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戴着面具,在刀尖上跳舞。他们是《潜伏》中的余则成、《暗算》中的钱之江,是《007》中的詹姆斯·邦德……翻开历史,这些人物并非完全虚构,他们是“深海”吴石、“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风流倜傥的达斯科·波波夫。
　　
　　“深海”吴石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恐怖肃杀的气氛。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4名五花大绑的犯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时针指向16时30分,阴霾低垂,枪声齐响,4人同时向前扑倒。随后,当时的台湾著名记者龚选舞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震怒,竟要亲眼看见吴石被枪决后的照片呢?
　　
　　一、盗图
　　1949年11月24日,“风信子”号海轮驶出了香港维多利亚港。船舷上,一位40来岁、面容端庄的女子凝望着大海。她叫朱枫,真实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工,真名朱谌之。
　　3天后,“风信子”号在台湾南部的基隆港靠岸。次日,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上,朱谌之与“老郑”接上了头。一周后,在“老郑”的引见下,她见到了吴石。
　　吴石生于1894年,“密使一号”、“深海”是吴石在不同阶段的代号。吴石将她领进家中书房,掀开北墙上一个钉有蝴蝶标本的镜框,打开了藏在里面的秘密保险箱。他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谌之的手里,说道:“朱谌之同志!这盒里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内地。”
　　胶卷上记录了完整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国民党军部队番号、代号、官兵人数、武器配备;另外,还有《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
　　3天后,朱谌之在基隆码头把这批重要情报交到了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的手中。
　　《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其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定下了1950年夏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就在拿到《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5个月后,粟裕向中央军委上报了16个军近70万大军攻台的终极作战方案。华东局甚至已经拟定了占领台湾后的政权组成人员名单。
　　不难想象,吴石“盗来”的作战地图在粟裕大将的攻台方案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为此,毛泽东特为吴石题写五言绝句以示嘉奖: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遗憾的是,历史在1950年拐了一个弯。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共和国的战略重心北移,攻台战役被无限期延迟。吴石用生命换来的绝密军情没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二、潜伏之路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用一个经典的合成单词总结出一个人背叛自己祖国或组织的理由——MICE——金钱(Money)、思想意识(Ideology)、良心(Conscience)和自负(Ego)。
　　吴石原本是国民党高官,从国民党高官到中共特工的转变,金钱不是理由。吴石天资过人,一生怀才不遇。从保定军校(国民党军队体系中仅次于黄埔军校的老牌军事院校)到公派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每遇毕业考试,吴石总是名列榜首。回国后,吴石长期在国民党军参谋系统供职,主持编写《日本作战之判断》。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还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广为咨询,深为嘉许。十余年间,吴石钻研学术,著作等身。以此天资才华,却因不谙官场规则,一生未得重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委吴石以重任,吴石进入军队最高决策圈。
　　吴石选择成为潜伏者,恐怕更多地还是源自那个“I”(思想意识)。
　　


　　据吴石同窗、解放后曾任广东政协副主席的吴仲禧回忆,吴石对共产党人向来有好感,“他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在珞珈山听过周恩来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而吴石的忘年好友何遂亦与中共关系密切(何家三子一女一媳均为中共地下党员),正是他把吴石介绍给了李克农——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著名的“龙谭三杰”之一。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党军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准备直运台湾。吴石已经下定决心待机起义,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将档案全部转移匿藏。最终,298箱8大类6800余卷绝密档案全部交给了解放军。吴石还向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递送了大量情报,为解放军日后的平叛、剿匪、肃清敌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三、忠诚与背叛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
　　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做掩护。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以想象。吴石与朱谌之前后秘会6次,从未被发现。问题出在台湾工委,也就是与朱谌之——吴石这条情报链相平行的另一条情报线路。
　　1950年1月29日,“老郑”蔡孝干被捕。作为唯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台湾发展党组织。令人意外的是,蔡孝干在被捕后一周就彻底叛变。而此时的朱谌之对“老郑”的被捕毫不知情。
　　1950年2月2日,已经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的朱谌之意外地见到了吴石的副官聂曦。聂曦的紧急约见已经违反了常规,而他给朱谌之带来的更是晴天霹雳:“‘老郑’已于一周前被保密局抓获。现在,他已全面招供……而且首先供出‘那边’过来的特派员就是你……当局随时都可能对你下手。你必须立即转移,一刻也耽搁不得!”
