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籍上司步步紧逼,女下属一再忍让
2007年7月,卢玲进入广州某塑件有限公司品质部工作,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工作能力强,她很受领导重视。
2008年8月13日,总经理向职员们介绍了新上任的品质部副部长横田大郎,横田大郎按日本的礼节给大家鞠了一躬,显得很绅士。
卢玲总能出色地完成横田大郎交代的任务,横田大郎常夸她聪明漂亮。渐渐地,卢玲发现横田大郎对她的态度有些不对劲……
一天,横田大郎让卢玲拿份报告到他的办公室,当卢玲来到他身边将报告递过去时,他把手放在了卢玲的背上。卢玲愣了一下,僵硬地站着。横田大郎两眼直盯卢玲,手在她背上又游移了几下,卢玲浑身不自在。幸好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她赶快逃离了横田大郎的办公室。
几天后,卢玲正在工作,忽然感觉背上似乎有条小虫在蠕动,赶紧伸手去拍,结果拍到一只手,卢玲惊叫一声,回头看到横田大郎正站在身后。同事们都望着她,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她结结巴巴地问:“横田部长,你有事吗?”横田大郎拿着一份文件,大声说:“我有些地方不太清楚,想确认一下。”同事们见状继续埋头做事,卢玲知道他们是不想得罪横田大郎,所以都装作没看见。
卢玲想向总经理反映横田大郎屡次骚扰自己的事,可同事们都劝她:“别天真了,你要是得罪了那个人,以后的日子只怕会更难过,除非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了。”卢玲很喜欢这份工作,不想一走了之,便决定找横田大郎谈一谈。
第二天上午,卢玲趁送文件的机会,真诚地对横田大郎说:“部长,你是位好领导,我从你这里学会了许多东西。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想法,希望你理解。”横田大郎点点头,卢玲松了口气,以为恶梦结束了。
然而没过几天,横田大郎又开始骚扰卢玲,卢玲倍受煎熬。
国庆长假,卢玲回老家看望父母。母亲李秀见女儿神情憔悴,心疼地问她:“玲玲,你是不是生病了?”卢玲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把横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说了出来。李秀听后气得脸色都变了,当时就想去广州找女儿公司的领导投诉,卢玲担心自己的名誉会受影响,阻止了母亲。
李秀考虑到女儿还是未出嫁的姑娘,只好忍了下来,她对女儿说:“要是以后他还这样对你,那你得保护好自己,就算丢了工作,咱也不能继续忍气吞声。”卢玲点点头。
联欢会上司更疯狂,女下属向上投诉却被开除
国庆假期结束后,卢玲回公司上班,横田大郎对她的态度依旧,卢玲只能一忍再忍。
12月26日,公司举办年终晚会。晚会上,卢玲正跟同事坐着聊天,突然一双手从后面抱住了她,她回头一看,竟是横田大郎。横田大郎邀请她一起唱歌,她一边拒绝一边使劲地掰他的手,可她力气太小,根本挣不开。横田大郎变本加厉,一只手圈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使劲揉搓她的胸部,无论她如何苦苦哀求,他都不放开她。
直到轮到横田大郎上台唱歌,他才不得不放开了卢玲。卢玲一下子瘫在椅子上,横田大郎上台后却大喊:“卢玲,卢玲!”她吓得顾不上形象,迅速钻到桌子底下。没想到横田大郎走下台来,将她从桌子底下拽出来,拥着她往台上走。卢玲紧紧抓住身旁的椅子,挣扎着不肯移动,横田大郎使劲掰卢玲的手,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出面劝阻横田大郎,这场闹剧才落幕。
回家后,卢玲打电话哭着把事情告诉了父母。李秀连夜和老伴一起赶往广州。
卢玲委托同事向公司请假后,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李秀看到憔悴的女儿,心疼得说不出话,她拉着女儿一起去公司找总经理。
了解情况后,总经理非常震惊,当即承诺一定彻查此事,尽快给卢玲一个交代。卢玲也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横田大郎必须向她作书面道歉;第二,公司出份担保书,担保她今后不会再受到横田大郎的性骚扰。
2009年1月7日,公司就卢玲被横田大郎性骚扰一事召开情况反映和协调会,卢玲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录了音。
会上,总经理说:“横田先生做出了让卢小姐讨厌的事,他这么做是不应该的,在此我作为总经理一定会秉公处理这事。”可随后,他话锋一转,却对卢玲说:“晚会上横田喝了很多酒,他对卢小姐的触摸完全是无心之过。如果让横田作书面道歉会给他的人生留下污点,对他以后的前途也不利,还请卢小姐多体谅体谅,能不能让他口头道歉?”横田大郎也为自己辩解:“我只是想邀请卢小姐一起唱歌,虽然动作有些过火,但绝对没恶意,要是因此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表示诚挚的歉意。没有考虑我们生长环境的差异,是我不对。” 用两国文化差异为自己开脱,卢玲接受不了这个理由:“在我们老家,女孩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父母虽然文化不高,但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重自爱,难道在号称礼仪之邦的日本,女人就可以接受别人对自己随意地动手动脚吗?”
