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职的朱季海老人原在主流视线之外，他辞世后竟得到南北报刊的空前待遇。这让我想起和他的几次交往。
　　一九八九年秋冬，我两次赴京出差，某晚新华社的吴君来我下榻的饭店聊天，说起《瞭望》有一篇《痴子》介绍苏州朱季海是位神乎其神的人。看过这期《瞭望》后，我动念想去拜访。一九九五年初春，我访问苏州大学钱仲联老人，正在钱老家上课的涂君，为校点章太炎著述常向朱老请教，遂请引见。相约在靠近观前街的小饭馆，朱老飘然而至之际，一见就觉得他身怀古风，蔼然可敬。菜肴上桌，朱老示意吃时勿语。餐毕，他开口就提沪上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潘景郑，连连称赞他们的学问，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瞧不起人”，倒如弄堂里老伯似的，让我一下子放松警惕，直率地问了许多“不懂事”的问题，都是《痴子》一文中读来或从几位老辈那里听来的。他毫不避忌地说只吃两只包子，过午不食；没钱看病，故特别保护身体；不肯动笔墨书，只因为右手摔伤后，写字很难看，而从前是提笔就写。还讲了生活费来源及包括“与家人分灶吃饭，衣服还是家人帮他洗”这样的家常琐事。我当时想，这位高人过着隐士般的恬淡日子，大约难以被俗世兼容，因而让我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记得他亲口说起从前在国史馆被斥“目无官长”时，他反击曰：“长官无目。”
　　朱老保持着老派学究的做派，学术较真，谨慎处世，又于有限物质条件里，寻求精神乐趣，骨子里充盈艺术气质。
　　有一次听他说正在着手编一部从古希腊到现代派绘画的美术大辞典，言语间雄心勃勃，认为这项工作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好；但没有助手、缺乏经费，只能做长期打算。那时朱老很关注高居翰、喜龙仁等对中国古书画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当谈到正在上海展出的米罗画展，他大感兴趣，遂邀参观。当时上海叫出租车不易，特地借了车；唯恐排队购票，提前找熟人购票。朱老兴致很高，进了摩肩接踵的展厅，闷声不语，每一幅画都端详许久，不忍移步。直到中午方观讫，转回入口大厅，意犹未尽，在展厅标牌“米罗，东方精神”前，我为他摄影数张。
　　他并没有隐而不出，我清楚地记得他告诉我受聘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文史艺术学科带头人的导师，说该校每月接他去讲授并小住。他那高兴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他把发表在该校学报上的《三朝画即席谈》复印件给我，又告诉我发表《〈瘗鹤铭〉新语》，我特地去图书馆复印，还拿去给施蛰存先生看。当时颇为纳闷，不是传说他不愿出任公职，有些高校想请他执教，都因他“脾气古怪”而作罢吗？
　　那时，常能听到老辈学者谈起他，说明他在学界尚具影响力。我后来从《夏承焘日记》里检得几条颇能反映其状态的记事：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早朱季海自南京来，谈国史馆诸公近况，有大可诧怪者。
　　一九六零年九月三十日：在亮夫处晤朱季海，属觅日本醍醐三宝院仲算法华经释文。
　　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过朱季海，示以致清水茂函，托觅仲算法华经释文。亮夫旋来，谓季海欲以所藏明钞碧鸡漫志（知不足斋所刊底本）出售，索价一千元，嘱予为打听买主。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晨阅朱季海楚辞解故，学识工力皆甚超，惟批驳旧训，自视太高。
　　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日子最难过，既然选择做职场外的逍遥者，那么他只能“生活无着，典书卖物，每天烧饼油条，中午踅入小饭铺午餐，一角钱一碗鸭血汤，三两米饭”（俞明：《痴子》）。
　　据说他脾气大，我没见到；又说他脾气怪，我没觉得。他说：“我照自己规矩行事，就说我怪了。”前几年读到王宁文《准确理解朱季海先生的为人与为学》：“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防范学术被亵渎，他有自己试探别人态度的特殊做法，有人把这种看来反常的做法界定为‘怪异’，甚至肆意夸大、丑化，是为不善解也！千篇一律带来的浅薄与无知使世人最难容忍个性，最不懂得去体验内在的精神；加上物欲带来的‘势利眼’作风，使朱季海先生融入现代学术队伍遇到太多的困难。”可称朱老知音。
　　圈内虽有弊病，并不皆为冷漠。中华书局把《朱季海著作集》列入“对二十世纪最有贡献的学者著作出版计划”，并完整地推出。北师大章黄研究中心隆重推介，三十余位学者赶到苏州恭请朱老出席“朱季海著作集出版座谈会”。我在网上读到实录，会上“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朱先生讲话，等了片刻，想不到的是朱先生只讲了一句：‘太阳出来了，一片光明。’”如今念叨朱老，唯记得王宁在那次会上说的一段话：
　　第一个感想，社会上有一个潮流，势利眼，这是癌症，是国家没有素养的表现，不能以成败、地位、身份论英雄。所以把朱先生这个国宝给丢了，潦倒就没有地位。第二个感想，人之间，信任是第一重要的。朱先生为什么对有些人发火？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他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是在试探诚意，他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给好的学者以条件，发现他，容忍他。
　　好像余音空绕梁，目下想来似为陈迹黄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