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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一如一位当事者,时刻在以反抗的姿态发出峻切、急迫和呼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专业化、物质主义的二十世纪末,听起来很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
“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初次见面不久,林贤治问我。
“什么家庭出身?”
“就是你的家庭成分?”
我想了一会,“好像是中农。”作为一个“70后”,我依稀记得上小学时填过的表格上有“家庭成分”这么一栏,这个问题,已经与我绝缘20多年。
听到答案,林贤治好像略显失望。显然,我的家庭成分太好了(比中农更好的是下农、贫农),不在他最近所编的一本“黑五类”子女回忆录之列。1949后的30年,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苦大仇深的历史。“文革”结束后各种文字资料已有所表达,但另一个关联群体“黑五类”的子女,据估计涉及1亿多人,他们的遭遇,则鲜有人提及。其实,这个“生而有罪”的庞大群体,从小在歧视和屈辱中长大,命运的多舛丝毫不逊于他们的父辈。
这样一本色调有些“灰暗”的书,出版并不容易。6年前已经编讫,今日方才面世,“黑五类子女”一词不见于封面,而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伟大领袖给他们出路后的说法。
编书与审稿,是62岁的花城出版社编辑林贤治分内的工作,但是他“主要精力与兴趣还在于写东西”。他治学兴趣的广泛和自由,使得用三言两语介绍其学术并非易事。他也不愿意“学术”一词用在他身上,更反对别人称他为学者。对他而言,最恰当的介绍就是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他的兴趣重点是鲁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文化批评和思想史。
“细究起来,我从来未曾写过那类结构缜密作风谨严的论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归于随笔的。”就是这些“随笔”,让从未上过大学的林贤治赢得学界与文化圈的尊重,同时,还有批评、攻击与谩骂。
野马思想者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林贤治的文字以不留情面、饱含道德激情乃至“偏激”著称,不少“公认”的“名家”、“大家”在他笔下,都显现出了平庸、怯懦、不堪甚至猥琐的一面。他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称刘白羽、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张中行的散文体现出严重的“小民意识”,杨绛只是“寻找安全感”,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贾平凹已是“不可能存在对抗的名士化了的专业作家”,张承志深怀“红卫兵情结”与强烈的“称霸意识和统一思想”,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在他看来秦牧并非史家所艳称的“散文大家”,而是“一个思想贫乏而语言平庸的作家”,他获得与其水准不相符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个死结:一是降低了标准,一是放大了成就”。
与诗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的论战体现了林贤治将私交与治学分开的态度。在写作《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时,涉及到对臧棣的批评,林贤治犹豫再三。他与臧棣在私人场合见过面,而且臧棣对他友善,“有绅士风度”,他怕伤害臧棣,但他还是写了。文章引起臧棣的反驳,显然他很生气,驳文对林充满了“泼污水”、“心智有限”、“罗织功夫确像是从文革历练过来的”等描述。
如果臧棣知道林贤治对关系相近、理念相通的朋友也毫不客气,他可能会更心平气和一些。学者丁东曾谈到,林贤治虽然尊重自己的朋友邵燕祥,却说邵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
正是丁东,把林贤治列为中国当代“野马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多次跟朋友说,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他已被贴上了“反对学院派”、“反对学术规范”,甚至“反对大学体制”的标签。对此,林贤治说,“大学的存在是合理和必要的,知识本身有它的相关性和系统性。问题是大学成立以来所形成的某种体制,所谓的学术规范,如果建立在剥夺学生的自由思想之上;如果一个学校风气保守,没有任何创新意识,是容留旧思想,甚至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栖居地,这种地方是值得质疑的。很多西方思想家也都对大学教育体制和作风提出质疑。”
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他多次使用“异类”一词,毫无疑问,他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知识分子。
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已断定,林贤治可能是我所遇到过的普通话说得最差的知识分子了。他说的不是标准的“广州普通话”,而是更加难懂的“广东地方普通话”,我猜想他打字一定不是用汉语拼音。后来得知,他至今不用电脑写作,还是手写,不会上网,基本不用手机,不参加学术圈的聚会,跟学者们没有往来。
“3个人以上的聚会我基本不参加,包括学术会议。参加活动所得有限,甚至一无所获、损失极大。学术会议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无非借机彼此捧场,互相抚摸一下罢了。而且我对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商榷’这个字眼也觉得讨厌——写文章和某某商榷,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商榷可言,一个成熟的人定型的思想观念,不是那么容易通过一两回商榷解决问题的,实际上就是单方面的发言。”
