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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中国仍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各级党委政府要探索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成因,总结我国各地维稳机制建设实践的经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预防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从而构建维稳工作的新局面。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1 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维稳任务艰巨
常言道:“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邦乱则国衰,心乱则事废”。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①胡锦涛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可见,稳定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国目前社会和谐稳定的状况如何呢?对此,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经济层面上处于“黄金发展期”;二是政治层面上处于“基本稳定期”;三是社会层面上处于“矛盾凸显期”。
从总体而言,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中国仍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
下面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问题:2008年,信访量明显增加,仅全国民政部门,第一季度接受信访14万人次,第二季度31.4万人次,第三季度44.6万人次,总计90万人次,而2007年全年为81万人次。②2010年中国社会蓝皮书公布:2009年1月至10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各类刑事犯罪案件444.3万起,比2008年同期上升14.8%。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与2008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目前,在众多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中,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多,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公布: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另据有关报道:2005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为8.7万起,2006年以后一直保持在9万起以上。2008-2009年,多起事件震惊全国。自贵州瓮安事件后,云南孟连事件、甘省陇南事件、重庆、甘肃、广东等地接连发生的群体性出租车罢运事件、海南感城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通化钢铁改制纠纷事件等等。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维稳的形势相当严峻,维稳的任务相当艰巨,如何消解社会矛盾纠纷,消除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状态,是对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治理智慧的一次大挑战。
2 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原因
(1)转型期所处的特定时代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社会根源。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社会结构发生重组,利益关系变化剧烈,意见纷争加剧,会进入矛盾突现期。随着我国改革进入巩坚阶段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我国已进入矛盾凸现期,新的矛盾不断出现,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就业失业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征地拆迁补偿不公问题、犯罪问题、司法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住房价格过高问题、股市动荡、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恐怖活动、劳资矛盾问题、养老保险问题、教育收费问题、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问题、卖淫嫖娼等问题频频出现。(2)利益矛盾是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经济根源。从表面看,当前的社会矛盾触点很多,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都是热点领域,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但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社会矛盾实质是利益冲突,有研究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冲突事件,但80%以上属于维权抗争的范畴,这种抗争事件只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如贵州瓮安事件表面上看是由一个女学生的死因这个偶然因素引发的,事实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由经济利益矛盾引起的。瓮安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瓮安事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结构不平衡导致的人心不稳定。
(3)体制、机制不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反馈不畅等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体制、机制根源。全国政协常委翟泰丰认为,在当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许多冲突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全局性,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现行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要求。”如:有专家指出,在重庆“罢运事件”中,“份儿钱”高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看,则暴露了当前在中国多数城市实行的出租车业特许经营、出租车公司垄断收益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出租车公司通过购买、掌控出租车营运权证获取垄断性收益,公司与出租车驾驶员获利严重失衡,出租车司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可能就会采取罢运等激烈方式表达不满。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诸多体制、机制因素中,社会冲突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机制原因是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把事情闹大”成为一种维权习惯。在毛寿龙看来,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4)心态失衡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心理根源。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有一些群体性事件属于“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社会泄愤事件其基本表现就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的一种“泄愤冲突”。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是这种“社会泄愤事件”的典型代表。中国有句古话:“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陈光金李炜等人近期在调查基础上撰写了全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人们在城乡、地区和行业待遇以及干部提拔等七个领域有较强的不公平感。 他们还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级,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中层”认同比例,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执政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③
