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收藏古物，一类凭眼光和财力，非精、绝不收，以藏品贵重而名闻天下，近代张伯驹、周叔弢等即属此类;一类资金有限，专收一个门类，借以自成一家，比如以收藏青铜器和碑帖拓本著名，终成一代金石大家的容庚;还有一类，偏重于文物的研究价值，各门类都收，也并不求精，比如近代罗振玉、梁启超等。冯其庸生前，也是一位广搜博采的收藏“杂家”，他收藏的文物品类丰富、数量极多，以至于居住的“瓜饭楼”变成了一座小型博物馆。
　　1979年进入冯门为弟子的叶君远，对冯其庸书房的最初印象就一个字，“满”！40年过去，他对此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冯其庸的书房不过十几平方，被书塞得满满的，几面墙的书架全是书，几乎顶到天花板，书桌和地上也码放着一摞摞的书。“我们三人找小凳子坐下后，就不方便随意挪动了。坐定之后，慢慢注意到书架和桌子空隙处，还摆放着不少古董：陶器、画像砖石、瓦当什么的。”叶君远说的这几类，其实只是冯氏藏品极小的一部分，后来的瓜饭楼里，还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青铜器、造像、瓷器、家具、文书、紫砂壶、墨、戏单等等。品类之多，让人惊叹。
　　以红学家著名的冯其庸，兴趣爱好极为广泛，他对传统文化、历史文物有着一种出自天性的热爱。他的收藏，多出于研究需要，因而对文物不是一般地涉猎，而是痴迷般地钻研，钻研得很深。比如汉画像，凡是出土过汉画像砖石的主要地区的汉墓，他几乎看遍了，仅徐州一地，他就去过多次。茅村、白集、北铜山、小龟山、驮蓝山和楚王山汉墓，他也都一一考察拍照。多年间，收集了大量的汉画像拓片。他用“敦煌之前的敦煌”这一比喻，来高度评价汉画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个比喻得到了广泛认同。再比如紫砂艺术，明代以来的名家之作，冯其庸观赏过的很多，对于紫砂壶的历史了然于胸。他藏有一把清代制壶大家陈曼生的作品，和当代紫砂壶大师顾景舟论交数十年，与顾老传人高海庚、周桂珍、徐秀棠等等也往来频频。他还多次到宜兴去，亲自为这些人的作品题字。所以读他论述紫砂艺术的许多文章，你会看出那绝对是行家的真知灼见。
　　对于自己的收藏理念，冯其庸曾说，“数十年来，我爱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却与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着眼点是历史和社会，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为历史求证，为历史社会求真。所以我所收集的东西，既有若干件珍贵的，但更多是普通的，足以反映社会的广阔面和真实面的。”
　　原来，他是把做学问的态度用于收集古物了。或者说，收集古物，其实是他做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都是先从调查每一个专题的历史资料开始的，如我在讲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就思考中国原始文化的形成和综合的过程，因此我调查了全国各地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若干先秦、汉、唐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调查中，获得了不少原始文化资料。1964年8月，我随人民大学的‘四清’工作队到陕西长安县参加‘四清’工作，我被分在长安县南堡寨，想不到在那里我与周宏兴同志一起，发现了一个规模极大的原始文化遗址，采集到大量的原始陶器等，之后我们回陕西省考古所，也写一份考古报告，报告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在《考古》杂志上发表，编辑部的人说由非考古人员写的一份合格的考古报告，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带回的实物，苏秉琦、郭沫若等专家都看过并认同了。由于爱好，我也是从各地的文物市场获得一些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我的不少原始陶器和彩陶、周秦汉唐的瓦当陶俑等，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起来的。”他所采取“三重证据法”，就是传世文献、田野考察和地下文物的多重印证。作为最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曾经编撰过一部《（红楼梦）文物图录》，把《红楼梦》里提及、现在还能找到的各类实物，用图像呈现出来。这些文物，对研究《红楼梦》提供了重要参考。