林贤治认为自由思想区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学者最大的资本是拥有知识,是大量书籍尤其是经典和教条的嚼食者,是恪守“学术规范”、以“价值中立为最高准则的人,因而其著述基本上是来自书本的枯燥的排泄物”。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外,还关心专业外的现实社会,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价值,设法干预、批判、改造社会。
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最后,他发出呼喊——
“自由之门敞开着。让那些害怕和痛恨自由的人们,空心人,谄媚者,僭妄者,蒙面贼,势利之徒和庸碌之辈留在门外,让他们围绕着他们制造的赝品跳舞吧,让他们麇集在文字的垃圾堆上扬声歌唱!让他们走开!不要让他们玷污了真正的文学!这是为前进着的人类自身所要求于我们的,不仅仅文学而已。”
这样的文字,是散文,是论文,还是广场宣言,都已不重要,林贤治表达了他所想要表达的。研究者李静说,林贤治的作品,通常会让人感受到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道德立场,1990年代以来,他备受瞩目的文化批评《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魂》以及《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也因此毁誉参半。“毁”者从知识的角度指出其观点和论证有“学理缺陷”;“誉”者认为他的写作终于显现出缺席已久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力量。无论是毁是誉,林贤治的知识分子研究在当下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性则是公认的,因为他常常触碰到历史的痛处。
一个农民和他的鲁迅
“我大约是一个好事之徒,从小受到乡民蛮气的传染,”林贤治在《时代或文学的肖像》序言中说,“后来却多出几次政治运动的威吓,无论如何,早已失去了平和之气。”
1948年,他出生在广东阳江南海边的一个村庄,父亲是乡村医生,曾做过私塾先生。在一个重视文化的家庭,作为独子,他身上寄托了父亲做读书人的理想。他至今记得,每年春节家中贴的都是同一副对子:“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还在孩童之时,家中就宛若一个小图书馆,有几百册的书和连环画,这在乡村环境中是不多见的。在父亲的要求下,他的童年,少了一般孩童的玩耍嬉闹,多了读书与用功。
父亲给他看的多是辞书和经典,而他稍长后买的小说、新诗、苏联的斯基之类,对父亲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了。在“文革”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林贤治得以接受部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其中人道主义的熏陶,他视为早年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也奠定了他一生思想的基调。
林贤治的成长经历伴随着国家的极左年代,爱读书的优点,也孕育了他的早熟与独立思想,让他少年时代就备受打击。他高一时就写文章批判郭沫若的投机主义成分。他认为郭对政治领袖的阿谀和吹捧太肉麻。
1965年本应是他从阳江一中毕业的一年,但他却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更不用谈考大学了。那时他已因为思想言论问题受到了学校批判,长达一个半学期。“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整套整人的威胁恐吓,让你感觉恐惧。每周向学校干事汇报情况,想从你这里去挖老师的根源。”
离开学校第二年,林贤治就回乡下老家结了婚,那时他刚刚19岁,妻子郑慧洁是他的高中同学。生儿育女,种了6年田,又做了10年乡村医生。“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为中上农的林家也开始频遭噩运。父亲两次被打成反革命,林贤治自己也因为高中时写的文章,被批斗为小邓拓、牛鬼蛇神。“整个大队停工斗我,敲锣打鼓把我送出来,这是他们的盛典。几个月后我听到锣鼓声都会恐惧,对部队和军人长期有种恐惧感。”
“有段时间他精神压力很大,只希望可以安安静静没人打扰,做一个农民。”妻子郑慧洁回忆说。在这种艰难时世中,农民林贤治也放不下书,赚的一点钱都用来买书、订报。“其他人就说我享不了福,我说你们老公天天喝酒抽烟,我老公看书就不行了吗?”
这个时期,鲁迅给困厄的林贤治带来了希望。鲁迅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惟一能公开发行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失败、痛苦,你是受侮辱者、受损害者,会更好地理解鲁迅。”
那时,鲁迅的作品对他起到了疗伤的作用。第二次与鲁迅紧密接触,是在人生再次陷入危机之时。
1980年,创刊不久的《花城》杂志负责人发现林贤治是个写作人才,将他借调到广州。这时林贤治30出头,农民进城,又工作在自己喜爱的领域,虽然只能住在旧城区又旧又黑的小屋中,心情还是很愉快。但不出两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惹火上身,所写的几篇诗论,以及他为戴厚英的《人啊人》作的辩护,都成为罪证。非但自己准备出版的诗集《骆驼和星》搁置了下来,连工作也差点丢掉。
“他那个时候一方面精神上很苦闷,一方面还需要负担起他在乡下的家庭,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林贤治多年好友、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沈展云说,“他于鲁迅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说,鲁迅是他赖以顶住这些压力、顶住这些批判的精神支柱。”“文革”时候的阅读经验让林贤治知道读鲁迅可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可以战胜自己的苦闷。在那间他称为“鸽堡”的小屋中,他开始写作《人间鲁迅》,80万字写了将近5年,1989年才写完。