(5)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薄弱、部分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政不作为和腐败问题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政治根源。毛泽东在1956年这样分析:学生、工人闹事“主要也是因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刘少奇认为群众起来闹事,“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的”。由于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作为和腐败问题,在一些地方造成民众对当地政府已经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这种对政府的“三不主义”和群众由于社会不公产生的“仇富、仇官、仇警”心理正是一些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如:重庆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是因为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④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权宗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6)群众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与其相对较低的政治参与能力、法制观念的不对称,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文化根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民主要求不断提高。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整体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弱。同时,虽然我国已开展了“一五”至“五五”的普法教育,但普法教育的实际效果参差不齐。尤其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群众的法律知识有限,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仍然沿袭小农经济形态下的自然规范和行为准则,以所谓族规宗训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对政府施加压力,能尽快地解决问题。于是,他们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是片面地认为法不责众、采取用非法的手段获取合法利益的方式,使本来能通过正常的信访、法律程序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大的冲突事件。
3 我国一些地方维稳机制建设的实践
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为了维稳普遍采取了诸如成立“维稳办”、“综治办”,设立专项“维稳基金”,强调“领导包案”、“属地管理”,推行干部考核中的“零指标”等举措,确保了诸多敏感期的社会平安稳定。
在这里值得推广的成功经验主要有:
“枫桥经验”。1963年,浙江枫桥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枫桥镇又创造了帮教改违法犯罪人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枫桥经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沈阳经验”——信访维稳。沈阳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该市创新信访工作体制,从2008年开始建立市和区县、开发区两级信访大厅,形成了“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工作体系,使大量的信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成效。沈阳信访维稳的做法,给人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一是“一把手”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决心大,办法多;二是建立了信访大厅这个“一站式”接访、“一条龙”服务的载体,建设了一支业务过硬、乐于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队伍;三是舍得加大对解决疑难复杂信访问题的投入力度,着眼于从根本上政策上解决问题。
“合肥模式”。“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围绕建设现代化滨湖大城市的目标,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370亿元,超过“九五”、“十五”时期城建总投资的2倍,集中完成653项建设工程,建成道路631公里、桥梁73座,铺设污水管网926公里。期间,在全市累计完成拆迁589万平方米,涉及15754户。其中,拆除各类违章建筑1380万平方米,实现了“零补偿、零冲突、零事故”和“无较大规模越级上访、无重大群体性事件、无恶性案件”的良好局面,被建设部誉为“合肥模式”。具体做法正如合肥政法委书记杨思松所言:“六个注重”。一是注重源头维稳,二是注重基层维稳,三是注重民生维稳,四是注重氛围维稳,五是注重合力维稳,六是注重制度维稳等等。
4 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构建维稳工作新局面
(1)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不断改善干群关。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怨则国危”;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稷方能稳定。 为此,党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那么,2010年百姓最关心什么、最担心什么?对此,央视财经频道联合新浪财经、搜狐、阿里巴巴、中国雅虎、全景网、和讯网等11家网站发起大型网络民意调查。据此调查,《提问2010》一书加以归纳和梳理,选择其中最关心的通货膨胀、房价、股市、收入、医疗、社保等十大问题。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必须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上述这些民生问题。
(2)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创造纺锤型的社会结构。目前中国呈现出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贫困阶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15%的人拥有85%的财富。⑥据世界银行测算,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方面,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目前的约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并且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正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中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⑦温家宝2010年2月27日在与全球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因此,应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创造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使中间阶层成为数量最多的社会主体阶层,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
(3)畅通诉求渠道,使不满情绪能得到宣泄。对社会矛盾冲突事件要多置“减压阀”,少用“灭火器”。⑧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如果缺乏排放和宣泄的渠道,社会上隐性的、个别的不满情绪和不满行为就会聚集,变成大量的、集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当畅通诉求渠道,建立和完善社会宣泄机制,让群众通过正常的渠道、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及时释放社会中的不满情绪,从而弱化社会矛盾,减少冲突事件的发生。当前,除继续加强原来的群众来信来访、大众传媒的读者来信、各部门公布的投诉电话等工作外,还可以适当开辟各种形式的社会协商对话渠道,使社会宣泄渠道更加多样、更加畅通。
(4)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依法办事。加强对基层群众的普法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学法、守法自觉性和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使更多的群众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积极开展好“法制进机关、法制进社区、法制进企业、法制进村庄、法制进农户”的系列活动,特别要开展“以案说法”宣传教育,使普法教育进一步拓宽渠道,扩大覆盖面。在法制宣传教育中,还要注意创新方法来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特别要抓住突发性事件处置中,对少数涉嫌违法人员处理的有利时机,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
(5)加快推进民主进程,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温家宝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充分发挥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项制度,特别要健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的管理制度,增强制度约束力。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目前应首先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通过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完善有利于中国保持长期快速稳定发展的政治体制。
注释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李培林,陈光金.2008~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EB/OL].
中国网 china.com.cn.2009-01-12.
③李培林,陈光金,李炜.2006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EB/OL].
中国网china.com.cn.2007-01-12.
④文玉伯.万州突发万人骚动事件[J].凤凰周刊,2004(31):22-24.
⑤吴明.提问2010:解惑百姓最关心的十大问题[N].华夏时报,2010-01-30.
⑥陈冠任,易扬.中国中产者调查[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⑦晏扬.热评 - 检察日报: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两个维度[EB/OL].
山东财经网www.sdenews.com.2010-3-11.
