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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读书。
域外，最常见的解说是指国外。对北京出身的我，是中国之外吧。
正体写的国字，或被围墙圈着，或通域，鲁迅先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初版的封面作《或外小说集》，并不是别字。值得讨论的倒是现时在大陆和新加坡使用的简体“国”。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推出的《简化字方案》的字表，并非发明创造，绝对多数的字源于早已流行的简体或者俗体，其中有些是复古，推新出陈，比方搬出《说文》里的异()、尔()、从()，《字汇补》里的义()和画()，而后字在《礼记》中就是後字的或字。最近还有人写文章怪共产党把“皇后”和“後事”搅不清了，其实得怪孔夫子的。“国”字与上面的绝大多数不同，流行有年的俗体是“国”比“方案”少一个点儿。小时说唱本里的字，除了国，还见过、、、等写法，但没见过“国”字的面儿，恐怕是我读书少吧？徐则敏先生论简体俗字，曾举出一些重新会意构成简字的例子，例如米加占可以是粘，就不必黍加占去黏了；人加本即是体，便不用骨加才可以。他认为国字亦是会意，是口加王。照我领会这意思，恐怕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用墙把皇上老儿保管好即可，犯不着更多费笔墨。徐先生著说时大概也没见过“国”，否则，口加玉凭什么不能是璞呢？是否在一九五六年才替国字添上一个点儿，尚待方家指订；若是，这个点儿加得很中规式——不论《共同纲领》还是《宪法》，新中国是没有王的，只有人民的领袖叫主席。当然不能简化出个“”字来，别的毋论，单说这字长得那德性就叫人烦，上下左右都不痛快。也不能简化成囚，这字早有了，也很叫人不痛快的。有人说或和玉是同音(这里是从古训，或和域相通)，那么，国的核心是被挖出来改成形声了；虽有些怪，倒是比另一些人说那玉是代表国玺(玉是玺的半体)易为被人接受些。总之，非要说“国”是形声简字或是半体简字的一种变通，我不是不接受，不接受也没用，但我一直弄不懂在形声、会意、通借、古体、半体、破体、首尾、改体和仿草书这九种方法之外，是否有第十种——把早已通行有年的俗体简字因“可以理解的原因”添上点儿。事关国体或长治久安，替某个字加加减减的事是经常在中国发生的，“蒋匪介石”、“毛犯泽东”之类是很笨的办法，有皇上的年月，干脆给乱党祸国者的名字加个非人的偏旁，比如犬旁，对“圣上”的字号则“敬缺末笔”，表示没有它，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搞迷信，没有用，留下来的不过是笑话而已。杨坚封于随，后代北周为君，灭陈，得天下，出了个随文帝。老小子不乐意，觉着好不容易才夺取了政权，当上皇帝就不能再走，把隋字的走之去了，作他的隋文帝。走之没了，朝廷却只历三代，共治不足四十年便“走之”了。李某人登基，号大唐，现如今的老华侨回中国还叫“返唐山”，并没有说“返隋山”的神经病。
读书，无聊才读书，或者说是见着域外的中国人多数不大读书，甚至很多留学生也不读书，成天忙着端盘子扫地赚外汇，活得挺无聊，所以我才读点儿书。
域外是很有些书读的，仅就中文书说，值得念的也太多。比方常常被大众(是他们构成的所谓读书界的多数，若果只靠专业的读书人，作家更没地方抽版税了)挂在嘴边上却不得识见的《金瓶梅》、《九尾龟》等不能说不黄，又不能说没有文学价值的书，如果对版本没什么要求，大城市的公共图书就能借到，好本子，澳洲国立大学的亚洲及太平洋图书馆有几种，其中的一种《金瓶梅》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也没有的。很可惜，这本子在近几年竟弄残了，被撕去了几页插画，另外几个版本也间有佚页缺张，少的都是“洁本”删去的“脏话”。何人所为，馆方是很有数的，但不要我说，怕的是可能影响友好交流，只是静悄悄地改革了自开馆以来施行多年的规矩，不再全部图书开架陈列，有些书刊要和中国的图书馆一样假手出纳员并且签名画押。我所在小城的公共图书馆也在改革，原先只要登记个住址就能办理的借书证，近来变成了要出示足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如果借中文书，对不起，请付押金。