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掩饰对鲁迅的偏爱,以至有人说他是“唯鲁派”。“对于鲁迅,存在很多偏见,甚至是无知,譬如说他只会仇恨、骂人就是其中之一。连所谓的‘学者’都一个劲这么说,真是可悲得很。”林贤治说,鲁迅讲得非常明确,能憎才能爱。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对它时,已经是向强势倾斜的。鲁迅爱人类,他就必定会对强势的剥夺者、统治者,表达内心的憎恨。“鲁迅的爱隐藏在憎和仇恨的背面,他是通过仇恨、通过复仇去表达他的爱,这可以说是鲁迅特有的一种思想形态。”
“官方意识形态塑造下的鲁迅,我认为不是真正的鲁迅。”林贤治说,鲁迅自由的反抗精神,意识形态不会强调,反而强调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不是主要方面。即便说“爱国”,他也是在强调“大众”,而非政府,但又反对“合群的爱国自大”。“宣扬鲁迅的爱国主义,往往把鲁迅作为自由反抗个体的主要面给掩盖了。”
另一个林贤治
坐在林贤治身后的同事、“70后”胡雅莉向我们描述她眼中的林贤治——
他对电器这类东西非常不在行,开空调我们教了他好几次,他不确定:为什么我按一下它不开,按两下三下它就关掉了;
电脑他一点都不会,我平时代他收发,但是他非常不愿意麻烦别人,觉得很过意不去,事实上他对我的帮助远远多过我对他的帮助。他有时候说还是学一下电脑吧,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不要点一下“开始”,而关机要点“开始”;
林老师有时会害羞,会不好意思,他有一面是非常天真的。他比较欣赏布什,因为布什身上有孩子气的东西。他身上也有这种孩子气。不了解他的人问我们会不会有压力,我们办公室的人觉得一点都没有。他比我身边的成年人都更有童稚的感觉;
他有时候挺矛盾的,比较容易被人误解。比如看登出来的有关他的文章,他会说:“诶,原来我当时那样说的呀。”事后有点不好意思。我经常和林老师争执,怎么想就怎么说,虽然我们的见识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非常尊重我们的想法;
他的洞察力让你觉得非常可怕,但他又非常不在乎,非常天真。生活中,他很包容人性中那些懦弱、渺小的部分,最不包容的是制度、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文字、访谈中的林贤治和生活中的林贤治是不同的,他实在是太丰富了;
他每信必复,有时很痛苦,收到的信大都没什么实际内容,他都会很诚恳地回信,每天下午都要抽一部分时间。来信很多,甚至还有求助的,他帮素不相识的人找过工作;
好友沈展云眼中的林贤治——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而有规律,基本上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每天下午都准时上班,下班时要么最后一个走,要么去逛书店。逛完书店回家,吃完饭就开始看书写作,写到差不多天亮或者半夜,基本上一年365天都这样。他不会主动去找朋友,我和他几十年朋友了我家他都没来过。他家里床前也好,四壁也好,什么地方都是书。除了很多的书,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惊艳;
他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一直以来他写作也好、编书也好,都非常关注与国家命运有关的事,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体认非常突出,认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尤其要有担当,而且对时代的进步——中国融入世界潮流,接纳吸收普世价值等,应该有所贡献。如果要一句话概括他这几十年,大概可以简短地说成,几十年以来他都带着一种对国家、国民的焦虑来写文章和编书。
他一定要用笔来写字,没有笔的话他就无法创作了,而且必须是钢笔。
当前的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
——对话林贤治
本刊记者黄广明实习记者吴瑶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里对建国后的文学总体评价很低,原因是什么?你的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林贤治:我自设的标准是:一、自由感。这个作家有没有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写作心态的自由、形式探索的自由,必须是贯穿始终的;二、悲剧感。有没有爱、同情心、悲悯的生命气质。这个世界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本来便是充满悲剧的,可是我们没有悲剧感;第三、个人性。为什么我对余秋雨评价不高?其中包括他只是用通顺的书面语去演绎,没有个性。我就凭这3点的综合指数去衡量现在的作家,不管是所谓名人还是无名之辈。
我不赞成北大陈晓明教授说的当代文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城晚报》、《文学报》对我的采访中,我很明确地表明,当前文学创作是“前所未有的低度”。
首先是我们的文化体制、文艺体制、出版制度,是否鼓励好作品,是否能出版好作品?作协只是圈养作家,不管这些,也管不了这些。
还有我们整个创作队伍的素质。1970年代前我们几乎见不到现代派的作品,还不知道卡夫卡,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在二三十年里产生伟大的文学家?我编《文学中国》选本从2003年开始,一年要找三五篇好一点的小说都很难,基本上是编故事,没有精神性可言,跟外国文学怎么比?
我们的语言也糟糕,多年的意识形态化破坏了我们的语言。一个文学家,首先看你的汉语是否纯净,先不说有无个性。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会不时看到欠纯净的东西。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有什么理由说当前文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物周刊:苏童、余华、王安忆,对于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你怎么看?
