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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林彪事件，“文革”运动已不像60年代中后期那么狂热了，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浪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
1974年1月，我高中毕业，因当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改动，小学六年制改成了五年制，中学六年制改成了四年制，我6岁上学，所以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
当年上学时，各班教室后面墙上都有两块班办的“文化阵地”，一曰“学习园地”，一曰“批判专栏”，班级教室外的后墙上还有一块属于各班对外宣传的“黑板报”，一周或两周换一期。因我一直喜欢画画，水平在同级学画的同学中也属于“佼佼者”，因此班主任指定我来主持完成专栏园地黑板报，刊头插图尾花、版面编排设计、标题字和正文书写，水准较其他班都要高些，每“刷新”后总会引来“围观”，“点赞”一片，这让我很是得意，颇有些成就感。记得给我们上数学课的董姓老师是別班班主任，为此一直想挖我去他的班，我班班主任当然不肯！因在画画上有些特长，高中毕业后一度被我所上的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称兰州32中）团委老师抓差“返聘”一段时间搞宣传，办了好几期有关“批林批孔”和“上山下乡”的墙报，也画了不少同内容的漫画。
对当时的学生来讲，高中毕业意味着学业的中断。下乡插队对我们来讲是个越不过的坎，在当时，这是衡量一个人革命彻底不彻底的重要指标，插队光荣，逃避可耻！“上山下乡”考验着每一个同学，同级毕业的同学已一拨接一拨地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那时有个政策，独生子女和身体病残者可以留城不去插队。我11岁时曾剧烈腹痛，医生诊断为阑尾炎，却因手术时未能找到那段没用又喜欢添乱的肠子而白挨了一刀，之后不知注射了多少青霉素和链霉素才保住了命……后又发作几次住院，又是钡餐又是钡灌肠透视，折腾了好几次，医生疑阑尾炎复发或肠粘连或肠结核，终未确诊，打针输液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缓解出院。父母担心我插队病症急发，农村治疗不便，也试图以身体原因让我逃避插队，但这要有医院住院病历作为证明，不幸的是，我父母几乎翻遍了家里所有的角角落落，终未找到。奇怪的是，我这个疑难病症自插队到现在，40多年再没发作。而这时，同级毕业同学早已下到了农村。因各种原因没下去的同学或等待招工，或等待隨下一届毕业生一起插队，成了无业游民，而我也便成了这些无业游民中的一员。
做无业游民的滋味不好受，我便每日和厚脸皮认识的邻居——一位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以及他的一群学生（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学画，或泡在师大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因常去图书馆，引起了一位有些年纪的图书管理员的注意，或许他看我是插队的“适龄青年”，有一次竟然悄悄问我为什么没去插队，并告诫我这是一个“方向”，严肃教育我不能回避而必须面对并应该积极响应才对。还没等到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倒是先把我狠狠教育了一番！
当时社会风气不好，可能“文革”武斗的余波还未荡尽，待家无事可做的半大小子，常常将约打群架当作一种释放剩余精力的“时尚”，父母担心我也卷入其中。刚好一位亲戚介绍我去市里一建楼工地做临时工，每天工钱1.5元。挖地基、拉砖头、攀爬脚手架、上下楼梯间，与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完全一样，做着小工的杂活、累活、脏活、力气活，每日起早贪黑，晨出晚归，中午吃完自带午饭后在工地角落找几个草甸子歇息一会儿，晚上放工竭尽全力拼上性命挤公交车回家。那时公交车少，上下班高峰期每个公交车站都有上百号人候车，挤公交车真像打仗一样！
大约做了几个月苦力，又有邻居介绍我和一位同样留守的同学去离家较近的一所小学帮忙教课半年，刚去时每月工资13元，校长看我们干得不错，两个月后工资涨到了24元，并关切地讲这可是工厂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要我们好好干！
