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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如果盲目追随外国理论，一味重复那些正在动摇的说法，就会在整个世界都急盼出现新理论的时刻，再次丢失发展的良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某些曾经广为流传的西方理论正遭遇现实变化的重大挑战，开始发生动摇。针对这些变化，我国学术界如果缺少敏感，不善思考，盲目追随外国理论，一味重复那些正在动摇的说法，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又不能摆脱拾人牙慧的困境，从而在整个世界都急盼出现新理论的时刻，再次丢失发展的良机。
“后工业化”：如果世界到处都“后工业化”了，谁来进行物质生产
“后工业化”是二战后西方学术界针对战后发生的社会变化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按照“后工业化”理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一次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形态，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第二次转型发生在二战以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顶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西方由此进入“后工业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再次领先于世界。
“服务业”的内涵十分宽泛，它包括金融、证券、财务这些当代经济的要害部门，一旦这些部门超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后工业化”社会就出现了。以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这种变化是存在的，西方也因此变得更富裕。
然而，20世纪末开始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却在质疑这种说法：为什么房贷危机触发全面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能够造成国家经济的全面破坏，并且经久持续难以恢复？人们发现，问题正出在“第三产业”的过度扩张上，没有物质生产基础的“服务业”，很可能只是泡沫。“第三产业”不制造、不生产、不创造物质财富，却能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和复杂的计算机程序累叠增加财富，将财富的积累手段推到了高峰。发达国家用这种办法，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轻而易举地吸收过来，从而变得前所未有地富裕。
但“第三产业”不提供人们基本的生活用品，人不能靠“服务”存活。发达国家是世界物质消费最集中的地区，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如何能够保证它所需要的消费？稍微寻找一下就会发现：发达国家转移或部分转移了工农业生产，靠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满足物质需求，自己控制资本走向和技术终端，由此提取全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这就是二战以后的真实情况。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新的全球分工：发达国家是“世界城市”，“第三产业”高度集中；世界其他地区只是“世界农场”或“世界工厂”，承担着全球性的工农业生产。“后工业化”的实质是全球产业重组，发达国家再一次占据优势。但它不标志人类社会又经历一次生产方式转型，更不是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相反，人们再一次意识到物质生产的重要性，没有“实体经济”支撑，“虚拟经济”是无法维持的。进而，人们会问：如果世界到处都“后工业化”了，谁来进行物质生产？发达國家的“后工业化”结构是否还能维持？因此，“后工业化”理论正面对现实的严厉挑战，这样一个理论，其确切程度如何？
“全球化”：思想、文化、政治方面交流的扩大，是否表明人类文明终将一体
如果说“后工业化”是一次新的全球分工，那么这次分工的特点就是“全球化”，它和“后工业化”紧密相关。
根据“全球化”理论，二战后世界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经济运行已超出国界。世界各地文化、政治、思想和人员交流日益扩大，正在出现人类文明趋同的走向，最终会形成全球一体。
就经济而言，“全球化”的趋势是存在的，但这个机制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可以通过金融、财政、技术优势攫取全球财富，使自己变得更为富裕；对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来说，则可能被更加边缘化，为发达国家制造财富。
可是另一方面，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机遇将自己变成物质生产的中心，从而变成“世界工厂”或“世界农场”。与此同时，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日益加大，因而使世界变得更多极化。由此可见，世界局势的走向未见得如“全球化”理论所宣扬的那样乐观，即全球归属一体；也许它导向又一次全球大洗牌，引导出又一个新的国际体系。
但思想、文化、政治方面交流的扩大，是否表明人类文明终将一体？西方理论家是这样说的，“全球化”理论背后也隐含着这样的话语。但现实却表明当代世界存在两个并行的趋势，一是“全球化”，二是“多样化”，两个趋势同时发展，相互之间并不冲突；两个趋势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当今世界最基本的特征，即非西方国家通过学习西方、追赶现代化，正在恢复被几百年来西方优势所剥夺的原有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一种“文明回归”的倾向正在形成，“全球化”理论中那种西方一厢情愿的归一情调看来没有前景。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在超越民族国家，还是在继续证明民族国家的不可替代性
“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这方面进行过许多讨论。西方流行的说法是：“欧洲一体化”表明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欧洲正在创造一个新时代。但欧债危机却严厉挑战这种说法，“欧洲一体化”目前的去向不明。