林贤治:苏童的语言还算不错,王安忆对市民生活形态的掌握不错。我看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个别的中短篇,《兄弟》没看完,不能持很高评价。虽然他把苦难作为主题,但他不是悲悯,只不过把它作为主题去处理罢了。
人物周刊:你说,“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如何理解?
林贤治:作家是人类精神、情感、人性的体现者,在这方面应该是比较出色的。如果本人被禁锢,就不能指望通过作家个人体现人类的生存困境。对文学来说,自由与否是性命攸关的。
人物周刊:你批评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担不担心别人说你靠骂人博名气?
林贤治:好像没有谁说过,他们怎么说也没问题。如果要把批评比作“骂”,那么关键是为什么骂,骂得对还是不对。鲁迅的文章里写过谩骂,写过“捧杀”与“骂杀”,其中提到,说一个卖笑的人是娼妓就不能算谩骂。正当的批评首先要求态度严肃,第二要有事实作依据。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批评。
人物周刊:被你批评过的人,有没有回应、反驳?
林贤治:李慎之、王元化、王蒙都没有正面回应我。王元化在《九十年代日记》里说很奇怪为什么我会“骂”他。王蒙自传里也说我“骂”他。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我觉得他们某些观念似是而非,他们的言论因为名人的身份可能影响整个舆情,所以我觉得有批评的必要。
王蒙在80年代提倡“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在90年代初提倡“快乐主义”,提倡“幽默”,放到当时具体的语境去看,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并非因为他是文化部长我才批判他。王元化在1987年以前是中共官员,但他的思想和言论我基本上可以接受。他抱着启蒙主义立场,编过“新启蒙”丛刊,但是到了90年代完全转向,包括呼应李泽厚他们“告别革命”的论调,把五四同“文革”相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采取近于轻薄的态度,我不能接受。
人物周刊:你对当前的文学批评界什么看法?
林贤治:文学批评界公正的、真实的、有眼光的批评很少,有点名气的批评家都学院化了。这种批评往往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太喜欢抄袭专业术语,太局限于所谓的“学术性”;一个就是小圈子主义,存在利益驱动的问题。像一些经济学家往往为企业家利用,中国的批评家也往往被出版商所利用。各种座谈会、研讨会、评奖请他们出来,在大型场合,你可以看到大体上就那么几个人露脸,利益均沾。温情主义,替哥们儿说点好话,相比之下就太“小儿科”了。
总之,都没有着眼于整个文学界的健康发展。对此我没什么好讲,跟他们也不往来,我在“界”的外面,算是旁观者吧。
人物周刊:研究者李静曾用“泛道德”一词来概括你的批判方式,称,“林贤治的泛道德批判方式在有力地提醒良知存在的同时,也有简化问题的危险。”
林贤治:如果仅仅从道德出发去决定作品的好坏,那或者称得上是“泛道德主义”。但我是看重文本、看重艺术分析的,在这点上,我不承认我是泛道德主义。的确,我个人更看重精神。无论对民族文学,还是一个作家,我认为立场、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大约因此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我是“泛道德”。
人物周刊:你看过“80后”作家的作品吗?有什么看法?
林贤治:粗略翻过,但不买。我对所谓新生代、“80后”之类评价不高。对文学的那种严肃、敬畏的程度,思想视野必要的开阔程度,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我认为他们是普遍不够的,至少从作品来看是这样;第二就是他们的文学储备也是不够的。过高的评价对他们没有好处。
人物周刊:你看流行文学吗?
林贤治:基本不看。对金庸评价极低,认为这类武侠小说有害,至少害多于利。他小说中袭用陈腐的封建伦理观念,是成人的童话,而语言半文不白,并非纯正的文学语言。
人物周刊:很多人看金庸就是为了消遣,你不认为娱乐也是文学的一项功能吗?
林贤治:每个人对文学的取舍不同。像娱乐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是可以代替的。真正体现人类深度的还是悲剧的东西。
人物周刊:感觉你有精神洁癖——
林贤治:有洁癖,非常严重。
人物周刊:这种洁癖会不会令你不宽容?
林贤治:平时我不使用“宽容”这个词。在答李慎之那封信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宽容。宽容应该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说法。假如我们之间是学术之争、笔墨之争,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不存在实际手段的干预,根本就不存在“宽容”与否的问题。这种说法,有泛化、滥用的现象。其实,“宽容”应该主要是指政治、宗教思想的宽容与否。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幸福?你认为自己幸福吗?
林贤治:“幸福”在西方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我们这里的知识界很少探讨这种问题。我自己同样很少思考,不过倒是常常绕到它的对面,反问是否“不幸”。所谓幸福,就是有满足感吧,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有的人才可以知足常乐——这是老祖宗长期以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训导我们变成幸福的猪。我自觉现在得到的,与我的社会理想、我对自己的期许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有的甚至相悖,所以我不能说我是幸福的。
“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初次见面不久,林贤治问我。
“什么家庭出身?”
