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20年4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全球治理研究室、《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发言。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4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全球治理研究室、《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发言。
其他文献
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国际卫生条例(2005)》提出了“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一概念,并授予世界卫生组织推进国际合作的新职权。具体而言,世卫组织扮演着提供政策建议、指导国际合作的规范性角色以及开展实地应对的行动性角色。从运作实践来看,世卫组织长期形成的技术专长以及政策建议的科学性是其扮演规范性角色的基础,科学认知的发展和应对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升世卫组织在协调国际集体行动方面的权威性。与此同时,在应对卫生危机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世卫组织的期待进一步提升,要求它提供更多实际的
阿富汗是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实施“国家建设”的主要对象。基于考察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可以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展开的“国家建设”缺乏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连贯明确的战略,很多政策相互矛盾,资源投入严重不足,在政策执行和机构协调等方面问题重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安全重建受到“反恐”和“反叛乱”军事行动的主导,削弱了阿富汗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安全感,重建援助的“军事化”问题突出。在政治重建方面,美国不顾北方联盟和部分国家的反对,在阿富汗推行总统制,这一选择与阿富汗政治传统和文化不相适应。美国绕开
整体外交系指以中国为一方、以地区国家群体为另一方,在“1+多”框架下中国根据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推进整体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与政策。它是双边和多边外交的复合体,中国发挥体量优势,中小国家发挥数量优势,实现对等协商和联合自强。中国的整体外交具有复合性、协商性、垂直性和系统性,其本质特征是“合而治之”,即空间向度的统一性、时间向度的规划性、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与合作机制的联动性。中国对整体外交进行差序化管理,分为地区组织型、首脑峰会型、战略论坛型和经贸合作型四类。中国着眼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大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
改制与建制这两种国际制度竞争的基本策略间存在关联性。既有研究或将建制等“退出”实践视作改制“呼吁”失败的后果,或将建制能力作为威胁“退出”的支撑,视作改制“呼吁”成功的前提,这都难以解释时常出现的二者并行的“两手策略”。基于赫希曼“退出—呼吁”思想的博弈模型推演,改制成功以及建制推动改制需要存在一定的谈判空间,而谈判空间则由求变方与守成方的外部选项以及改制本身的成本三者共同决定。区别于其他“退出”选项,成功的建制能带来额外收益,从而改变上述条件间的平衡。当守成国对求变国合作的依赖程度较低或者改制本身成本过
东南亚是日本国家利益优先延伸和国家战略重点布局的交汇区。日本基于“贸易立国”战略推行“资源外交”,派驻东南亚的日本出海企业承载着国家战略目标,它们在日本与东南亚外交关系的重塑中生成了日本海外利益的关键载体。由此,日本在东南亚的海外利益主要围绕出海企业展开,包含了企业自身的具象海外利益和所承载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抽象海外利益。同时,日本通过出海企业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子公司的联动实现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的同步推进。具体而言,日本形成了着眼出海企业内部引导的“预防式”和出海企业外部助力的“反馈式”两种有特色的
权力变化引起国际冲突的因果机制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热点。现有研究较少从心理学特别是威胁认知的角度探讨该问题。以当前中美关系为案例,通过对美国公众的调查数据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发现:第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通过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以及对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判断这两种途径作用于他们的“中国威胁”认知,其中对“冲突可能性的判断”具有更为明显的中介作用。第二,在中美两国目前的权力对比格局下,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升引发美国原有“温和派”特别是产业资本阶层和军事
冷战后,生化武器与恐怖主义逐步开始结合,恐怖主义掌握生化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效果成为国际政治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之一,恐怖主义及其威胁使防生化武器扩散获得巨大驱动力。在共同反击生化恐怖主义的过程中,美国与国际社会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交互博弈中,美国防生化武器扩散乃至整个防扩散政策开始转型,其方式、手段、范围和对象都出现新变化。冷战后美国防生化武器扩散政策的目的并不单纯,实质上是借防生化武器扩散和反生化恐怖主义之名,行打击削弱敌人或潜在对手之实。其主要从政治和战略考虑出发,以政治制度和意识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不开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演进最重要的变量之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深刻调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拥有了新的现实基础。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例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在理论创新上,
国际组织的成员构成与决策机制是国际组织研究的重要议题。以欧洲联盟为例,成员规模的扩张与收缩以及决策机制的变革是影响欧盟发展方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对于相同的政策提案(条约草案),不同的成员结构和决策机制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作者基于概念模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型的完整建模过程构建了一个国际组织决策的网络化多智能体模拟系统,在微观决策层面以群体决策理论构建成员国的行为互动机制,在宏观结构层面以加权极性社会网络模型描述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演化规则,并基于系统动力学设计心理反馈机制实现微观层面国家主体行为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同发起的第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将于2020年11月21-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资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本届论坛及组委会诚邀海内外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踊跃投稿,具体说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