　　风云突变,朱谌之迅速按照吴石的建议转移到阿里山大酒店。此时,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定海(当时仍为国民党军占据)。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与此同时,台湾保密局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查到了吴石的名字,于是蒋介石亲自批捕。在对吴石住宅的搜查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
　　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捕,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四、“深海”归来
　　假如没有蔡孝干的叛变投敌,吴石的潜伏生涯还将继续下去,以他的“根红苗正”、耀眼头衔以及在台短短一年间搞到的情报,或许他会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潜伏者、真正的“深海”。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2000年,吴石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
　　
　　惊心动魄的24小时
　　
　　钱壮飞生于1895年,是中共历史上最杰出、也是最成功的谍报人员。1931年,在24小时内,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党中央。
　　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种人生,有的如蜡烛般安静燃烧,缓慢地释放生命的热量,而有的则如同闪耀在天际的烟花,将一生的能量集中在一刻绽放,华美无匹。
　　
　　一、截获密电
　　1931年4月25日夜,南京中央路305号正元实业社。这天是星期六,除了门卫和几个机要人员,只有钱壮飞留下来值班。
　　正元实业社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大本营。这个夜晚,机要员连续送来五封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中共安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资深谍报人员钱壮飞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趁着徐恩曾前往上海度周末未归,钱壮飞掏出密码本开始破译这些从国民党武汉行营发来的密电。
　　


　　电报一: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
　　电报二: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电报三: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电报四: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己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电报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盂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译出第一封密电,钱壮飞就已经大惊失色。电文中所说的黎明便是中共特工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顾顺章就是一张“活地图”:他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所有成员的公开身份、住址、活动内容和中共在上海的所有秘密机关所在地。他的叛变意味着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搜捕即将拉开序幕,中共中央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搜捕中遭遇灭顶之灾。
　　
　　二、紧急部署
　　钱壮飞一面为中共中央的命运担忧,同时也感到些许幸运,如果不是徐恩曾对他信任有加,自己连看到这些电报的机会都没有。钱壮飞冷静地考虑该怎样应付这一突发事件——押运顾顺章的货轮几小时前已经起航,最迟4月27日上午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4月28日就有可能进行大搜捕。情报最迟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交在上海的李克农,否则根本来不及转移。今晚11点还有一班南京到上海的特别快车,次日晨6点25分抵沪。他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到了10点,离宁沪特快发车只有1个小时了。钱壮飞立即回到隔壁自己家中,对女婿刘杞夫说:“杞夫,你马上坐夜班车到上海去,带一个口信给舅舅,你听好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钱壮飞所说的“舅舅”,就是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潜伏、担任电务股长的李克农,“天亮”即黎明,指顾顺章,“已走”、“病危”隐喻他己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
　　送走了女婿,钱壮飞意识到,自己离开南京,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还不能轻举妄动。钱壮飞再次回到正元实业社,这时机要员又送来一封加急密电,钱壮飞立刻译出:切勿让钧座以外的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暗示武汉方面已经知道徐恩曾身边有中共潜伏特工,同时他也担心刘杞夫找不到李克农,遂决定亲自赶往上海。钱壮飞迅速把六封密电恢复原状,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这里是国民党整套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名为党务调查科工作,实际里面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同志转移。