“就是你的家庭成分?”
我想了一会,“好像是中农。”作为一个“70后”,我依稀记得上小学时填过的表格上有“家庭成分”这么一栏,这个问题,已经与我绝缘20多年。
听到答案,林贤治好像略显失望。显然,我的家庭成分太好了(比中农更好的是下农、贫农),不在他最近所编的一本“黑五类”子女回忆录之列。1949后的30年,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苦大仇深的历史。“文革”结束后各种文字资料已有所表达,但另一个关联群体“黑五类”的子女,据估计涉及1亿多人,他们的遭遇,则鲜有人提及。其实,这个“生而有罪”的庞大群体,从小在歧视和屈辱中长大,命运的多舛丝毫不逊于他们的父辈。
这样一本色调有些“灰暗”的书,出版并不容易。6年前已经编讫,今日方才面世,“黑五类子女”一词不见于封面,而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伟大领袖给他们出路后的说法。
编书与审稿,是62岁的花城出版社编辑林贤治分内的工作,但是他“主要精力与兴趣还在于写东西”。他治学兴趣的广泛和自由,使得用三言两语介绍其学术并非易事。他也不愿意“学术”一词用在他身上,更反对别人称他为学者。对他而言,最恰当的介绍就是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他的兴趣重点是鲁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文化批评和思想史。
“细究起来,我从来未曾写过那类结构缜密作风谨严的论文,所有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归于随笔的。”就是这些“随笔”,让从未上过大学的林贤治赢得学界与文化圈的尊重,同时,还有批评、攻击与谩骂。
野马思想者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林贤治的文字以不留情面、饱含道德激情乃至“偏激”著称,不少“公认”的“名家”、“大家”在他笔下,都显现出了平庸、怯懦、不堪甚至猥琐的一面。他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称刘白羽、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张中行的散文体现出严重的“小民意识”,杨绛只是“寻找安全感”,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贾平凹已是“不可能存在对抗的名士化了的专业作家”,张承志深怀“红卫兵情结”与强烈的“称霸意识和统一思想”,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在他看来秦牧并非史家所艳称的“散文大家”,而是“一个思想贫乏而语言平庸的作家”,他获得与其水准不相符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个死结:一是降低了标准,一是放大了成就”。
与诗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的论战体现了林贤治将私交与治学分开的态度。在写作《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时,涉及到对臧棣的批评,林贤治犹豫再三。他与臧棣在私人场合见过面,而且臧棣对他友善,“有绅士风度”,他怕伤害臧棣,但他还是写了。文章引起臧棣的反驳,显然他很生气,驳文对林充满了“泼污水”、“心智有限”、“罗织功夫确像是从文革历练过来的”等描述。
如果臧棣知道林贤治对关系相近、理念相通的朋友也毫不客气,他可能会更心平气和一些。学者丁东曾谈到,林贤治虽然尊重自己的朋友邵燕祥,却说邵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
正是丁东,把林贤治列为中国当代“野马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多次跟朋友说,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他已被贴上了“反对学院派”、“反对学术规范”,甚至“反对大学体制”的标签。对此,林贤治说,“大学的存在是合理和必要的,知识本身有它的相关性和系统性。问题是大学成立以来所形成的某种体制,所谓的学术规范,如果建立在剥夺学生的自由思想之上;如果一个学校风气保守,没有任何创新意识,是容留旧思想,甚至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栖居地,这种地方是值得质疑的。很多西方思想家也都对大学教育体制和作风提出质疑。”
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中,他多次使用“异类”一词,毫无疑问,他本身就是一个异类知识分子。
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已断定,林贤治可能是我所遇到过的普通话说得最差的知识分子了。他说的不是标准的“广州普通话”,而是更加难懂的“广东地方普通话”,我猜想他打字一定不是用汉语拼音。后来得知,他至今不用电脑写作,还是手写,不会上网,基本不用手机,不参加学术圈的聚会,跟学者们没有往来。
“3个人以上的聚会我基本不参加,包括学术会议。参加活动所得有限,甚至一无所获、损失极大。学术会议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无非借机彼此捧场,互相抚摸一下罢了。而且我对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商榷’这个字眼也觉得讨厌——写文章和某某商榷,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商榷可言,一个成熟的人定型的思想观念,不是那么容易通过一两回商榷解决问题的,实际上就是单方面的发言。”
林贤治认为自由思想区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学者最大的资本是拥有知识,是大量书籍尤其是经典和教条的嚼食者,是恪守“学术规范”、以“价值中立为最高准则的人,因而其著述基本上是来自书本的枯燥的排泄物”。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外,还关心专业外的现实社会,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价值,设法干预、批判、改造社会。