卢玲执意要公司答应自己提出的要求,领导没有当场给出答复,只是让卢玲回家休息几天,过后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
几天后,卢玲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封邮件,称横田大郎不会向她作书面道歉,但今后会注意言行举止;如果卢玲同意既往不咎,晚会后她没去上班的几天,公司可以算是她请假。看完邮件,卢玲扑进母亲怀里痛哭起来,李秀当即对女儿说:“咱们上法院跟他们打官司去,我就不信他们能只手遮天。”随后,她们联系了某律师事务所的苏晓军律师,苏律师受卢玲委托给她所在的公司发了律师函。
1月22日,公司来电让卢玲立即回去一趟,卢玲以为是律师函起了作用。可等她赶到公司,等待她的却是一纸开除通知书,理由竟是无故旷工。
3月5日,卢玲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公司和横田大郎赔偿自己40万元并作书面赔礼道歉,法院于3月10日正式受理了此案。
没有人证找物证,同事无意拍下的照片赢了官司
苏律师明确地告诉卢玲,类似性骚扰的案件在国内很难打赢,最大的原因是取证难,如果有人证能证明横田大郎确实曾对她实施过性骚扰,打赢这场官司也并非没有可能。
听苏律师这么说,卢玲很沮丧,谁会为她得罪公司呢?李秀鼓励女儿说:“咱们去好好地跟人家说,一定会有人愿意替咱们作证的。”她让女儿给同事打电话,卢玲不想因为自己的事连累别人丢了工作,便拒绝了母亲的提议。
李秀要来女儿同事的电话号码,挨个地给他们打电话。第一个接到电话的同事吞吞吐吐地说:“阿姨,我不是不帮卢玲,而是她和横田的事我真不清楚,要不你问问别人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其他几个同事的态度都差不多,不是说没看清楚,就是说当时和卢玲不在同一桌。还有人劝卢玲向横田大郎道歉,甚至说只要卢玲服软,她可以替卢玲向公司求和。卢玲听不下去了,按住电话:“妈,你别难为人家了,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难处。”
苏律师告诉卢玲:“没有人证,可以找找音像资料之类的物证,如果能找到,也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卢玲想了想,联欢会那天有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摄影、拍照,说不定当时的情形会被拍下来。
后来,卢玲托人找到负责摄影的同事,但同事告诉她,那天只录了表演节目的场景,真的帮不了她。朋友给卢玲出主意:“那天很多人带了相机乱拍一气,也许拍到了一些画面,你去找找他们。”
卢玲和她母亲到同事家串门,一一询问联欢会那天带了相机的同事,但都没有收获。
就在她们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同事打电话让她们过去一趟。李秀和卢玲立即赶到同事家,同事指着电脑的屏幕说:“你看看这三张照片对你有没有帮助。”卢玲一看很是激动,同事无意间清楚地拍下了横田强行搂抱她的经过。有了它们,卢玲就有了赢得官司的可能。
卢玲和母亲临走时,同事忐忑不安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就想帮帮你,你可千万不能对别人说是我给你的照片。”从同事家出来,母女俩相拥而泣。回家后,卢玲立即把照片传给了苏律师。
5月20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双方律师就“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卢玲提交的证据主要有两项:同事在晚会上拍的三张照片、协调会上的录音。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11月30日,法院根据卢玲提交的证据,结合被告在其证据《横田大郎对其在1月7日会议上发表意见的说明》、《关于1月7日会议内容的说明》所承认的事实,判定横田大郎的行为构成性骚扰,横田大郎必须向卢玲作书面道歉并赔偿人民币3000元。
拿着法院的一纸判决书,卢玲的眼泪啪嗒啪嗒地落在了上面。她告诉记者:“这区区3000元仅仅是横田大郎两三天的零花钱,可我为此付出的却是失眠、忧郁、失去工作、受人讥笑等惨痛的代价。”李秀拍拍女儿的手,笑着说:“玲儿,没事,日子会好起来的,咱把理扳直了,值!”
