强自立固然重要，但是，幸福并不仅仅靠自尊自强自立便可以保证，它还需要一些软件，尤其对于那些生存已经毫无问题的女性来说。女性在可敬可畏的同时，还有没有一点可爱？在实力雄厚的同时，还有没有一点情趣？”（《说吧，女人》P18）这便是一种积极而诚恳的态度，它扭转了在女权主义者那里惯常的矫枉过正，将女性权利的争取重新置放到与男人的关系之中。女权主义的价值争逐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它对男权思想习俗的批判也是必须和必要的，但这一切还要建立在男女彼此需要、互利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人为割裂男女间的关系，甚或直接与男人为敌——想想吧，女权主义的历史上诞生了多少“不正常”的女人啊。李美皆是女权主义里面的现实主义者，她没有浮于虚空抽象的理论，而是始终注重理论与现实的对接，注重理论的现实指向性和可操作性。在现实的层面上，李美皆似乎乐于将女权主义定格为一种生活的伦理学，一种男女共同参与建构的精神契约，无论是在婚姻、爱情上，还是在一般的男女关系上，莫不如此。正如本书扉页上李美皆引用《简 爱》中罗切斯特的那段话，“对眼明口快的，对心灵如火的，对既柔顺而又稳重、既驯服而又坚强，可弯而不可折的性格——我会永远温柔和真诚”——这话是对女人说的，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男人说的。
李美皆的文字风格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她能轻易地将细碎的观察、日常的生活领悟和深刻的睿识结合起来，糅合为一种活力很强的叙事。这种叙事既不同于一般学理化的文学评论，也不同于那种兴之所至、如水漫溢的文化随笔，而是吸纳两者之长、规避两者之短，综合重组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既理性又感性，既智识又抒情，既批郤导窾又饱和松弛，同时保留了逻辑的周密、生活的质感和口语的鲜活，是一种有力量、有体温的话语方式。李美皆非常善于在细微处发现线索和问题，同时保持着一探究竟的热情和耐心，并勇于做出果决的判断，在细节编织和整体布局上有着很好的平衡感和方向感，这使她的叙事充满了让人着迷的奇特魅力。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魅力，加上她客观中正的态度，使作为男性读者的我，可以不带任何戒备和偏见的沉潜其中，并且心悦诚服。——相信你也会一样。
（赵学成，江苏海门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