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越来越深入的加入了全球流动的大潮。改革开放后中国成功地从一个闭塞的国家转型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在与世界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中排名第25位，比1995年前进了5位。
　　就商品和资金流而言，中国目前分别排在全球第五和第六位，基本与美国旗鼓相当。在其他方面，中国的排名则较弱，比如服务流动（第21位）、人员流动（第93位）以及数据和通信（第33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在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贸易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到了2012年，中国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同年，中国在商品流的连通性排名跃居全球第五位。中国城市主导着全球商品的连通性，全球20大主要港口，9个位于中国。同时，中国也在迅速建立与香港和日本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这两者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已经从1995年的43%下降到2012年的23%。2012年，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的贸易额占其商品贸易总额的40%，这一比重较2000年翻了一番。
　　中国最初在商品流的成功取决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仅服装就占据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四分之一。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努力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业务和行业转移，因此研发类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稳步提高（见下图）。


　　通过利用自身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邻近东亚创新中心的区域优势，中国已在各大行业的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行业包括电子、电脑以及其他高科技设备。海尔、联想和华为等中国本土企业现已跻身各自业内的全球最大企业行列。研发密集型产品也繁荣发展。目前，化学产品、机器及通信设备在中国总商品出口中占据40%。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的资金流动转型也卓有成效。从1985年至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长超过20倍，目前占中国资金流入总额的92%（2012年为3080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里，仅中国就平均占据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10%。
　　同时，中国已开始利用其大量的外汇储备向海外进行投资，这些外汇储备主要因大量的贸易顺差积累而来。过去，中国主要将外汇储备（2012年年底达到3.3万亿美元）投入到低风险的主权债务上，比如美国国债。然而，近年来，中国已开始分散其所持有的外债。2007年，世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目前该公司在国际股票和全球房地产行业中持有多种投资组合，并且在全球采矿、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中持有股份。政府同时鼓励国内公司投资海外，预计2014年的境外投资额将接近100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与私有企业日益成为海外市场的重要投资商，它们的资金有时来自国内银行。在过去十年里，尽管中国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的贷款基数较低，但是贷款流出已经增加了逾5倍，2012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继续深化，中国在国际金融流动网络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并且如果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情况将更是如此。
　　我们注意到，随着全球流动的不断增强，正有力的推动着经济增长。每种类型的流动和GDP增长之间均存在总体的正相关关系，预计全球流动将推动全球GDP每年增长2500亿—4500亿美元，占全球GDP总增长值的比重在15%-25%之间。此外我们还发现，互联互通性较强的国家从全球流动中的获益要比那些互联互通性弱的国家高40%。
　　全球流动也为企业、创业者和个人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在此之前，政府和跨国企业一度是跨境流动的“专属”参与方，如今，数字技术使那些微型企业或个人创业者也能成为“微型跨国企业”，可以跨境出售并获得各种产品、服务和创意。各种微型活动（包括“微工作”、“微支付”和“微装运”等 ）正在对传统的商业模式构成挑战。
　　现在，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占全球首位，随着电子商务在中国的飞速成长，以及数字行业的进一步成熟，中国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个人得以加入全球流动的浪潮，释放他们在创新和发展上的潜力，以此进一步助力经济的增长。
　　利益相关方应适时做好准备迎接日益数字化的全球流动时代的到来。政府应通过金融支持、法规建设，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完善，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人深度地参与到全球流动之中。与此同时，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共同商讨如何应对各种挑战，包括商业模式所面临的压力、对处于转型期员工的支持，以及数据隐私和安全性面临的风险——这些问题已成为数据驱动型世界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也应该积极应对准备数字时代对自身技能上提出的新要求。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在更加深化的全球流动中，都将拥有大量推动增长和创新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