　　
　　三、因钱壮飞一救,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
　　第二天清晨,钱壮飞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列车。与此同时,刘杞夫终于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李克农马上通知了陈云,陈云又找到了聂荣臻,聂荣臻急忙赶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听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时,大惊,马上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紧急应变措施——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中共江南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立即搬家,顾顺章熟悉的同志、尤其是中共特科的人全部撤离上海。同时也向顾顺章所知的天津及其他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发出了立即撤退的警报。
　　26日晚,各个机关全部开始了紧急大搬迁。
　　从4月28日到30日,接连三天三夜,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军警和特务冲进了天蟾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庄,冲进了中共军委、组织部、办公厅、秘密电台、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少共国际等几十处秘密机关,然而,每一处都是人去楼空,特务没有抓到一个重要人物。
　　当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之后,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
　　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真实版007
　　
　　达斯科·波波夫生于1912年,1941年加入英国军情六处,在诺曼底登陆前迷惑德军的情报战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委身纳粹狼穴,为盟军的胜利甘冒种种危险,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就。他被西方谍报界誉为最勇敢、最快乐的谍报天才,具有巨大的魅力和个性上的吸引力。伊恩·费莱明以他为原型,创作了闻名世界的“007”——詹姆斯·邦德。
　　达斯科·波波夫(1912—1981年),南斯拉夫人,出生于富商家庭。1940年,他在好友强尼·杰布森的劝说下加入纳粹间谍机构。但他从心底里反感希特勒的政策,于是偷偷与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取得联系,英国军情六处正式招募了他。
　　1941年7月,德国人派波波夫前往美国建立一个间谍小组。波波夫结合自己发现的种种迹象,判定日本人很有可能袭击珍珠港。在军情六处的协调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接见了波波夫。胡佛十分瞧不起这位花花公子,因此对波波夫提供的日本可能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不屑一顾。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波波夫的情报得到了验证。
　　
　　一、制造假情报
　　为了实施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两栖登陆作战——“霸王行动”(即诺曼底登陆),英国军情六处要求波波夫务必要使德国情报机关相信,反攻将在加来海峡开始,而且在第一批部队登陆之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批实力更强的部队在同一地区登陆,在波尔多地区可能也有一股部队登陆。此外,还要像虚设假情报员那样,制造假军队。
　　


　　为了完成任务,波波夫如同进行猎狗迫野兔的追逐游戏那样,设置了一些细小的标记,引诱德国情报机关去追逐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们向阿勃韦尔提供了大量有关师团的驻地、部队的调动、物资供应地等情报。为了使这些假情报更能迷惑敌人,他们又掺入点滴真实情报加以润色。为了愚弄纳粹的窃听机构,波波夫建立了一个高频电台,24小时连续工作,模仿虚设的部队转移情况,不停地从师团向司令部发报;为欺骗德国空军侦察机,他们又提供了事先伪装好的假军营的住址情报,使德国人对飞机拍下来的照片深信不疑;为了使德国人更相信情况,他们又向中立国的大使馆泄漏有关方面的消息,再由其传到阿勃韦尔的耳朵里去。
　　
　　二、“被香槟滋润着”
　　达斯科·波波夫那充满危险而高度紧张的工作使他决心要在非工作时间内尽量过舒适的生活。他在伦敦最豪华的酒店之一——莎威有一个常住套间,经常在高级餐厅用餐、在伦敦最昂贵的俱乐部打桌球、到最“炫”的夜总会跳舞至凌晨。他的生活被形容为“被香槟滋润着”。他在酒杯里调配隐形墨水,他离不开女人——他写给女友(当然不止一个)的情书在信封上都印有“皇家服务”字样,这些享有尊贵待遇的信都被开封检查过。
　　“三轮车”一直拒绝接受英国情报机构付给他的报酬,他罗列了两个理由:“我非常乐意为一个我全心崇敬的国家服务;德国人付给我的薪水已经够我花了。”但似乎英国军情六处要时不时地“搭救”他。在一份档案里这样写道:“1941年3月14日,星期五,‘三轮车’在莎威的餐厅发现口袋中的钱不够付午餐的账单(——求助),看来他在前一天夜里花了不少钱。”
　　二战结束后,波波夫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1974年,出版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书中有句名言:“要使自己在风险丛生的环境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对生活太认真”。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