⑧夏学銮.“灭火器”与“减压阀” [J].人民论坛,2009(15).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1 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维稳任务艰巨
常言道:“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邦乱则国衰,心乱则事废”。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①胡锦涛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可见,稳定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国目前社会和谐稳定的状况如何呢?对此,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经济层面上处于“黄金发展期”;二是政治层面上处于“基本稳定期”;三是社会层面上处于“矛盾凸显期”。
从总体而言,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中国仍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
下面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问题:2008年,信访量明显增加,仅全国民政部门,第一季度接受信访14万人次,第二季度31.4万人次,第三季度44.6万人次,总计90万人次,而2007年全年为81万人次。②2010年中国社会蓝皮书公布:2009年1月至10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各类刑事犯罪案件444.3万起,比2008年同期上升14.8%。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与2008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目前,在众多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中,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多,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公布: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另据有关报道:2005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为8.7万起,2006年以后一直保持在9万起以上。2008-2009年,多起事件震惊全国。自贵州瓮安事件后,云南孟连事件、甘省陇南事件、重庆、甘肃、广东等地接连发生的群体性出租车罢运事件、海南感城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通化钢铁改制纠纷事件等等。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维稳的形势相当严峻,维稳的任务相当艰巨,如何消解社会矛盾纠纷,消除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状态,是对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治理智慧的一次大挑战。
2 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原因
(1)转型期所处的特定时代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社会根源。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社会结构发生重组,利益关系变化剧烈,意见纷争加剧,会进入矛盾突现期。随着我国改革进入巩坚阶段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我国已进入矛盾凸现期,新的矛盾不断出现,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就业失业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征地拆迁补偿不公问题、犯罪问题、司法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住房价格过高问题、股市动荡、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恐怖活动、劳资矛盾问题、养老保险问题、教育收费问题、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问题、卖淫嫖娼等问题频频出现。(2)利益矛盾是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经济根源。从表面看,当前的社会矛盾触点很多,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都是热点领域,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但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社会矛盾实质是利益冲突,有研究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冲突事件,但80%以上属于维权抗争的范畴,这种抗争事件只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如贵州瓮安事件表面上看是由一个女学生的死因这个偶然因素引发的,事实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由经济利益矛盾引起的。瓮安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瓮安事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结构不平衡导致的人心不稳定。
(3)体制、机制不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反馈不畅等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体制、机制根源。全国政协常委翟泰丰认为,在当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许多冲突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全局性,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现行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要求。”如:有专家指出,在重庆“罢运事件”中,“份儿钱”高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看,则暴露了当前在中国多数城市实行的出租车业特许经营、出租车公司垄断收益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出租车公司通过购买、掌控出租车营运权证获取垄断性收益,公司与出租车驾驶员获利严重失衡,出租车司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可能就会采取罢运等激烈方式表达不满。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诸多体制、机制因素中,社会冲突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机制原因是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把事情闹大”成为一种维权习惯。在毛寿龙看来,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4)心态失衡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心理根源。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有一些群体性事件属于“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社会泄愤事件其基本表现就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的一种“泄愤冲突”。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是这种“社会泄愤事件”的典型代表。中国有句古话:“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陈光金李炜等人近期在调查基础上撰写了全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人们在城乡、地区和行业待遇以及干部提拔等七个领域有较强的不公平感。 他们还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级,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中层”认同比例,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执政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③
