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9年初冬，苏轼、苏辙兄弟从长江过秭归。两人各作一篇《屈原庙赋》，对楚国这位受民众祭奠的忠直之士赋而颂之，“峡山高兮崔嵬，故居废兮行人哀”，“宛有庙兮江之浦，予来斯兮酌以醑”。我曾想，苏轼苏辙兄弟是否想到过屈原的楚骚是用何种书体写出的。两年后，苏轼受职于秦地，在《凤翔八观》中，有一首《石鼓歌》，唱出“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但沿用了韩愈的成说，以为是周宣王之鼓。那个时代，即使如苏轼这样的第一流书法家对古文字仍然是有些隔膜的，他们对书法的关注更多的是向往晋唐。
　　屈原的《离骚》，用今天考古发掘出的楚系文字来转换，有许多字不能找到对应。六国古文在秦统一文字后，遭到湮灭。作为书法创作的资源，越来越多的书法家正在整理、利用这些断裂的环节，连续起文字历史的脉络。
　　刘永泽先生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了“荆楚书道”的观念。荆楚古国是个腾飞如火、浪漫似水的文化之邦。楚骚的传统培育着文人之心，而江汉汪洋的河流便利着古代舟舳交通，沿江之城成为了文人墨客南来北往的雅集之地。因而历代诗文翰墨留芳于荆楚亦郁郁盛焉。
　　如果说楚简帛书是“荆楚书道”的上古之篇，那么，李邕、李阳冰、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唐宋名家直至明代公安三袁，这些在书法史上起到关钮作用的人物构成了“荆楚书道”的中古之篇。而下篇应是张裕钊、杨守敬延至民国时期大武汉的文化群体。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就是新篇章了。
　　这是一个粗略而宽泛的划分，“荆楚书道”从时空两个维度，加上人文传统的因素，就构成了三维度的景观。对这个景观的回顾与展望，寄托着对中华文化的深情与理想。
　　永泽先生就是个有深情，有理想的书家。作为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他对湖北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着宏观的视野，尤其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更有精微的理念与实践。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悉心研究书法数十年，从正体到草体，从大字到小字，都成果硕然。取法尚雅正，挥洒见性情，从而能从传统书学中不断积累经验，获得新知。又在创作过程中随情生发，赋以歌诗而书写之。故近年来书作，每每以自己所到之地，所见之景，所触之感，蕴酿于胸一挥而就。构思于前，挥毫于后，诗书统摄于心，情怀显豁于纸，作品更多地承载了一地一事的文化记痕。如此贯串起来，书作更有了一层人在日常场境中的含意，与书法的内在精神就相融通了。
　　“荆楚书道”是历史的梳理，更是当代的追求。“荆楚书道”也可以说是一个梦，我以为永泽先生就是个寻梦人。梦有时与路一样，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梦的构想与圆成是需要参与者来共同完成的。那么，永泽先生无疑在这路途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苏轼当年如果能见到瑰奇多变的楚简楚帛，一定会写出赞美之诗，或许尚意的书风会开辟新的样式，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历史遗忘的空间，正是我们当代人的用武之地，我们在新的高度上拓展着书法的空间。
　　（徐本一，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