关于欧债危机的原因，人们归咎于政治一体化的低度发展，假设欧洲是一个国家，“希债”、“意债”、“葡债”诸如此类的债务危机就不会解不开。这个说法显然不错，可是问题恰恰出在“欧洲不是一个国家”上。欧债危机之所以解不开，就是因为欧洲国家都不愿意为了一个“欧洲”而牺牲自己的国家，在灾难来临之时，都希望把祸水拒于本国之外。可是这种做法却与“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宣示正好相反，那么“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在超越民族国家，还是在继续证明民族国家的不可替代性？最让人吃惊的是，德国政府在化解危机方面似乎最愿意付诸行动，但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德国却最维护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德国在“一体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看来，流行理论的说法遭遇了现实的挑战。
有一种论调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即欧洲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争之后终于厌倦了，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避免一再出现的流血。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确实在思考，并希望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但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也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又开始了，那就是冷战，整个西方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强敌即共产主义苏联，所以，为了一个更大的对抗就要抛弃较小的对抗，以前的敌人变成了新的盟友；新的对抗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面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结成同盟。这是一个“大道理管小道理”的事，然而在对“欧洲一体化”的解说中，这个因素好像被筛除。 在经济方面，“欧洲一体化”希望通过合作争取共赢，其路径是“内部分工”。然而，欧债危机恰恰和分工有关：物质生产部门越脆弱，受打击的可能性就越大、程度也越深。可见，关于“欧洲一体化”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个愿景。
总之，“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已经被微妙地扭转，其发展的方向则有所不明，现在的“欧洲一体化”已不同于60年之前，如果仍按照60年前的口径或文字宣传资料去讨论“欧洲一体化”，就一定离现实太远。
“民族国家过时论”：“欧盟”被说成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例，但欧债危机却把这层面纱揭开了
无论是“后工业化”、“全球化”还是“欧洲一体化”似乎都可以推向同一个结论，即民族国家过时了。冷战结束后这种说法愈演愈烈，某些西方政治家甚至以此为依据，动辄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
民族国家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世人皆知，没有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欧走不出封建状态，成不了现代国家，当然也就谈不上现代化。西方的扩张，一方面霸占了世界，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到20世纪，全世界都明白了这个道理，都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努力摆脱西方的控制，并最终导致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
然而时过未久，“民族国家过时论”却悄然兴起，有些西方学者以“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为依据，论证民族国家已成古董。到21世纪，更有“人权高于主权”甚嚣尘上。某些西方政客利用“人权”的模糊概念来插手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使世界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动荡的乱局。
民族国家是否过时？看看西方国家是否在放弃自己的国家、放弃自己的主权就可以知道。“欧盟”被说成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例，但欧债危机却把这层面纱揭开了。如前所述：危机无法化解，恰恰因为欧洲各国都在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愿向“欧洲”出让其基本主权；面对大量失去工作、生存无依的“欧洲”民众，各国主权显然更重要。看来，欧债危机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理论的真实面目。
欧洲如此，美国又如何？举世皆知：美国从来就不放弃民族国家、不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它口口声声以美国利益至上，为此它重返亚太、进驻波斯湾、现身中亚和东欧、巡航四大洋，并且随时可以向任何地方实施“定点打击”。在国内，它坚守美利坚国家的完整性，作为族裔众多的移民国家，它从来不放弃单一民族的理念，坚持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当数百万民众要求独立、行使其基本“人权”时，它宣称宪法只赋予民众进入国家的权利，而没有给他们脱离国家的权利。
维护国家统一，强化民族共同体，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但问题出在：为什么别人的国家都过时了，自己的国家却永远合理？在新时兴的西方话语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用“全球化”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意义，用“人权高于主权”否定民族国家的正义性。但这些都只是针对别人的，对自己一概不适用，在这种逻辑的背后隐藏着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态，而这种心态从几百年前西方开始殖民扩张起就一直孕育下来。
