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主体建构与社会性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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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杨舸和王广州的《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所提出的商榷意见的回应。基于杨文对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匹配所产生的选择性偏羞的讨论分析以及数据再检验结果,作者对于调整数据偏差方法及其效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数据论证,其结论是:杨文提出的商榷意见没有得到数据分析的支持,同时,杨文所采用的调整偏差的方法也不能有效地估计和解决作者相关研究的选择性偏差问题。
提要:浙江义鸟兴商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经商是义鸟经验成功的关键因素。农民经商兴起的“数据”表现在乡办、村办、乡村联办三类经营单位均不及农民户办经营更有效率,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此结果与农民家庭本位合作制存在“亲和性”。家庭本位为资本发展提供动力功能,表征着东方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路径,由此回应了韦伯命题。
提要:关系使用者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区分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对理解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变量的效应非常重要。根据初职获得的方式,本研究将劳动者分成三个群体,即通过正式渠道(不使用关系)、正式渠道与关系相结合(“正式+关系”)以及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探讨了这三个劳动者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在职业流动和收入分层模式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使用“正式+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和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
本文以实际调查数据和概率理论为基础,研究抽样调查入户抽样阶段各种统计口径人口的年龄结构。在对比登记人口、Kish选样表人口和被调查人口的年龄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分析Kish表的理论概率分布,发现了低龄人口入选比例低和Kish选样表中入选人口与被访者年龄结构扭曲的原因。为解决Kish表应用的实际问题,对Kish表进行了仿真研究并提出对现有Kish表抽样过程的改进建议。
本文先简述现象学社会学干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终结,又详细描述了一个由现象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在过往百年里所构想的众多理论建构形成的光谱。它是由存在论的三个焦点——“行动者及其处境”、“诸行动者在互动中”和“他性”——接驳起来的,从现象学这一端伸延到社会学那一端。本文讨论诸建构在光谱上的相对位置.探讨这些位置在理论社会学上的含义,并由此估量理论社会学的未来发展。
福利是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与人类的根本价值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关于福利的本质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个人福利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倡导的是国家、集体利益至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越来越承认人是根本目的,承认应该“以人为本”。但是,在个人福利与他人福利、个人福利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澄清。本文主要以黄有光和阿马蒂亚·森对福利概念的解释为基础,论述了福利的本质就是个人因有真实机会实现自己有价值的功能导致的快乐、幸福。快乐、幸福是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增进所有
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表明,一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有三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即资本自由流动、稳定汇率,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一国最多可以同时实现其中的两项。在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历史上的三大国际金融秩序,即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本位制,已经分别选择放弃过三项中的每一项,但最后都走向危机。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建构仍然要受这个悖论的困扰。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极其成功地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然而,政府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建立一个有效率和可信赖的政府,改进公共部门的表现乃是中国在21世纪实现顺利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文集中对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的前景进行分析,强调指出现有的、薄弱的治理能力、监管失败及不平等扩大等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政府在1980—1990年代的退缩,以及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特别是,权力的移交和监督的放松导致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激励机制出现了严重扭曲。政府目前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能力在如下几方面受到了限制:(1)地区之间在
费纳的《政府史》从苏美尔开始,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等地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美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并讨论了当代世界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纳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并对“西方兴起”这一历史命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费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史学专家,但他凭借其卓越的理论和分析能力对世界政府历史和政府制度创新过程做出了一般历史学家远不能及的描述和分析。《政府史》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