　　冯其庸收藏的着眼点，显然不是文物的市场价值，而是文物的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基于这种文物观，他的藏品驳杂，各种档次的都有，有些甚至是毫不起眼的小物件，在藏家看来不入流。比如他收藏的瓷器，多出自民窑而非官窑，大都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对研究历史而言，老百姓的日用品更接近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具普遍性;又如汉魏晋六朝砖瓦，不少是残缺的，但也独具价值，如战国燕下都大宫瓦当，其当面底径竟达45厘米，借此可以想象当时燕国的宫殿是怎样的宏伟，进而想象战国时期燕国国力曾经达到的程度。他收藏的上古彩陶多是残片，在一些藏家眼里毫无价值，但在他看来，这些残片也是认识历史的无上瑰宝，他们可以展示我国古代灿烂辉煌的彩陶文化，说明中华文明从一开头，就是异彩纷呈、气象辽阔、富丽多姿的。这些残片表现出来的造型艺术与绘画艺术，已经具有相当水平了。有一些器皿的造型，至今还在運用，而有些原始绘画，已经成为现代绘画创作的灵感源泉。
　　有两件特殊的藏品，在冯其庸的收藏中具有代表性，颇能反映他对文物收藏独到的看法。其一，是1947年杜月笙做寿举办京剧义演的戏单子。戏演出三天，请的都是名角儿，如梅兰芳、孟小冬、周信芳等等。那年冯其庸刚好到上海，买了一张站票，看到了孟小冬出演的《搜孤救孤》。孟小冬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老生，有“冬皇”之称。那次演出之后，孟小冬再也没有上台演出过。冯其庸保留了那一年的戏单子，有一大包，是很有意义的戏剧史文物资料。这些文物对他搞戏剧研究与评论，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另一件，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治病方子。那年他赶写《历代文选》一篇长序，连续开了几天夜车，太过劳累，一下晕倒在椅子上。此后经常感到天旋地转，总治不好。后来找到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大夫告诉他，这个病积累有日，必须慢慢治疗和调理。大夫一共给开了72付药方，每一方都有所增减，冯其庸谨遵医嘱服药后，大病果然痊愈，彻底去根，没有再犯。这72付药方他细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典型医案，今天看来也是一件文物了。以上两件东西虽小，但留下了历史的印痕，各有其意义。可惜的是，这两件东西都在“文革”中毁掉了。
　　还有的藏品，本身具有独特性，包含着很具体的历史信息，但其价值一直未被发掘，经冯其庸敏锐地观察思考，钩沉索引，据以考证出被历史时光隐没的史实。唐玄宗笃信道教，与许多道士有来往，这是普遍为人所知的事，但唐玄宗与道教具体是何关系，人们并不了解。冯其庸据“唐玄宗入道铜简拓本”，证实了玄宗曾投简拜受道篆、取得道教徒身份的事实，同时也考证出其入道与杨玉环并无关系。
　　冯其庸收藏、过手的文物中，还有一些具有很特殊的价值。如明代正德《罪己诏》，是1972年在他的家乡先洲一个墓葬出土的。这个墓葬是明正德九年的，尸体和衣服已腐烂，但能看出脑袋被砍，死者胸前挂着一个黄布口袋，口袋里装一份文书。当时并不知道是重要文物，他侄子冯有责把这份文书寄给了他。经冯其庸考证，这是一份皇帝的罪己诏。揆诸正史，并没有相关记载，但《明实录>对这份罪己诏颁布的缘由有详细记载，这显然是一份关乎明代政治、历史的重要文物。冯其庸后来将它捐赠给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还有战国楚郏陵君王子申青铜器。其中铜鉴有长篇铭文，两件铜豆也有同样的铭文，另有两件无铭文。铭文揭示了古籍未载的、楚国在春申君死后派驻吴墟的地方官是楚王子熊申，以及当时货币种类，货币与物价、工资关系的珍贵资料，非常值得研究。李学勤、李零等许多学者都就此写了论文，认为熊申是继黄歇之后又一个无锡这个地方楚国的领导人。青铜豆上是记重铭文，有新发现的重量单位，有助于研究当时楚国的货币使用及价格。此外还有楚国文字的问题等。这批青铜器是1973年修河道时挖出，后来被当猪槽子用。冯有责把相关信息寄送给冯其庸，而冯其庸准确判断其价值，并及时联系了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十分重视，除亲自去看外，还专门派三人接收，还一定要付钱。而冯其庸坚决辞谢，要无偿捐献给祖国，只要一个收条，好向家乡交待。40多年过去了，这批青铜器仍然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
　　总的说来，看冯其庸收藏的文物，如同看一部由有形有色有质感的文物构成的浩大史书，纵跨几千年，横跨数万里，种类繁多，斑斓多彩，只要一开卷，浓重的历史气息，便扑面而来。看这些文物，原来躺在纸面上的某些记载，会立体化、具象化，一下子变得无比生动起来。观者从中得到的知识与感悟，必定非止一端。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