国家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也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民族国家是国家发展的基本保障和主体框架，剥夺其主权也就剥夺了它的发展权，而没有发展权，所有的人权也就谈不上。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是不可动摇的，对此，中国学术界应该立场鲜明。
“多元文化主义”：在与国家认同冲突的情况下，国家如何选择
与民族国家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在上世纪末红极一时，不仅被看作是观念的“进步”，并且被众多西方国家声称付之于执行。但21世纪开局不久，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相继宣告执行失败，并停止实施该项理论。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在国家内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可以坚持并表达自己的文化特色，维持各自的文化认同。20世纪下半叶，随着殖民体系瓦解、苏东发生巨变、欧盟内部开放边界、迁徙成为“权利”等等，再加上其他因素，就有大量移民流入发达国家，使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多种族、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它试图调和种族间的区别，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差异、维持社会和谐。但付之于执行之后，很快就发现在“国家认同”上出现问题，因为假如把文化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或者平行于国家认同，就会对国家一体性造成威胁，甚至起瓦解国家的作用。于是，“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认同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何选择？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选择了后者，而美国则不需做选择，因为美国从未对“多元文化主义”感兴趣，它感兴趣的只是“民族大熔炉”。这样我们再一次看到：“民族国家过时论”是自欺欺人的，在涉及到自己国家的主权时，谁都会选择国家。
然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却声称它们的“多元文化主义”成功了，并且将长期执行，原因何在？其实，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被用于解决国内的多种族冲突问题，因此属于种族政策，是解决少数族群离心倾向的一种方案，因此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初始理念恰好相反，其目的是维护甚至强化对国家的认同，而不是伸张不同种族的文化权利。加拿大一直存在魁北克问题，为了能把法裔魁北克留在加拿大，它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方略，其实质是在统一的加拿大国家框架下，承认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化的独特性质和平等地位以及政治上的自我管理权，因此也是一种“国家认同”。由此可见，无论“多元文化主义”的初始理念如何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面前，它要么碰壁，要么背离初衷——原因仅仅在于：它威胁了国家主权！
对于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最热衷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都已经将其放弃了，中国学术界是否仍旧视其为至宝？
困惑：瞻西方理论之马首，中国学术把自己束缚住了
以上几个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相当流行，至今依然如此。许多学术论著经常以这几个理论为依据，重复其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结论。
但学术研究，结论取之于事实，还是取之于某些理论？一种理论，用事实来判断它，还是用别人的说法来判断它？答案看起来不言自明，但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今天中国学术界有一種倾向非常明显，即唯“洋”是从，瞻西方理论之马首；中国学术把自己束缚住了，这是中国学术当前的困惑。
中国学术向来有“从圣人说”的传统，从人之说、说人之说，一直在中国学术中有很大市场，结论往往不取自对事实的考察与研究，而取自于别人怎么说。可是当别人的结论或理论已经被事实攻破时，说人之说还有什么意义？难道不害怕会贻笑大方吗？
二战后西方学术界曾形成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试图解释某些新的现象，或者为某些行动提供依据。其中有些理论十分走红，几乎被看作是无可争议的定论。但近期世界发生的变化却在挑战这些理论的可靠性，中国学者应该意识到新形势的出现，从而在这些经受挑战的理论面前驻足思考，寻找自己的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回归事实。
判断某种理论或学术观点的标准是什么？是事实。事实检验理论，而不是理论检验事实。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应明确意识到：事实是检验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准，只有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摆脱“唯人是从”的惯性，找到中国的学术话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说别人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中国经济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学术也能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正如中国现代化借鉴了别国的经验，中国学术也要在前人（包括洋人和古人）研究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创造性地推进学术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本文属教育部理论研究课题，课题号12JFXG080）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某些曾经广为流传的西方理论正遭遇现实变化的重大挑战，开始发生动摇。针对这些变化，我国学术界如果缺少敏感，不善思考，盲目追随外国理论，一味重复那些正在动摇的说法，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又不能摆脱拾人牙慧的困境，从而在整个世界都急盼出现新理论的时刻，再次丢失发展的良机。