单收中文书押金，并不能算种族歧视，规定所及的仅是书，不是人，而非华人或华裔的澳洲人，未必是都不懂中文，不借中文书。至于有些炎黄子孙们确实有把公共的书收藏到自己书架的习惯，当然也不算稀罕事儿。曾见某位前音乐家也许她现在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在相夫亲子之余收集了大概上百本公共图书馆的中文小说，主要是金庸、琼瑶和亦舒，经验是“只借不还，再借不难”，让我不得不猜是她和她的同党促进了澳洲公共图书事业的改革。我不能说英法德意日等文种的书都会依期归还(我家也偶有超期的英文书在大扫除时才匆匆寄回去)，但我相信事态并不很严重，至少没谁把图书馆吓得不敢开放，靠罚没金钱来整顿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书，只要稍“历史”一点儿的，在域外看也未必不方便。例如“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之类的原始资料，通过世界上几家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汇编整理得有模有样，使用起来很顺手。至于原本是“发至地师级”或“发至省军级”，只要您能念得懂，就算够级了。文革非正式出版物，红卫兵的传单和小报，在北京是几把锁守着的，在这里，只要您不怕头痛，即便是我所在的小城的大学图书馆，也能找出老大的一堆——虽然尘封已久，虽然绝对多数是影本，却终是比没得看强。善本，当然是没法和中国比的，但不是没有，意外一见，不单让人惊喜，而且也有些惋惜。例如《皇明九边考》，明野史载有边陲事的属清廷首予焚禁之列，所以这部书在民国时代即是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一九八六年春我沿黄河故道采访，很想看看这部涉及黄河中上游人事的书，北京图书馆不借，连商务印书馆在抗战前的影本也不能外借。有次在这里的图书馆闲逛，偶然发现它老兄很随便地躺在书架上，端的是嘉靖本。我没借，晚了，没用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幸免于火的老书不很多，于是单是经书就烧出了一大批“新善本”。这里的国立大学图书馆有一大堆经，手写、明刻、金陵、草场，全都睡得正香。“洋经”是国家图书馆的一项专藏——它拥有可能收集到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时间跨度数以百年，乃当今世界之最。可是这批“洋经”还是没有“无产者的圣经”《毛主席语录》的版本多，仅六年(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中国出版的“小红书”即有千种以上的版本——此数字很保守，所据只是我个人的收集所见。杂志和报纸也能看，而且都能看，《求是》和《争鸣》，《中央日报》和《人民日报》全在架子上和平共处着，可惜全到得很慢。
域外，读书，就这样地“域外读书”吧。细想，我们那可爱的国字在或外不是还有个框框，有口的墙吗？那么，骑在长城上看书也真是开心的事儿——而且很符合我这“域外读书”的名目。在这个专栏里，我正是要说些在域外读中文书的事儿。
好，您候着，下期咱们说“官倒”，两个字儿跟一部书，书叫《清史录》。
域外，最常见的解说是指国外。对北京出身的我，是中国之外吧。
正体写的国字，或被围墙圈着，或通域，鲁迅先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初版的封面作《或外小说集》，并不是别字。值得讨论的倒是现时在大陆和新加坡使用的简体“国”。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推出的《简化字方案》的字表，并非发明创造，绝对多数的字源于早已流行的简体或者俗体，其中有些是复古，推新出陈，比方搬出《说文》里的异(
读书，无聊才读书，或者说是见着域外的中国人多数不大读书，甚至很多留学生也不读书，成天忙着端盘子扫地赚外汇，活得挺无聊，所以我才读点儿书。