据了解,全国同类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案例极少,此案被认定性骚扰成立并判决精神赔偿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又一突破,影响可谓深远。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除律师苏晓军外均为化名。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摘录。)
编后语:受害者的证据意识对诉讼成败起着关键作用。性骚扰发生场合往往很隐蔽,只有受害人和加害人自己清楚,缺乏证据是这类案件共同面临的困境。许多女性开始受到骚扰时往往选择忍让,但忍让永远是下策,被骚扰了要留心收集证据,敢于站出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编辑:北北 shinvan980324@163.com)
2007年7月,卢玲进入广州某塑件有限公司品质部工作,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工作能力强,她很受领导重视。
2008年8月13日,总经理向职员们介绍了新上任的品质部副部长横田大郎,横田大郎按日本的礼节给大家鞠了一躬,显得很绅士。
卢玲总能出色地完成横田大郎交代的任务,横田大郎常夸她聪明漂亮。渐渐地,卢玲发现横田大郎对她的态度有些不对劲……
一天,横田大郎让卢玲拿份报告到他的办公室,当卢玲来到他身边将报告递过去时,他把手放在了卢玲的背上。卢玲愣了一下,僵硬地站着。横田大郎两眼直盯卢玲,手在她背上又游移了几下,卢玲浑身不自在。幸好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她赶快逃离了横田大郎的办公室。
几天后,卢玲正在工作,忽然感觉背上似乎有条小虫在蠕动,赶紧伸手去拍,结果拍到一只手,卢玲惊叫一声,回头看到横田大郎正站在身后。同事们都望着她,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她结结巴巴地问:“横田部长,你有事吗?”横田大郎拿着一份文件,大声说:“我有些地方不太清楚,想确认一下。”同事们见状继续埋头做事,卢玲知道他们是不想得罪横田大郎,所以都装作没看见。
卢玲想向总经理反映横田大郎屡次骚扰自己的事,可同事们都劝她:“别天真了,你要是得罪了那个人,以后的日子只怕会更难过,除非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了。”卢玲很喜欢这份工作,不想一走了之,便决定找横田大郎谈一谈。
第二天上午,卢玲趁送文件的机会,真诚地对横田大郎说:“部长,你是位好领导,我从你这里学会了许多东西。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想法,希望你理解。”横田大郎点点头,卢玲松了口气,以为恶梦结束了。
然而没过几天,横田大郎又开始骚扰卢玲,卢玲倍受煎熬。
国庆长假,卢玲回老家看望父母。母亲李秀见女儿神情憔悴,心疼地问她:“玲玲,你是不是生病了?”卢玲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把横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说了出来。李秀听后气得脸色都变了,当时就想去广州找女儿公司的领导投诉,卢玲担心自己的名誉会受影响,阻止了母亲。
李秀考虑到女儿还是未出嫁的姑娘,只好忍了下来,她对女儿说:“要是以后他还这样对你,那你得保护好自己,就算丢了工作,咱也不能继续忍气吞声。”卢玲点点头。
联欢会上司更疯狂,女下属向上投诉却被开除
国庆假期结束后,卢玲回公司上班,横田大郎对她的态度依旧,卢玲只能一忍再忍。
12月26日,公司举办年终晚会。晚会上,卢玲正跟同事坐着聊天,突然一双手从后面抱住了她,她回头一看,竟是横田大郎。横田大郎邀请她一起唱歌,她一边拒绝一边使劲地掰他的手,可她力气太小,根本挣不开。横田大郎变本加厉,一只手圈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使劲揉搓她的胸部,无论她如何苦苦哀求,他都不放开她。
直到轮到横田大郎上台唱歌,他才不得不放开了卢玲。卢玲一下子瘫在椅子上,横田大郎上台后却大喊:“卢玲,卢玲!”她吓得顾不上形象,迅速钻到桌子底下。没想到横田大郎走下台来,将她从桌子底下拽出来,拥着她往台上走。卢玲紧紧抓住身旁的椅子,挣扎着不肯移动,横田大郎使劲掰卢玲的手,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出面劝阻横田大郎,这场闹剧才落幕。
回家后,卢玲打电话哭着把事情告诉了父母。李秀连夜和老伴一起赶往广州。
卢玲委托同事向公司请假后,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李秀看到憔悴的女儿,心疼得说不出话,她拉着女儿一起去公司找总经理。
了解情况后,总经理非常震惊,当即承诺一定彻查此事,尽快给卢玲一个交代。卢玲也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横田大郎必须向她作书面道歉;第二,公司出份担保书,担保她今后不会再受到横田大郎的性骚扰。
2009年1月7日,公司就卢玲被横田大郎性骚扰一事召开情况反映和协调会,卢玲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录了音。
会上,总经理说:“横田先生做出了让卢小姐讨厌的事,他这么做是不应该的,在此我作为总经理一定会秉公处理这事。”可随后,他话锋一转,却对卢玲说:“晚会上横田喝了很多酒,他对卢小姐的触摸完全是无心之过。如果让横田作书面道歉会给他的人生留下污点,对他以后的前途也不利,还请卢小姐多体谅体谅,能不能让他口头道歉?”横田大郎也为自己辩解:“我只是想邀请卢小姐一起唱歌,虽然动作有些过火,但绝对没恶意,要是因此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表示诚挚的歉意。没有考虑我们生长环境的差异,是我不对。” 用两国文化差异为自己开脱,卢玲接受不了这个理由:“在我们老家,女孩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父母虽然文化不高,但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重自爱,难道在号称礼仪之邦的日本,女人就可以接受别人对自己随意地动手动脚吗?”