“后工业化”：如果世界到处都“后工业化”了，谁来进行物质生产
“后工业化”是二战后西方学术界针对战后发生的社会变化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按照“后工业化”理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一次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形态，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第二次转型发生在二战以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顶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西方由此进入“后工业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再次领先于世界。
“服务业”的内涵十分宽泛，它包括金融、证券、财务这些当代经济的要害部门，一旦这些部门超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后工业化”社会就出现了。以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这种变化是存在的，西方也因此变得更富裕。
然而，20世纪末开始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却在质疑这种说法：为什么房贷危机触发全面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能够造成国家经济的全面破坏，并且经久持续难以恢复？人们发现，问题正出在“第三产业”的过度扩张上，没有物质生产基础的“服务业”，很可能只是泡沫。“第三产业”不制造、不生产、不创造物质财富，却能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和复杂的计算机程序累叠增加财富，将财富的积累手段推到了高峰。发达国家用这种办法，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轻而易举地吸收过来，从而变得前所未有地富裕。
但“第三产业”不提供人们基本的生活用品，人不能靠“服务”存活。发达国家是世界物质消费最集中的地区，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如何能够保证它所需要的消费？稍微寻找一下就会发现：发达国家转移或部分转移了工农业生产，靠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满足物质需求，自己控制资本走向和技术终端，由此提取全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这就是二战以后的真实情况。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新的全球分工：发达国家是“世界城市”，“第三产业”高度集中；世界其他地区只是“世界农场”或“世界工厂”，承担着全球性的工农业生产。“后工业化”的实质是全球产业重组，发达国家再一次占据优势。但它不标志人类社会又经历一次生产方式转型，更不是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相反，人们再一次意识到物质生产的重要性，没有“实体经济”支撑，“虚拟经济”是无法维持的。进而，人们会问：如果世界到处都“后工业化”了，谁来进行物质生产？发达國家的“后工业化”结构是否还能维持？因此，“后工业化”理论正面对现实的严厉挑战，这样一个理论，其确切程度如何？
“全球化”：思想、文化、政治方面交流的扩大，是否表明人类文明终将一体
如果说“后工业化”是一次新的全球分工，那么这次分工的特点就是“全球化”，它和“后工业化”紧密相关。
根据“全球化”理论，二战后世界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经济运行已超出国界。世界各地文化、政治、思想和人员交流日益扩大，正在出现人类文明趋同的走向，最终会形成全球一体。
就经济而言，“全球化”的趋势是存在的，但这个机制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可以通过金融、财政、技术优势攫取全球财富，使自己变得更为富裕；对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来说，则可能被更加边缘化，为发达国家制造财富。
可是另一方面，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机遇将自己变成物质生产的中心，从而变成“世界工厂”或“世界农场”。与此同时，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日益加大，因而使世界变得更多极化。由此可见，世界局势的走向未见得如“全球化”理论所宣扬的那样乐观，即全球归属一体；也许它导向又一次全球大洗牌，引导出又一个新的国际体系。
但思想、文化、政治方面交流的扩大，是否表明人类文明终将一体？西方理论家是这样说的，“全球化”理论背后也隐含着这样的话语。但现实却表明当代世界存在两个并行的趋势，一是“全球化”，二是“多样化”，两个趋势同时发展，相互之间并不冲突；两个趋势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当今世界最基本的特征，即非西方国家通过学习西方、追赶现代化，正在恢复被几百年来西方优势所剥夺的原有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一种“文明回归”的倾向正在形成，“全球化”理论中那种西方一厢情愿的归一情调看来没有前景。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在超越民族国家，还是在继续证明民族国家的不可替代性
“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这方面进行过许多讨论。西方流行的说法是：“欧洲一体化”表明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欧洲正在创造一个新时代。但欧债危机却严厉挑战这种说法，“欧洲一体化”目前的去向不明。