域外是很有些书读的，仅就中文书说，值得念的也太多。比方常常被大众(是他们构成的所谓读书界的多数，若果只靠专业的读书人，作家更没地方抽版税了)挂在嘴边上却不得识见的《金瓶梅》、《九尾龟》等不能说不黄，又不能说没有文学价值的书，如果对版本没什么要求，大城市的公共图书就能借到，好本子，澳洲国立大学的亚洲及太平洋图书馆有几种，其中的一种《金瓶梅》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也没有的。很可惜，这本子在近几年竟弄残了，被撕去了几页插画，另外几个版本也间有佚页缺张，少的都是“洁本”删去的“脏话”。何人所为，馆方是很有数的，但不要我说，怕的是可能影响友好交流，只是静悄悄地改革了自开馆以来施行多年的规矩，不再全部图书开架陈列，有些书刊要和中国的图书馆一样假手出纳员并且签名画押。我所在小城的公共图书馆也在改革，原先只要登记个住址就能办理的借书证，近来变成了要出示足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如果借中文书，对不起，请付押金。单收中文书押金，并不能算种族歧视，规定所及的仅是书，不是人，而非华人或华裔的澳洲人，未必是都不懂中文，不借中文书。至于有些炎黄子孙们确实有把公共的书收藏到自己书架的习惯，当然也不算稀罕事儿。曾见某位前音乐家也许她现在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在相夫亲子之余收集了大概上百本公共图书馆的中文小说，主要是金庸、琼瑶和亦舒，经验是“只借不还，再借不难”，让我不得不猜是她和她的同党促进了澳洲公共图书事业的改革。我不能说英法德意日等文种的书都会依期归还(我家也偶有超期的英文书在大扫除时才匆匆寄回去)，但我相信事态并不很严重，至少没谁把图书馆吓得不敢开放，靠罚没金钱来整顿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书，只要稍“历史”一点儿的，在域外看也未必不方便。例如“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之类的原始资料，通过世界上几家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汇编整理得有模有样，使用起来很顺手。至于原本是“发至地师级”或“发至省军级”，只要您能念得懂，就算够级了。文革非正式出版物，红卫兵的传单和小报，在北京是几把锁守着的，在这里，只要您不怕头痛，即便是我所在的小城的大学图书馆，也能找出老大的一堆——虽然尘封已久，虽然绝对多数是影本，却终是比没得看强。善本，当然是没法和中国比的，但不是没有，意外一见，不单让人惊喜，而且也有些惋惜。例如《皇明九边考》，明野史载有边陲事的属清廷首予焚禁之列，所以这部书在民国时代即是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一九八六年春我沿黄河故道采访，很想看看这部涉及黄河中上游人事的书，北京图书馆不借，连商务印书馆在抗战前的影本也不能外借。有次在这里的图书馆闲逛，偶然发现它老兄很随便地躺在书架上，端的是嘉靖本。我没借，晚了，没用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幸免于火的老书不很多，于是单是经书就烧出了一大批“新善本”。这里的国立大学图书馆有一大堆经，手写、明刻、金陵、草场，全都睡得正香。“洋经”是国家图书馆的一项专藏——它拥有可能收集到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时间跨度数以百年，乃当今世界之最。可是这批“洋经”还是没有“无产者的圣经”《毛主席语录》的版本多，仅六年(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中国出版的“小红书”即有千种以上的版本——此数字很保守，所据只是我个人的收集所见。杂志和报纸也能看，而且都能看，《求是》和《争鸣》，《中央日报》和《人民日报》全在架子上和平共处着，可惜全到得很慢。
域外，读书，就这样地“域外读书”吧。细想，我们那可爱的国字在或外不是还有个框框，有口的墙吗？那么，骑在长城上看书也真是开心的事儿——而且很符合我这“域外读书”的名目。在这个专栏里，我正是要说些在域外读中文书的事儿。
好，您候着，下期咱们说“官倒”，两个字儿跟一部书，书叫《清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