稀里糊涂中，一年过去了，74届高中毕业生新一轮的插队浪潮又如期而至，我在万般无奈中报了名，领了一身专供知青的灰色“军便服”（好像是淘汰下来的军装），又去派出所注销了兰州的户口，与低我一届的同学去了这一年西北师范大学子弟集中插队的地方——甘肃东部、靠近陕西的平凉地区灵台县梁原公社。从此，我插队落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奔赴梁原
从兰州到插队的目的地梁原，我们走了差不多整整两天。
1975年5月25日一大早，我们点五男三女八个同学外加几个搭便车回家的灵台籍教师家属一行10多人，乘西北师范大学派的专车——一部旧解放牌卡车开始了我们奔赴广阔天地的伟大征程。
卡车的座位是师傅按人体工学用行李围成的，大家靠车货箱板围坐成一个圈，中间的行李整齐地排列，途中“风餐”时可当“餐桌”。之所以说“风餐”，只因为车上连隔风、避雨、防日晒的篷布也没有。我们翻山越岭，一路颠簸，在陇原大地上驰骋奔袭了两天时间，完成并尽享了这革命而又浪漫，并富有深远意义的行旅！
幸运的是，一路上竟然没下雨。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一天天黑时到达会宁县城，我们在一车马店夜宿。五个男生打通铺，被子脏得像打了鞋油，难闻的酸臭味让人窒息。而最让人担心和顾忌的是被子里是否会有虱子，几个同学选择了裸睡，早晨起床后又是跳又是抖，将全身捋个遍才敢穿衣服。
第二天黄昏时，我们抵达插队地梁原，由于我们点的房屋还没盖好，便借住在县里一苗圃的职工宿舍里。宿舍里有两排平房，两人一间，宽敞的院子里长满了树，环境还算不错。待到天亮，点长吆喝集中开会见村里领导时，看到同学们的脸已被这两天的“野营拉练”晒得红里透亮，有的同学额头、鼻梁上已开始掉皮。男同学脸皮厚还好，几个女同学像是化了妆又被雨淋过一样，好在那时大家都怀揣着一颗坚决革命的赤热、滚烫的心，谁也不在乎！
又过了几天，水土不服开始侵扰几个同学，有位男同学身上大大小小的疙瘩连成了片，奇痒难忍，他不知从哪里找了把钢刷子挠全身，直挠到流血，待破处结痂再挠，持续反复，无穷尽也！我们从兰州出发时专门带了一袋兰州土，据说混在吃水缸里搅拌均匀等变得澄清了再饮用，会治水土不服，我们如法炮制，却并无效果。庆幸的是，由于小时候我在农村待过，并未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 接下来的岁月，我们已做好了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准备，“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不仅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决心，并将付诸我们的行动中！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日来，点里的同学还总拿个笔和本去找上了年纪的老农屈膝谈心，访贫问苦。
在这个小小的偏僻山乡，我们每个人献出了三年多的美好青春。
自此，梁原的山川塬峁上有了我们年轻的身影，梁原的曲径小路上印满了我们的足迹，田间地头也留下了我们爽朗的笑声。也许某棵树下、某处角落里，也曾流下过某位同学伤心的泪水……
麦客
曾读过一篇名为《麦客》的小说，作者邵振国，发表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陇东、陕西的一些地方，到了麦收季节，麦子随着气候由东向西渐暖而渐熟。因山地较多，加之机械化程度不高，在我们插队的平凉一带，仍然保留着以前“麦客”帮活的传统。一般来讲，麦客出门大半个月，带着镰刀、行囊，随着麦子不同的成熟时间，一路由东向西割来。除吃饭由东家管外，还可挣到一些银两，我们那时割一亩地的酬金是1.5元，但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钱统一由随队的村领导收了交公，给每个帮活的人记工分。平日出工壮劳力每日1～1.2个工分，女性知青刚去时，每天只有0.8个工分。不同的村队分值不同，好一些的村，每个工分值0.2～0.3元，而我曾待的八里屲，每个工分值0.08元。也就是说，劳动一整天，才挣8分钱。麦熟时节，当地许多青壮劳力便踏上了吃住异乡的行程，当起了麦客，我和我们点的一位叫王立强的同学也当过一天半的麦客。
时间是我们插队的头一年夏季。灵台县里一级级通知下来，说我们插队的梁原公社的邻社龙门的麦子已熟，而地处山区的村民大多有大骨节病（一种当地流行的地方病，患者普遍矮小，腿和胳膊无法伸展，胳膊肱骨很短，小腿很细，无腿肚，手指从食指到小姆指一样齐。走路左右摇摆若鸭行，所以当地也称患此病者为“拐子”），劳动力很弱，需要邻社麦客支援收割。当地青年都知道做麦客是个苦活，不太愿意报名，大队干部反复动员和强性指令了10多个当地青年，我和同点的王立强同学狠斗“私”字一闪念，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踊跃报了名，加入了这个由精壮劳力组成的麦客帮队。