关于欧债危机的原因，人们归咎于政治一体化的低度发展，假设欧洲是一个国家，“希债”、“意债”、“葡债”诸如此类的债务危机就不会解不开。这个说法显然不错，可是问题恰恰出在“欧洲不是一个国家”上。欧债危机之所以解不开，就是因为欧洲国家都不愿意为了一个“欧洲”而牺牲自己的国家，在灾难来临之时，都希望把祸水拒于本国之外。可是这种做法却与“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宣示正好相反，那么“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在超越民族国家，还是在继续证明民族国家的不可替代性？最让人吃惊的是，德国政府在化解危机方面似乎最愿意付诸行动，但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德国却最维护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德国在“一体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看来，流行理论的说法遭遇了现实的挑战。
有一种论调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即欧洲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争之后终于厌倦了，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避免一再出现的流血。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确实在思考，并希望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但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也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又开始了，那就是冷战，整个西方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强敌即共产主义苏联，所以，为了一个更大的对抗就要抛弃较小的对抗，以前的敌人变成了新的盟友；新的对抗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面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结成同盟。这是一个“大道理管小道理”的事，然而在对“欧洲一体化”的解说中，这个因素好像被筛除。 在经济方面，“欧洲一体化”希望通过合作争取共赢，其路径是“内部分工”。然而，欧债危机恰恰和分工有关：物质生产部门越脆弱，受打击的可能性就越大、程度也越深。可见，关于“欧洲一体化”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个愿景。
总之，“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已经被微妙地扭转，其发展的方向则有所不明，现在的“欧洲一体化”已不同于60年之前，如果仍按照60年前的口径或文字宣传资料去讨论“欧洲一体化”，就一定离现实太远。
“民族国家过时论”：“欧盟”被说成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例，但欧债危机却把这层面纱揭开了
无论是“后工业化”、“全球化”还是“欧洲一体化”似乎都可以推向同一个结论，即民族国家过时了。冷战结束后这种说法愈演愈烈，某些西方政治家甚至以此为依据，动辄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
民族国家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世人皆知，没有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欧走不出封建状态，成不了现代国家，当然也就谈不上现代化。西方的扩张，一方面霸占了世界，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到20世纪，全世界都明白了这个道理，都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努力摆脱西方的控制，并最终导致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
然而时过未久，“民族国家过时论”却悄然兴起，有些西方学者以“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为依据，论证民族国家已成古董。到21世纪，更有“人权高于主权”甚嚣尘上。某些西方政客利用“人权”的模糊概念来插手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使世界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动荡的乱局。
民族国家是否过时？看看西方国家是否在放弃自己的国家、放弃自己的主权就可以知道。“欧盟”被说成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例，但欧债危机却把这层面纱揭开了。如前所述：危机无法化解，恰恰因为欧洲各国都在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愿向“欧洲”出让其基本主权；面对大量失去工作、生存无依的“欧洲”民众，各国主权显然更重要。看来，欧债危机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理论的真实面目。
欧洲如此，美国又如何？举世皆知：美国从来就不放弃民族国家、不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它口口声声以美国利益至上，为此它重返亚太、进驻波斯湾、现身中亚和东欧、巡航四大洋，并且随时可以向任何地方实施“定点打击”。在国内，它坚守美利坚国家的完整性，作为族裔众多的移民国家，它从来不放弃单一民族的理念，坚持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当数百万民众要求独立、行使其基本“人权”时，它宣称宪法只赋予民众进入国家的权利，而没有给他们脱离国家的权利。
维护国家统一，强化民族共同体，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但问题出在：为什么别人的国家都过时了，自己的国家却永远合理？在新时兴的西方话语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用“全球化”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意义，用“人权高于主权”否定民族国家的正义性。但这些都只是针对别人的，对自己一概不适用，在这种逻辑的背后隐藏着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态，而这种心态从几百年前西方开始殖民扩张起就一直孕育下来。