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最后,他发出呼喊——
“自由之门敞开着。让那些害怕和痛恨自由的人们,空心人,谄媚者,僭妄者,蒙面贼,势利之徒和庸碌之辈留在门外,让他们围绕着他们制造的赝品跳舞吧,让他们麇集在文字的垃圾堆上扬声歌唱!让他们走开!不要让他们玷污了真正的文学!这是为前进着的人类自身所要求于我们的,不仅仅文学而已。”
这样的文字,是散文,是论文,还是广场宣言,都已不重要,林贤治表达了他所想要表达的。研究者李静说,林贤治的作品,通常会让人感受到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道德立场,1990年代以来,他备受瞩目的文化批评《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魂》以及《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也因此毁誉参半。“毁”者从知识的角度指出其观点和论证有“学理缺陷”;“誉”者认为他的写作终于显现出缺席已久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力量。无论是毁是誉,林贤治的知识分子研究在当下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性则是公认的,因为他常常触碰到历史的痛处。
一个农民和他的鲁迅
“我大约是一个好事之徒,从小受到乡民蛮气的传染,”林贤治在《时代或文学的肖像》序言中说,“后来却多出几次政治运动的威吓,无论如何,早已失去了平和之气。”
1948年,他出生在广东阳江南海边的一个村庄,父亲是乡村医生,曾做过私塾先生。在一个重视文化的家庭,作为独子,他身上寄托了父亲做读书人的理想。他至今记得,每年春节家中贴的都是同一副对子:“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还在孩童之时,家中就宛若一个小图书馆,有几百册的书和连环画,这在乡村环境中是不多见的。在父亲的要求下,他的童年,少了一般孩童的玩耍嬉闹,多了读书与用功。
父亲给他看的多是辞书和经典,而他稍长后买的小说、新诗、苏联的斯基之类,对父亲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了。在“文革”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林贤治得以接受部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其中人道主义的熏陶,他视为早年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也奠定了他一生思想的基调。
林贤治的成长经历伴随着国家的极左年代,爱读书的优点,也孕育了他的早熟与独立思想,让他少年时代就备受打击。他高一时就写文章批判郭沫若的投机主义成分。他认为郭对政治领袖的阿谀和吹捧太肉麻。
1965年本应是他从阳江一中毕业的一年,但他却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更不用谈考大学了。那时他已因为思想言论问题受到了学校批判,长达一个半学期。“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整套整人的威胁恐吓,让你感觉恐惧。每周向学校干事汇报情况,想从你这里去挖老师的根源。”
离开学校第二年,林贤治就回乡下老家结了婚,那时他刚刚19岁,妻子郑慧洁是他的高中同学。生儿育女,种了6年田,又做了10年乡村医生。“文革”开始后,家庭出身为中上农的林家也开始频遭噩运。父亲两次被打成反革命,林贤治自己也因为高中时写的文章,被批斗为小邓拓、牛鬼蛇神。“整个大队停工斗我,敲锣打鼓把我送出来,这是他们的盛典。几个月后我听到锣鼓声都会恐惧,对部队和军人长期有种恐惧感。”
“有段时间他精神压力很大,只希望可以安安静静没人打扰,做一个农民。”妻子郑慧洁回忆说。在这种艰难时世中,农民林贤治也放不下书,赚的一点钱都用来买书、订报。“其他人就说我享不了福,我说你们老公天天喝酒抽烟,我老公看书就不行了吗?”
这个时期,鲁迅给困厄的林贤治带来了希望。鲁迅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惟一能公开发行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在人生中遇到挫折、失败、痛苦,你是受侮辱者、受损害者,会更好地理解鲁迅。”
那时,鲁迅的作品对他起到了疗伤的作用。第二次与鲁迅紧密接触,是在人生再次陷入危机之时。
1980年,创刊不久的《花城》杂志负责人发现林贤治是个写作人才,将他借调到广州。这时林贤治30出头,农民进城,又工作在自己喜爱的领域,虽然只能住在旧城区又旧又黑的小屋中,心情还是很愉快。但不出两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惹火上身,所写的几篇诗论,以及他为戴厚英的《人啊人》作的辩护,都成为罪证。非但自己准备出版的诗集《骆驼和星》搁置了下来,连工作也差点丢掉。
“他那个时候一方面精神上很苦闷,一方面还需要负担起他在乡下的家庭,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林贤治多年好友、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沈展云说,“他于鲁迅的研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说,鲁迅是他赖以顶住这些压力、顶住这些批判的精神支柱。”“文革”时候的阅读经验让林贤治知道读鲁迅可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可以战胜自己的苦闷。在那间他称为“鸽堡”的小屋中,他开始写作《人间鲁迅》,80万字写了将近5年,1989年才写完。