常言“麦黄如山倒”，麦熟就是命令，麦地就是战场！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出发，第二天黎明时分，已攀山越岭30余里路，到达了目的地。为赶在太阳升高前多出成绩，出好成绩，顾不得奔襲的疲劳，我们手挥镰刀，随麦客一起潜进了麦田，随着“嚓嚓”的响动和麦浪的翻滚，每个人的身后躺下了一捆一捆的麦垛……
不知不觉到了正午时分，随队干部陪着几个挑着担子送水、送饭的中年妇女来到了田头。那桶里的水，可真是甘甜啊，胜过了现在的各种冰镇冷饮！
正午的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天上，山里的麦田找不到一丁点的荫凉。我们继续接受年轻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模仿他们用几个麦垛撑起个只能容纳一个人躺下的拱“帐”，地上铺上割倒的麦子。昨晚行路基本没睡，一上午基本没歇，我们顾不得麦芒的刺痛，也顾不得满地的小虫，刚一躺下，困意袭来，便睡着了。
待被村干部叫醒，我从麦“帐”探出头来，抖落钻爬在身上和衣里、衣外的蜘蛛、蚂蚁和各种小虫，伸了伸懒腰，揉了揉眼睛，看了看偏西的日头，手拎着镰刀，和立强等麦客又自觉地进入麦田里，找到了上午由自己拓出的甬道，撅着屁股，低着脑袋，双臂划拉着一把一把抓着麦子挥镰割去，坚强地挺进，缓慢地挪移……近傍晚，我们终于晚于其他麦客，完成了我们的定额，可以到村里休息了。
晚饭后，当地人带我们到了夜宿的地方——一所小学中一间有几张课桌的教室。窄窄的课桌，每两人睡一张。我和王立强并排睡在上面，好像总有半个身子悬在空中，然而，奇怪的是，一整夜谁也没有掉下来。可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半夜到黎明时的寒冷，这地方的白天和夜晚犹如冰火两重天！因为是夏天，我俩都只穿背心套衬衫，再没带别的衣服，可没曾想晚上会这么冷！两个人就这样在夏天里的寒夜挨到了天明……经过这白天一夜的折腾，第二天，我和王立强身体出现各种不适，考虑到我们的承受程度，村干部果断地做出决定，终止了我们的麦客行为，打发我们回去了。
在回程的路上，我和王立强总有一种“革命不彻底”的感觉，羞愧和自责的情绪挥之不去，如影随行。
丈量祖国的大地
插队的第二年暑期，我参加了由灵台县农业局组织的“十年远景规划”活动，成员都是从各学校抽调来的教师，分七八个组，每组三人，一个指挥，一个读罗盘仪或水准仪，一个绘图。我们这些被临时抽调的人员集中在公社，经专业人员简单培训后，便背上仪器、塔尺和绘图板，每日奔波穿行，出现在全社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山川沟壑。每到测绘点，由手拿小旗的指挥员指挥当地派工的跑尺员跑动找点，执罗盘仪（或水准仪）的人员测量获取数据，经过计算，绘图员在已晒好的标有基本坐标点的蓝图上，找出各种数据点，再由点连线，绘制出测绘地的山川地貌、路径河流、农庄村舍、井口灌渠等。我在组里担任绘图员。其实，工作几天后，为调整工作的单调性，三人小组中每个人都学会了指挥（兼计算）、读取仪器数据和绘图。严格来讲，每个组应是四人。跑尺员是我们辗转到每个村队由队干部指派的社员，其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肩扛塔尺，一切听从指挥，随指挥员手中的小旗，在距我们三五十米外的地方行走、驻足、竖尺……炎热的夏季，红日当头，在没有路的测量地，来回穿梭，上下攀爬，一天下来，汗流浃背，十分辛苦！
几天后，我们测量组到了距我们点20余里地的横渠大队。这个队有个知青点，点上的同学也是师大子弟、我中学时的好友。这个点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昔日的插队同学，今日有北大教授、厅级官员、企业老总、哲学家、艺术家……不一而举，真可谓卧龙藏虎。行至此地，我再不愿住在前些日子跳蚤肆虐、虱子泛滥的老乡家，在该知青点与同学共挤一铺（插队时串点，常常这样，不足为奇）。 点上有位叫潘刚的同学，是我的好友，大高个，四方脸，鼻挺唇阔，浓眉大眼，仪态英武，气宇轩昂。他与人交谈时无论反对还是赞许，常常抿嘴小吸气，两腮上显露出男人们少有的一对酒窝，再微侧摇一下脑袋，透出一种酣畅的帅气……该同学善理数，喜诗词，其创作的现代诗作在插队同学中享誉盛名！ 我到了点上，他问明原由，在我“描绘祖国蓝图”的感召下，也撂出一句“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的豪言壮语，主动向队干部请命，担任我们的跑尺员。我认为这活儿很辛苦，极力劝阻，他却不以为然，坚持他诗人的浪漫情怀。第二天，他便扛着分量并不轻的塔尺随我们出工。这天，我读罗盘仪，小小的仪器镜里，他高大的身影变得微小，随指挥员旗子的摆动东奔西跑。从日出到日落，临近收工时，我从仪器镜里看了看他小小的身影，矫健的步履不再，肩扛塔尺疲惫地走着，习惯中晃着的头耷拉下来，在余晖的旷野里显得特别孤独。我突然有一种伤感袭来，泛潮的眼睛模糊了我经罗盘仪看往远方的视线…… 乡村教师