国家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也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民族国家是国家发展的基本保障和主体框架，剥夺其主权也就剥夺了它的发展权，而没有发展权，所有的人权也就谈不上。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是不可动摇的，对此，中国学术界应该立场鲜明。
“多元文化主义”：在与国家认同冲突的情况下，国家如何选择
与民族国家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在上世纪末红极一时，不仅被看作是观念的“进步”，并且被众多西方国家声称付之于执行。但21世纪开局不久，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相继宣告执行失败，并停止实施该项理论。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在国家内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可以坚持并表达自己的文化特色，维持各自的文化认同。20世纪下半叶，随着殖民体系瓦解、苏东发生巨变、欧盟内部开放边界、迁徙成为“权利”等等，再加上其他因素，就有大量移民流入发达国家，使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多种族、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它试图调和种族间的区别，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差异、维持社会和谐。但付之于执行之后，很快就发现在“国家认同”上出现问题，因为假如把文化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或者平行于国家认同，就会对国家一体性造成威胁，甚至起瓦解国家的作用。于是，“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认同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何选择？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选择了后者，而美国则不需做选择，因为美国从未对“多元文化主义”感兴趣，它感兴趣的只是“民族大熔炉”。这样我们再一次看到：“民族国家过时论”是自欺欺人的，在涉及到自己国家的主权时，谁都会选择国家。
然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却声称它们的“多元文化主义”成功了，并且将长期执行，原因何在？其实，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被用于解决国内的多种族冲突问题，因此属于种族政策，是解决少数族群离心倾向的一种方案，因此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初始理念恰好相反，其目的是维护甚至强化对国家的认同，而不是伸张不同种族的文化权利。加拿大一直存在魁北克问题，为了能把法裔魁北克留在加拿大，它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方略，其实质是在统一的加拿大国家框架下，承认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化的独特性质和平等地位以及政治上的自我管理权，因此也是一种“国家认同”。由此可见，无论“多元文化主义”的初始理念如何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面前，它要么碰壁，要么背离初衷——原因仅仅在于：它威胁了国家主权！
对于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最热衷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都已经将其放弃了，中国学术界是否仍旧视其为至宝？
困惑：瞻西方理论之马首，中国学术把自己束缚住了
以上几个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相当流行，至今依然如此。许多学术论著经常以这几个理论为依据，重复其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结论。
但学术研究，结论取之于事实，还是取之于某些理论？一种理论，用事实来判断它，还是用别人的说法来判断它？答案看起来不言自明，但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今天中国学术界有一種倾向非常明显，即唯“洋”是从，瞻西方理论之马首；中国学术把自己束缚住了，这是中国学术当前的困惑。
中国学术向来有“从圣人说”的传统，从人之说、说人之说，一直在中国学术中有很大市场，结论往往不取自对事实的考察与研究，而取自于别人怎么说。可是当别人的结论或理论已经被事实攻破时，说人之说还有什么意义？难道不害怕会贻笑大方吗？
二战后西方学术界曾形成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试图解释某些新的现象，或者为某些行动提供依据。其中有些理论十分走红，几乎被看作是无可争议的定论。但近期世界发生的变化却在挑战这些理论的可靠性，中国学者应该意识到新形势的出现，从而在这些经受挑战的理论面前驻足思考，寻找自己的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回归事实。
判断某种理论或学术观点的标准是什么？是事实。事实检验理论，而不是理论检验事实。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应明确意识到：事实是检验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准，只有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摆脱“唯人是从”的惯性，找到中国的学术话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说别人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中国经济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学术也能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正如中国现代化借鉴了别国的经验，中国学术也要在前人（包括洋人和古人）研究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创造性地推进学术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本文属教育部理论研究课题，课题号12JFXG080）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