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掩饰对鲁迅的偏爱,以至有人说他是“唯鲁派”。“对于鲁迅,存在很多偏见,甚至是无知,譬如说他只会仇恨、骂人就是其中之一。连所谓的‘学者’都一个劲这么说,真是可悲得很。”林贤治说,鲁迅讲得非常明确,能憎才能爱。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对它时,已经是向强势倾斜的。鲁迅爱人类,他就必定会对强势的剥夺者、统治者,表达内心的憎恨。“鲁迅的爱隐藏在憎和仇恨的背面,他是通过仇恨、通过复仇去表达他的爱,这可以说是鲁迅特有的一种思想形态。”
“官方意识形态塑造下的鲁迅,我认为不是真正的鲁迅。”林贤治说,鲁迅自由的反抗精神,意识形态不会强调,反而强调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不是主要方面。即便说“爱国”,他也是在强调“大众”,而非政府,但又反对“合群的爱国自大”。“宣扬鲁迅的爱国主义,往往把鲁迅作为自由反抗个体的主要面给掩盖了。”
另一个林贤治
坐在林贤治身后的同事、“70后”胡雅莉向我们描述她眼中的林贤治——
他对电器这类东西非常不在行,开空调我们教了他好几次,他不确定:为什么我按一下它不开,按两下三下它就关掉了;
电脑他一点都不会,我平时代他收发,但是他非常不愿意麻烦别人,觉得很过意不去,事实上他对我的帮助远远多过我对他的帮助。他有时候说还是学一下电脑吧,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不要点一下“开始”,而关机要点“开始”;
林老师有时会害羞,会不好意思,他有一面是非常天真的。他比较欣赏布什,因为布什身上有孩子气的东西。他身上也有这种孩子气。不了解他的人问我们会不会有压力,我们办公室的人觉得一点都没有。他比我身边的成年人都更有童稚的感觉;
他有时候挺矛盾的,比较容易被人误解。比如看登出来的有关他的文章,他会说:“诶,原来我当时那样说的呀。”事后有点不好意思。我经常和林老师争执,怎么想就怎么说,虽然我们的见识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非常尊重我们的想法;
他的洞察力让你觉得非常可怕,但他又非常不在乎,非常天真。生活中,他很包容人性中那些懦弱、渺小的部分,最不包容的是制度、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文字、访谈中的林贤治和生活中的林贤治是不同的,他实在是太丰富了;
他每信必复,有时很痛苦,收到的信大都没什么实际内容,他都会很诚恳地回信,每天下午都要抽一部分时间。来信很多,甚至还有求助的,他帮素不相识的人找过工作;
好友沈展云眼中的林贤治——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而有规律,基本上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每天下午都准时上班,下班时要么最后一个走,要么去逛书店。逛完书店回家,吃完饭就开始看书写作,写到差不多天亮或者半夜,基本上一年365天都这样。他不会主动去找朋友,我和他几十年朋友了我家他都没来过。他家里床前也好,四壁也好,什么地方都是书。除了很多的书,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惊艳;
他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一直以来他写作也好、编书也好,都非常关注与国家命运有关的事,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体认非常突出,认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尤其要有担当,而且对时代的进步——中国融入世界潮流,接纳吸收普世价值等,应该有所贡献。如果要一句话概括他这几十年,大概可以简短地说成,几十年以来他都带着一种对国家、国民的焦虑来写文章和编书。
他一定要用笔来写字,没有笔的话他就无法创作了,而且必须是钢笔。
当前的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
——对话林贤治
本刊记者黄广明实习记者吴瑶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里对建国后的文学总体评价很低,原因是什么?你的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林贤治:我自设的标准是:一、自由感。这个作家有没有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写作心态的自由、形式探索的自由,必须是贯穿始终的;二、悲剧感。有没有爱、同情心、悲悯的生命气质。这个世界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本来便是充满悲剧的,可是我们没有悲剧感;第三、个人性。为什么我对余秋雨评价不高?其中包括他只是用通顺的书面语去演绎,没有个性。我就凭这3点的综合指数去衡量现在的作家,不管是所谓名人还是无名之辈。
我不赞成北大陈晓明教授说的当代文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城晚报》、《文学报》对我的采访中,我很明确地表明,当前文学创作是“前所未有的低度”。
首先是我们的文化体制、文艺体制、出版制度,是否鼓励好作品,是否能出版好作品?作协只是圈养作家,不管这些,也管不了这些。
还有我们整个创作队伍的素质。1970年代前我们几乎见不到现代派的作品,还不知道卡夫卡,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在二三十年里产生伟大的文学家?我编《文学中国》选本从2003年开始,一年要找三五篇好一点的小说都很难,基本上是编故事,没有精神性可言,跟外国文学怎么比?
我们的语言也糟糕,多年的意识形态化破坏了我们的语言。一个文学家,首先看你的汉语是否纯净,先不说有无个性。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会不时看到欠纯净的东西。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有什么理由说当前文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物周刊:苏童、余华、王安忆,对于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你怎么看?