卢玲执意要公司答应自己提出的要求,领导没有当场给出答复,只是让卢玲回家休息几天,过后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
几天后,卢玲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封邮件,称横田大郎不会向她作书面道歉,但今后会注意言行举止;如果卢玲同意既往不咎,晚会后她没去上班的几天,公司可以算是她请假。看完邮件,卢玲扑进母亲怀里痛哭起来,李秀当即对女儿说:“咱们上法院跟他们打官司去,我就不信他们能只手遮天。”随后,她们联系了某律师事务所的苏晓军律师,苏律师受卢玲委托给她所在的公司发了律师函。
1月22日,公司来电让卢玲立即回去一趟,卢玲以为是律师函起了作用。可等她赶到公司,等待她的却是一纸开除通知书,理由竟是无故旷工。
3月5日,卢玲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公司和横田大郎赔偿自己40万元并作书面赔礼道歉,法院于3月10日正式受理了此案。
没有人证找物证,同事无意拍下的照片赢了官司
苏律师明确地告诉卢玲,类似性骚扰的案件在国内很难打赢,最大的原因是取证难,如果有人证能证明横田大郎确实曾对她实施过性骚扰,打赢这场官司也并非没有可能。
听苏律师这么说,卢玲很沮丧,谁会为她得罪公司呢?李秀鼓励女儿说:“咱们去好好地跟人家说,一定会有人愿意替咱们作证的。”她让女儿给同事打电话,卢玲不想因为自己的事连累别人丢了工作,便拒绝了母亲的提议。
李秀要来女儿同事的电话号码,挨个地给他们打电话。第一个接到电话的同事吞吞吐吐地说:“阿姨,我不是不帮卢玲,而是她和横田的事我真不清楚,要不你问问别人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其他几个同事的态度都差不多,不是说没看清楚,就是说当时和卢玲不在同一桌。还有人劝卢玲向横田大郎道歉,甚至说只要卢玲服软,她可以替卢玲向公司求和。卢玲听不下去了,按住电话:“妈,你别难为人家了,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难处。”
苏律师告诉卢玲:“没有人证,可以找找音像资料之类的物证,如果能找到,也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卢玲想了想,联欢会那天有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摄影、拍照,说不定当时的情形会被拍下来。
后来,卢玲托人找到负责摄影的同事,但同事告诉她,那天只录了表演节目的场景,真的帮不了她。朋友给卢玲出主意:“那天很多人带了相机乱拍一气,也许拍到了一些画面,你去找找他们。”
卢玲和她母亲到同事家串门,一一询问联欢会那天带了相机的同事,但都没有收获。
就在她们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同事打电话让她们过去一趟。李秀和卢玲立即赶到同事家,同事指着电脑的屏幕说:“你看看这三张照片对你有没有帮助。”卢玲一看很是激动,同事无意间清楚地拍下了横田强行搂抱她的经过。有了它们,卢玲就有了赢得官司的可能。
卢玲和母亲临走时,同事忐忑不安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就想帮帮你,你可千万不能对别人说是我给你的照片。”从同事家出来,母女俩相拥而泣。回家后,卢玲立即把照片传给了苏律师。
5月20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双方律师就“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卢玲提交的证据主要有两项:同事在晚会上拍的三张照片、协调会上的录音。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11月30日,法院根据卢玲提交的证据,结合被告在其证据《横田大郎对其在1月7日会议上发表意见的说明》、《关于1月7日会议内容的说明》所承认的事实,判定横田大郎的行为构成性骚扰,横田大郎必须向卢玲作书面道歉并赔偿人民币3000元。
拿着法院的一纸判决书,卢玲的眼泪啪嗒啪嗒地落在了上面。她告诉记者:“这区区3000元仅仅是横田大郎两三天的零花钱,可我为此付出的却是失眠、忧郁、失去工作、受人讥笑等惨痛的代价。”李秀拍拍女儿的手,笑着说:“玲儿,没事,日子会好起来的,咱把理扳直了,值!”
据了解,全国同类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案例极少,此案被认定性骚扰成立并判决精神赔偿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又一突破,影响可谓深远。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除律师苏晓军外均为化名。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摘录。)
编后语:受害者的证据意识对诉讼成败起着关键作用。性骚扰发生场合往往很隐蔽,只有受害人和加害人自己清楚,缺乏证据是这类案件共同面临的困境。许多女性开始受到骚扰时往往选择忍让,但忍让永远是下策,被骚扰了要留心收集证据,敢于站出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编辑:北北 shinvan98032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