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中，始终有一样东西伴隨着自己，决定着自己的进步、成功与荣辱，那就是档案。我一生的工作中，既受过档案的害，也得过档案的好，并且还分管过多年基层单位的档案工作，深知档案的优势与弊端。
　　1971年春，高校恢复招生，当时采取推荐选拔的办法，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我下乡插队后因为表现好，担任了黑龙江省莫旗兴隆公社前新发二队的政治队长，在公社第一批上报的推荐名单中，自然就有了我的名字，输送的院校是赫赫有名的浙江大学。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剔除，失去了推荐上学的资格。
　　我心中不服，就赶到旗知青办查问。知青办主任说我档案中写着父亲在“文革”中曾被隔离审查，未有组织结论，所以政审不过关。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1953年曾任永康县人民银行会计股长，是非党人士，“文革”中曾被诬陷，不过1971年已经“解放”。我知悉情况后，立即拍电报至父亲单位———永康县财政金融局，局长徐荣堂是位老八路，马上回电知青办，说明我父亲已结束审查。但知青办主任告诉我，当年招生已经结束，只能等明年了。那时，类似我这样受档案影响失去入伍、入党、升学等资格的人数不胜数。
　　1978年9月，我从黑龙江调回浙江省东阳县南马第二中学工作，三个月后，被选拔进学校领导班子，担任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和校长室秘书。一些人不服气，在背后嘀嘀咕咕，说才进单位三个月就提拔不合理。时任南马二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张监湖同志在教工大会上拍案而起：“徐杲同志不是月亮上来的，我看过他的档案，对方组织上对他评价很高，来我校之前他就是原所在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团委书记，我们的干部工作历来是连贯性的，根据这一精神对他的工作安排难道有什么错吗？”说得反对的人哑口无言，这一次我倒是得益于档案。
　　后来我一直兼管学校档案工作，从1979年起至1987年，每年高中毕业生必须存入档案的政审材料都是由我撰写或审查把关的。由于深知档案的利害，我对毕业生的政审材料撰写十分慎重，把关也很严，对少数学生在校期间犯的一些错误，本着党的“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一贯做法，我一般都不将其记入档案。有的学生家长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我根据其实际表现，在鉴定中会加上类似“本人表现好，属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审查意见。如有一女毕业生，本人斯斯文文，学习成绩优秀，但其父是罪恶较重、仍在服刑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我们给她写了以上评语后，她当年被国内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个人前途并没有受到家庭的影响。
　　1987年年底，我调任永康县教育局秘书股长，仍然负责档案工作。说起来，我与档案真的有缘，儿子在大学读的也是档案专业，他告诉我，现在的档案体积小、载体先进，内容更广泛、全面了，让我这个多年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感到由衷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