林贤治:苏童的语言还算不错,王安忆对市民生活形态的掌握不错。我看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有个别的中短篇,《兄弟》没看完,不能持很高评价。虽然他把苦难作为主题,但他不是悲悯,只不过把它作为主题去处理罢了。
人物周刊:你说,“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如何理解?
林贤治:作家是人类精神、情感、人性的体现者,在这方面应该是比较出色的。如果本人被禁锢,就不能指望通过作家个人体现人类的生存困境。对文学来说,自由与否是性命攸关的。
人物周刊:你批评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担不担心别人说你靠骂人博名气?
林贤治:好像没有谁说过,他们怎么说也没问题。如果要把批评比作“骂”,那么关键是为什么骂,骂得对还是不对。鲁迅的文章里写过谩骂,写过“捧杀”与“骂杀”,其中提到,说一个卖笑的人是娼妓就不能算谩骂。正当的批评首先要求态度严肃,第二要有事实作依据。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批评。
人物周刊:被你批评过的人,有没有回应、反驳?
林贤治:李慎之、王元化、王蒙都没有正面回应我。王元化在《九十年代日记》里说很奇怪为什么我会“骂”他。王蒙自传里也说我“骂”他。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我觉得他们某些观念似是而非,他们的言论因为名人的身份可能影响整个舆情,所以我觉得有批评的必要。
王蒙在80年代提倡“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在90年代初提倡“快乐主义”,提倡“幽默”,放到当时具体的语境去看,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并非因为他是文化部长我才批判他。王元化在1987年以前是中共官员,但他的思想和言论我基本上可以接受。他抱着启蒙主义立场,编过“新启蒙”丛刊,但是到了90年代完全转向,包括呼应李泽厚他们“告别革命”的论调,把五四同“文革”相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采取近于轻薄的态度,我不能接受。
人物周刊:你对当前的文学批评界什么看法?
林贤治:文学批评界公正的、真实的、有眼光的批评很少,有点名气的批评家都学院化了。这种批评往往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太喜欢抄袭专业术语,太局限于所谓的“学术性”;一个就是小圈子主义,存在利益驱动的问题。像一些经济学家往往为企业家利用,中国的批评家也往往被出版商所利用。各种座谈会、研讨会、评奖请他们出来,在大型场合,你可以看到大体上就那么几个人露脸,利益均沾。温情主义,替哥们儿说点好话,相比之下就太“小儿科”了。
总之,都没有着眼于整个文学界的健康发展。对此我没什么好讲,跟他们也不往来,我在“界”的外面,算是旁观者吧。
人物周刊:研究者李静曾用“泛道德”一词来概括你的批判方式,称,“林贤治的泛道德批判方式在有力地提醒良知存在的同时,也有简化问题的危险。”
林贤治:如果仅仅从道德出发去决定作品的好坏,那或者称得上是“泛道德主义”。但我是看重文本、看重艺术分析的,在这点上,我不承认我是泛道德主义。的确,我个人更看重精神。无论对民族文学,还是一个作家,我认为立场、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大约因此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我是“泛道德”。
人物周刊:你看过“80后”作家的作品吗?有什么看法?
林贤治:粗略翻过,但不买。我对所谓新生代、“80后”之类评价不高。对文学的那种严肃、敬畏的程度,思想视野必要的开阔程度,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我认为他们是普遍不够的,至少从作品来看是这样;第二就是他们的文学储备也是不够的。过高的评价对他们没有好处。
人物周刊:你看流行文学吗?
林贤治:基本不看。对金庸评价极低,认为这类武侠小说有害,至少害多于利。他小说中袭用陈腐的封建伦理观念,是成人的童话,而语言半文不白,并非纯正的文学语言。
人物周刊:很多人看金庸就是为了消遣,你不认为娱乐也是文学的一项功能吗?
林贤治:每个人对文学的取舍不同。像娱乐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是可以代替的。真正体现人类深度的还是悲剧的东西。
人物周刊:感觉你有精神洁癖——
林贤治:有洁癖,非常严重。
人物周刊:这种洁癖会不会令你不宽容?
林贤治:平时我不使用“宽容”这个词。在答李慎之那封信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宽容。宽容应该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说法。假如我们之间是学术之争、笔墨之争,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不存在实际手段的干预,根本就不存在“宽容”与否的问题。这种说法,有泛化、滥用的现象。其实,“宽容”应该主要是指政治、宗教思想的宽容与否。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幸福?你认为自己幸福吗?
林贤治:“幸福”在西方是一个哲学概念,但我们这里的知识界很少探讨这种问题。我自己同样很少思考,不过倒是常常绕到它的对面,反问是否“不幸”。所谓幸福,就是有满足感吧,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有的人才可以知足常乐——这是老祖宗长期以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训导我们变成幸福的猪。我自觉现在得到的,与我的社会理想、我对自己的期许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有的甚至相悖,所以我不能说我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