(5)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薄弱、部分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政不作为和腐败问题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政治根源。毛泽东在1956年这样分析:学生、工人闹事“主要也是因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刘少奇认为群众起来闹事,“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的”。由于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作为和腐败问题,在一些地方造成民众对当地政府已经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这种对政府的“三不主义”和群众由于社会不公产生的“仇富、仇官、仇警”心理正是一些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如:重庆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是因为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④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权宗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6)群众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与其相对较低的政治参与能力、法制观念的不对称,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文化根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民主要求不断提高。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整体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弱。同时,虽然我国已开展了“一五”至“五五”的普法教育,但普法教育的实际效果参差不齐。尤其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群众的法律知识有限,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仍然沿袭小农经济形态下的自然规范和行为准则,以所谓族规宗训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对政府施加压力,能尽快地解决问题。于是,他们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是片面地认为法不责众、采取用非法的手段获取合法利益的方式,使本来能通过正常的信访、法律程序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大的冲突事件。
3 我国一些地方维稳机制建设的实践
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为了维稳普遍采取了诸如成立“维稳办”、“综治办”,设立专项“维稳基金”,强调“领导包案”、“属地管理”,推行干部考核中的“零指标”等举措,确保了诸多敏感期的社会平安稳定。
在这里值得推广的成功经验主要有:
“枫桥经验”。1963年,浙江枫桥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枫桥镇又创造了帮教改违法犯罪人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枫桥经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沈阳经验”——信访维稳。沈阳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该市创新信访工作体制,从2008年开始建立市和区县、开发区两级信访大厅,形成了“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工作体系,使大量的信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成效。沈阳信访维稳的做法,给人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一是“一把手”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决心大,办法多;二是建立了信访大厅这个“一站式”接访、“一条龙”服务的载体,建设了一支业务过硬、乐于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队伍;三是舍得加大对解决疑难复杂信访问题的投入力度,着眼于从根本上政策上解决问题。
“合肥模式”。“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围绕建设现代化滨湖大城市的目标,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370亿元,超过“九五”、“十五”时期城建总投资的2倍,集中完成653项建设工程,建成道路631公里、桥梁73座,铺设污水管网926公里。期间,在全市累计完成拆迁589万平方米,涉及15754户。其中,拆除各类违章建筑1380万平方米,实现了“零补偿、零冲突、零事故”和“无较大规模越级上访、无重大群体性事件、无恶性案件”的良好局面,被建设部誉为“合肥模式”。具体做法正如合肥政法委书记杨思松所言:“六个注重”。一是注重源头维稳,二是注重基层维稳,三是注重民生维稳,四是注重氛围维稳,五是注重合力维稳,六是注重制度维稳等等。
4 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构建维稳工作新局面
(1)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不断改善干群关。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怨则国危”;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稷方能稳定。 为此,党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那么,2010年百姓最关心什么、最担心什么?对此,央视财经频道联合新浪财经、搜狐、阿里巴巴、中国雅虎、全景网、和讯网等11家网站发起大型网络民意调查。据此调查,《提问2010》一书加以归纳和梳理,选择其中最关心的通货膨胀、房价、股市、收入、医疗、社保等十大问题。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必须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上述这些民生问题。
(2)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创造纺锤型的社会结构。目前中国呈现出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贫困阶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15%的人拥有85%的财富。⑥据世界银行测算,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方面,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目前的约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并且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正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中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⑦温家宝2010年2月27日在与全球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因此,应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创造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使中间阶层成为数量最多的社会主体阶层,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
(3)畅通诉求渠道,使不满情绪能得到宣泄。对社会矛盾冲突事件要多置“减压阀”,少用“灭火器”。⑧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如果缺乏排放和宣泄的渠道,社会上隐性的、个别的不满情绪和不满行为就会聚集,变成大量的、集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当畅通诉求渠道,建立和完善社会宣泄机制,让群众通过正常的渠道、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及时释放社会中的不满情绪,从而弱化社会矛盾,减少冲突事件的发生。当前,除继续加强原来的群众来信来访、大众传媒的读者来信、各部门公布的投诉电话等工作外,还可以适当开辟各种形式的社会协商对话渠道,使社会宣泄渠道更加多样、更加畅通。
(4)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依法办事。加强对基层群众的普法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学法、守法自觉性和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使更多的群众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积极开展好“法制进机关、法制进社区、法制进企业、法制进村庄、法制进农户”的系列活动,特别要开展“以案说法”宣传教育,使普法教育进一步拓宽渠道,扩大覆盖面。在法制宣传教育中,还要注意创新方法来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特别要抓住突发性事件处置中,对少数涉嫌违法人员处理的有利时机,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
(5)加快推进民主进程,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温家宝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充分发挥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项制度,特别要健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的管理制度,增强制度约束力。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目前应首先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通过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完善有利于中国保持长期快速稳定发展的政治体制。
注释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李培林,陈光金.2008~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EB/OL].
中国网 china.com.cn.2009-01-12.
③李培林,陈光金,李炜.2006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EB/OL].
中国网china.com.cn.2007-01-12.
④文玉伯.万州突发万人骚动事件[J].凤凰周刊,2004(31):22-24.
⑤吴明.提问2010:解惑百姓最关心的十大问题[N].华夏时报,2010-01-30.
⑥陈冠任,易扬.中国中产者调查[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⑦晏扬.热评 - 检察日报: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两个维度[EB/OL].
山东财经网www.sdenews.com.2010-3-11.
⑧夏学銮.“灭火器”与“减压阀” [J].人民论坛,20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