當时，在我们梁原插队的70多个知青中，我可能是劳动最少、收入最高的一个。因为插了三年队，当了两年的老师。
插队第一年，公社领导便发现我画画、写美术字的特长，总派我在全公社房前、屋后的墙面上写标语，办墙报专栏。第二年，公社从每个知青点抽一名有艺术特长的同学去所在地的学校当老师，我遂被派到离知青点10多里的八里屲——只有10多户人家的山沟沟里的复合班学校。学校仅有一间歪歪扭扭的房子作为教室，土坯台撑着几个木板便是学生的课桌。学生有10多个，分成小学一、二、三年级。就我一个老师，三个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全由我一人教。
我的宿舍是邻教室靠崖边上一个黑漆漆的窑洞，洞顶上一条半弧形的裂痕托着一个洗衣机大小的土块摇摇欲坠。窑洞深处是村里曾蓄粮的两个大囤仓，虽然仓里已没有粮食，但曾经养大的老鼠留恋故地，夜深人静时总要来造访……好几次，吱吱的尖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点起油灯，发现地下、墙上、仓边全是小猫般大的老鼠在快乐地追逐、嬉戏……奇怪的是，这些家伙一点也不怕人，一个个瞪着绿豆大的眼睛盯着我看，目光中透着示威和挑衅，好像是我侵占了它们的地盘。
这个时候，我的月收入是10元人民币。
八里屲没有一块平地，到处是山沟沟。我和村里人都住在阳面半山上。太阳从对面山的左面升起，划条小弧线后又从对面山的右面落下，日头好像从未当头过，所以，对面的山总是阴着脸。
细数起来，村里人一家比一家穷。我的邻居生了三个孩子，那年冬天，临过春节，男主人突然将他家的鸡全部卖给我（公鸡一只1.2元，母鸡一只1.5元），第二天，他家窑洞门上挂了一把锁，从此再无音信。村里人讲，他们是出门乞讨去了，当然也带走了我的两个学生。学校靠山下有一木匠严重超生，记不得他有多少个孩子，反正院里总有一群光着屁股的娃。有一个男娃10多岁，无论寒暑都光着腚，我送给他一条旧裤子，第二天他妈妈煮了10个鸡蛋拿给我。还有一家“五保户”，老夫妻年逾七旬，据说生了三个女儿都远嫁他乡，落得个孤苦伶仃。老太太小脚加大骨节病，行动很迟缓，常见她跪在一个木墩子上揉面做饭，看见我时，总笑眯眯的，很真实，很纯朴。有天半夜，老太太突然冲出窑洞歇斯底里地又哭又吼，惊动了全村人，原来是老头子离世了。没过多久，老太太也撒手人寰，从此，又有一家窑洞门上加了一把锁。
我的10多个学生，就是这些庄户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没裤子穿光着腚的娃。
到了第三年，我又被调入一个叫王家沟的中学（其实是当时有特色的“戴帽子”学校，小学五个年级，初中有初一、初二年级）当老师，学校有10多个老师。我负责初二的物理和初一的数学，还有全校的美术课。来这里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自己做饭吃，最大的无奈是晚上批作业，每班70多个学生，每每看着数学、物理两大摞学生作业本，直让人发狂！此时，我的月收入是15元人民币。因有些收入，同学们总逼我在公社的一个小餐馆请客。
虽然逃避了劳动，还有些收入，但让我最受不了的是，离开了知青点，离开了同学，莫名的孤独感时时袭来。
儿童节演出
1976年的儿童节即将到来。在此前半个多月，公社文教干事通知各小学负责人开会，议题是“为让祖国的花朵能过一个祥和、快乐、幸福的‘六一’儿童节”，公社决定，届时将组织全公社各学校大型文艺汇演活动，以精彩的节目向“六一”献礼！我请示干事，要不让孩子们准备节目，他说，到时组织娃娃去公社观看演出就行，像我们只有一个老师10多个学生的复合班，没条件就算了。
回到学校，我看着眼前的这群孩子，有的光着腚，有的赤着脚，有衣服穿的也是衣衫褴褛，比现在街面上行乞的叫化子穿得还破。有个孩子，眼看夏天到了，还穿着条破棉裤，被磨破的裤档分不清是布料还是棉花，结成一个个小串串，还总不小心露出光屁股。除几个较大点的女娃，其余大部分的孩子连鼻涕都擦不净……看着他们，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这些也许从小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的穷孩子也拿出节目，参加汇演！
我们点上有人才，有的在中学时就是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其中有位女同学，舞跳得很好，我通过请示队干部诚恳地邀请她，她欣然答应，做起孩子们的舞蹈老师。她不辞辛劳地一次次来到这个日头永远照不全的八里屲，一遍又一遍地给这些从没露过脸的山里娃教起了舞蹈。
很快到了“六一”，汇演活动时间安排在下午。一大早，我带着这10多个娃到了知青点上。我给男娃理了发，洗了脸和手（手上厚厚的垢痂，很难洗掉），穿着稍干净点的衣服，有些同学衣服太破，我又不得不从自己的衣箱中找出几件换上，虽不合身，但也整洁。舞蹈老师和点上其他女生负责打扮女孩，也都拿出了自己的衣服针线改制。梳洗打扮一番，这些从来都是脏兮兮的山村半大女娃子，瞬间出落得有模有样了，一个个高兴地“打情骂俏”，扭捏作态，臭美得不得了。
中午时分，我和舞蹈老师带着这些面貌一新、染着红脸蛋、涂着红口红的山里娃，排着队，顶着阳光一路行军一路高歌（他们会唱三四首歌，都是我教的，但走调走得惨不忍听），来到公社演出地——灵台县四中学校操场。就这样，他们参加了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大型”文艺汇演。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节目居然获奖了！
演出结束后，这些孩子抱着玻璃框装着的奖状高兴地哭，化妆过的脸被眼泪洗成了小花猫！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茫然地哭，几个女孩子紧紧抓着舞蹈老师的手和胳膊，仰着头看着她，眼里的泪水哗哗地流，不知是哭，还是笑。
直到人群散尽，孩子们还是迟迟不愿走，在我的一再摧促下，他们才一步一回头、极不情愿地离开了那个喧闹之后显得格外寂静，又有些零乱的操场。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林彪事件，“文革”运动已不像60年代中后期那么狂热了，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浪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
1974年1月，我高中毕业，因当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改动，小学六年制改成了五年制，中学六年制改成了四年制，我6岁上学，所以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
当年上学时，各班教室后面墙上都有两块班办的“文化阵地”，一曰“学习园地”，一曰“批判专栏”，班级教室外的后墙上还有一块属于各班对外宣传的“黑板报”，一周或两周换一期。因我一直喜欢画画，水平在同级学画的同学中也属于“佼佼者”，因此班主任指定我来主持完成专栏园地黑板报，刊头插图尾花、版面编排设计、标题字和正文书写，水准较其他班都要高些，每“刷新”后总会引来“围观”，“点赞”一片，这让我很是得意，颇有些成就感。记得给我们上数学课的董姓老师是別班班主任，为此一直想挖我去他的班，我班班主任当然不肯！因在画画上有些特长，高中毕业后一度被我所上的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称兰州32中）团委老师抓差“返聘”一段时间搞宣传，办了好几期有关“批林批孔”和“上山下乡”的墙报，也画了不少同内容的漫画。
对当时的学生来讲，高中毕业意味着学业的中断。下乡插队对我们来讲是个越不过的坎，在当时，这是衡量一个人革命彻底不彻底的重要指标，插队光荣，逃避可耻！“上山下乡”考验着每一个同学，同级毕业的同学已一拨接一拨地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那时有个政策，独生子女和身体病残者可以留城不去插队。我11岁时曾剧烈腹痛，医生诊断为阑尾炎，却因手术时未能找到那段没用又喜欢添乱的肠子而白挨了一刀，之后不知注射了多少青霉素和链霉素才保住了命……后又发作几次住院，又是钡餐又是钡灌肠透视，折腾了好几次，医生疑阑尾炎复发或肠粘连或肠结核，终未确诊，打针输液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缓解出院。父母担心我插队病症急发，农村治疗不便，也试图以身体原因让我逃避插队，但这要有医院住院病历作为证明，不幸的是，我父母几乎翻遍了家里所有的角角落落，终未找到。奇怪的是，我这个疑难病症自插队到现在，40多年再没发作。而这时，同级毕业同学早已下到了农村。因各种原因没下去的同学或等待招工，或等待隨下一届毕业生一起插队，成了无业游民，而我也便成了这些无业游民中的一员。
做无业游民的滋味不好受，我便每日和厚脸皮认识的邻居——一位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以及他的一群学生（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学画，或泡在师大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因常去图书馆，引起了一位有些年纪的图书管理员的注意，或许他看我是插队的“适龄青年”，有一次竟然悄悄问我为什么没去插队，并告诫我这是一个“方向”，严肃教育我不能回避而必须面对并应该积极响应才对。还没等到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倒是先把我狠狠教育了一番！
当时社会风气不好，可能“文革”武斗的余波还未荡尽，待家无事可做的半大小子，常常将约打群架当作一种释放剩余精力的“时尚”，父母担心我也卷入其中。刚好一位亲戚介绍我去市里一建楼工地做临时工，每天工钱1.5元。挖地基、拉砖头、攀爬脚手架、上下楼梯间，与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完全一样，做着小工的杂活、累活、脏活、力气活，每日起早贪黑，晨出晚归，中午吃完自带午饭后在工地角落找几个草甸子歇息一会儿，晚上放工竭尽全力拼上性命挤公交车回家。那时公交车少，上下班高峰期每个公交车站都有上百号人候车，挤公交车真像打仗一样！
大约做了几个月苦力，又有邻居介绍我和一位同样留守的同学去离家较近的一所小学帮忙教课半年，刚去时每月工资13元，校长看我们干得不错，两个月后工资涨到了24元，并关切地讲这可是工厂临时工的工资标准，要我们好好干！
稀里糊涂中，一年过去了，74届高中毕业生新一轮的插队浪潮又如期而至，我在万般无奈中报了名，领了一身专供知青的灰色“军便服”（好像是淘汰下来的军装），又去派出所注销了兰州的户口，与低我一届的同学去了这一年西北师范大学子弟集中插队的地方——甘肃东部、靠近陕西的平凉地区灵台县梁原公社。从此，我插队落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奔赴梁原
从兰州到插队的目的地梁原，我们走了差不多整整两天。
1975年5月25日一大早，我们点五男三女八个同学外加几个搭便车回家的灵台籍教师家属一行10多人，乘西北师范大学派的专车——一部旧解放牌卡车开始了我们奔赴广阔天地的伟大征程。
卡车的座位是师傅按人体工学用行李围成的，大家靠车货箱板围坐成一个圈，中间的行李整齐地排列，途中“风餐”时可当“餐桌”。之所以说“风餐”，只因为车上连隔风、避雨、防日晒的篷布也没有。我们翻山越岭，一路颠簸，在陇原大地上驰骋奔袭了两天时间，完成并尽享了这革命而又浪漫，并富有深远意义的行旅！
幸运的是，一路上竟然没下雨。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一天天黑时到达会宁县城，我们在一车马店夜宿。五个男生打通铺，被子脏得像打了鞋油，难闻的酸臭味让人窒息。而最让人担心和顾忌的是被子里是否会有虱子，几个同学选择了裸睡，早晨起床后又是跳又是抖，将全身捋个遍才敢穿衣服。
第二天黄昏时，我们抵达插队地梁原，由于我们点的房屋还没盖好，便借住在县里一苗圃的职工宿舍里。宿舍里有两排平房，两人一间，宽敞的院子里长满了树，环境还算不错。待到天亮，点长吆喝集中开会见村里领导时，看到同学们的脸已被这两天的“野营拉练”晒得红里透亮，有的同学额头、鼻梁上已开始掉皮。男同学脸皮厚还好，几个女同学像是化了妆又被雨淋过一样，好在那时大家都怀揣着一颗坚决革命的赤热、滚烫的心，谁也不在乎！
又过了几天，水土不服开始侵扰几个同学，有位男同学身上大大小小的疙瘩连成了片，奇痒难忍，他不知从哪里找了把钢刷子挠全身，直挠到流血，待破处结痂再挠，持续反复，无穷尽也！我们从兰州出发时专门带了一袋兰州土，据说混在吃水缸里搅拌均匀等变得澄清了再饮用，会治水土不服，我们如法炮制，却并无效果。庆幸的是，由于小时候我在农村待过，并未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 接下来的岁月，我们已做好了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准备，“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不仅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决心，并将付诸我们的行动中！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日来，点里的同学还总拿个笔和本去找上了年纪的老农屈膝谈心，访贫问苦。
在这个小小的偏僻山乡，我们每个人献出了三年多的美好青春。
自此，梁原的山川塬峁上有了我们年轻的身影，梁原的曲径小路上印满了我们的足迹，田间地头也留下了我们爽朗的笑声。也许某棵树下、某处角落里，也曾流下过某位同学伤心的泪水……
麦客
曾读过一篇名为《麦客》的小说，作者邵振国，发表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陇东、陕西的一些地方，到了麦收季节，麦子随着气候由东向西渐暖而渐熟。因山地较多，加之机械化程度不高，在我们插队的平凉一带，仍然保留着以前“麦客”帮活的传统。一般来讲，麦客出门大半个月，带着镰刀、行囊，随着麦子不同的成熟时间，一路由东向西割来。除吃饭由东家管外，还可挣到一些银两，我们那时割一亩地的酬金是1.5元，但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钱统一由随队的村领导收了交公，给每个帮活的人记工分。平日出工壮劳力每日1～1.2个工分，女性知青刚去时，每天只有0.8个工分。不同的村队分值不同，好一些的村，每个工分值0.2～0.3元，而我曾待的八里屲，每个工分值0.08元。也就是说，劳动一整天，才挣8分钱。麦熟时节，当地许多青壮劳力便踏上了吃住异乡的行程，当起了麦客，我和我们点的一位叫王立强的同学也当过一天半的麦客。
时间是我们插队的头一年夏季。灵台县里一级级通知下来，说我们插队的梁原公社的邻社龙门的麦子已熟，而地处山区的村民大多有大骨节病（一种当地流行的地方病，患者普遍矮小，腿和胳膊无法伸展，胳膊肱骨很短，小腿很细，无腿肚，手指从食指到小姆指一样齐。走路左右摇摆若鸭行，所以当地也称患此病者为“拐子”），劳动力很弱，需要邻社麦客支援收割。当地青年都知道做麦客是个苦活，不太愿意报名，大队干部反复动员和强性指令了10多个当地青年，我和同点的王立强同学狠斗“私”字一闪念，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踊跃报了名，加入了这个由精壮劳力组成的麦客帮队。
常言“麦黄如山倒”，麦熟就是命令，麦地就是战场！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出发，第二天黎明时分，已攀山越岭30余里路，到达了目的地。为赶在太阳升高前多出成绩，出好成绩，顾不得奔襲的疲劳，我们手挥镰刀，随麦客一起潜进了麦田，随着“嚓嚓”的响动和麦浪的翻滚，每个人的身后躺下了一捆一捆的麦垛……
不知不觉到了正午时分，随队干部陪着几个挑着担子送水、送饭的中年妇女来到了田头。那桶里的水，可真是甘甜啊，胜过了现在的各种冰镇冷饮！
正午的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天上，山里的麦田找不到一丁点的荫凉。我们继续接受年轻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模仿他们用几个麦垛撑起个只能容纳一个人躺下的拱“帐”，地上铺上割倒的麦子。昨晚行路基本没睡，一上午基本没歇，我们顾不得麦芒的刺痛，也顾不得满地的小虫，刚一躺下，困意袭来，便睡着了。
待被村干部叫醒，我从麦“帐”探出头来，抖落钻爬在身上和衣里、衣外的蜘蛛、蚂蚁和各种小虫，伸了伸懒腰，揉了揉眼睛，看了看偏西的日头，手拎着镰刀，和立强等麦客又自觉地进入麦田里，找到了上午由自己拓出的甬道，撅着屁股，低着脑袋，双臂划拉着一把一把抓着麦子挥镰割去，坚强地挺进，缓慢地挪移……近傍晚，我们终于晚于其他麦客，完成了我们的定额，可以到村里休息了。
晚饭后，当地人带我们到了夜宿的地方——一所小学中一间有几张课桌的教室。窄窄的课桌，每两人睡一张。我和王立强并排睡在上面，好像总有半个身子悬在空中，然而，奇怪的是，一整夜谁也没有掉下来。可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半夜到黎明时的寒冷，这地方的白天和夜晚犹如冰火两重天！因为是夏天，我俩都只穿背心套衬衫，再没带别的衣服，可没曾想晚上会这么冷！两个人就这样在夏天里的寒夜挨到了天明……经过这白天一夜的折腾，第二天，我和王立强身体出现各种不适，考虑到我们的承受程度，村干部果断地做出决定，终止了我们的麦客行为，打发我们回去了。
在回程的路上，我和王立强总有一种“革命不彻底”的感觉，羞愧和自责的情绪挥之不去，如影随行。
丈量祖国的大地
插队的第二年暑期，我参加了由灵台县农业局组织的“十年远景规划”活动，成员都是从各学校抽调来的教师，分七八个组，每组三人，一个指挥，一个读罗盘仪或水准仪，一个绘图。我们这些被临时抽调的人员集中在公社，经专业人员简单培训后，便背上仪器、塔尺和绘图板，每日奔波穿行，出现在全社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山川沟壑。每到测绘点，由手拿小旗的指挥员指挥当地派工的跑尺员跑动找点，执罗盘仪（或水准仪）的人员测量获取数据，经过计算，绘图员在已晒好的标有基本坐标点的蓝图上，找出各种数据点，再由点连线，绘制出测绘地的山川地貌、路径河流、农庄村舍、井口灌渠等。我在组里担任绘图员。其实，工作几天后，为调整工作的单调性，三人小组中每个人都学会了指挥（兼计算）、读取仪器数据和绘图。严格来讲，每个组应是四人。跑尺员是我们辗转到每个村队由队干部指派的社员，其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肩扛塔尺，一切听从指挥，随指挥员手中的小旗，在距我们三五十米外的地方行走、驻足、竖尺……炎热的夏季，红日当头，在没有路的测量地，来回穿梭，上下攀爬，一天下来，汗流浃背，十分辛苦！
几天后，我们测量组到了距我们点20余里地的横渠大队。这个队有个知青点，点上的同学也是师大子弟、我中学时的好友。这个点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昔日的插队同学，今日有北大教授、厅级官员、企业老总、哲学家、艺术家……不一而举，真可谓卧龙藏虎。行至此地，我再不愿住在前些日子跳蚤肆虐、虱子泛滥的老乡家，在该知青点与同学共挤一铺（插队时串点，常常这样，不足为奇）。 点上有位叫潘刚的同学，是我的好友，大高个，四方脸，鼻挺唇阔，浓眉大眼，仪态英武，气宇轩昂。他与人交谈时无论反对还是赞许，常常抿嘴小吸气，两腮上显露出男人们少有的一对酒窝，再微侧摇一下脑袋，透出一种酣畅的帅气……该同学善理数，喜诗词，其创作的现代诗作在插队同学中享誉盛名！ 我到了点上，他问明原由，在我“描绘祖国蓝图”的感召下，也撂出一句“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的豪言壮语，主动向队干部请命，担任我们的跑尺员。我认为这活儿很辛苦，极力劝阻，他却不以为然，坚持他诗人的浪漫情怀。第二天，他便扛着分量并不轻的塔尺随我们出工。这天，我读罗盘仪，小小的仪器镜里，他高大的身影变得微小，随指挥员旗子的摆动东奔西跑。从日出到日落，临近收工时，我从仪器镜里看了看他小小的身影，矫健的步履不再，肩扛塔尺疲惫地走着，习惯中晃着的头耷拉下来，在余晖的旷野里显得特别孤独。我突然有一种伤感袭来，泛潮的眼睛模糊了我经罗盘仪看往远方的视线…… 乡村教师
當时，在我们梁原插队的70多个知青中，我可能是劳动最少、收入最高的一个。因为插了三年队，当了两年的老师。
插队第一年，公社领导便发现我画画、写美术字的特长，总派我在全公社房前、屋后的墙面上写标语，办墙报专栏。第二年，公社从每个知青点抽一名有艺术特长的同学去所在地的学校当老师，我遂被派到离知青点10多里的八里屲——只有10多户人家的山沟沟里的复合班学校。学校仅有一间歪歪扭扭的房子作为教室，土坯台撑着几个木板便是学生的课桌。学生有10多个，分成小学一、二、三年级。就我一个老师，三个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全由我一人教。
我的宿舍是邻教室靠崖边上一个黑漆漆的窑洞，洞顶上一条半弧形的裂痕托着一个洗衣机大小的土块摇摇欲坠。窑洞深处是村里曾蓄粮的两个大囤仓，虽然仓里已没有粮食，但曾经养大的老鼠留恋故地，夜深人静时总要来造访……好几次，吱吱的尖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点起油灯，发现地下、墙上、仓边全是小猫般大的老鼠在快乐地追逐、嬉戏……奇怪的是，这些家伙一点也不怕人，一个个瞪着绿豆大的眼睛盯着我看，目光中透着示威和挑衅，好像是我侵占了它们的地盘。
这个时候，我的月收入是10元人民币。
八里屲没有一块平地，到处是山沟沟。我和村里人都住在阳面半山上。太阳从对面山的左面升起，划条小弧线后又从对面山的右面落下，日头好像从未当头过，所以，对面的山总是阴着脸。
细数起来，村里人一家比一家穷。我的邻居生了三个孩子，那年冬天，临过春节，男主人突然将他家的鸡全部卖给我（公鸡一只1.2元，母鸡一只1.5元），第二天，他家窑洞门上挂了一把锁，从此再无音信。村里人讲，他们是出门乞讨去了，当然也带走了我的两个学生。学校靠山下有一木匠严重超生，记不得他有多少个孩子，反正院里总有一群光着屁股的娃。有一个男娃10多岁，无论寒暑都光着腚，我送给他一条旧裤子，第二天他妈妈煮了10个鸡蛋拿给我。还有一家“五保户”，老夫妻年逾七旬，据说生了三个女儿都远嫁他乡，落得个孤苦伶仃。老太太小脚加大骨节病，行动很迟缓，常见她跪在一个木墩子上揉面做饭，看见我时，总笑眯眯的，很真实，很纯朴。有天半夜，老太太突然冲出窑洞歇斯底里地又哭又吼，惊动了全村人，原来是老头子离世了。没过多久，老太太也撒手人寰，从此，又有一家窑洞门上加了一把锁。
我的10多个学生，就是这些庄户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没裤子穿光着腚的娃。
到了第三年，我又被调入一个叫王家沟的中学（其实是当时有特色的“戴帽子”学校，小学五个年级，初中有初一、初二年级）当老师，学校有10多个老师。我负责初二的物理和初一的数学，还有全校的美术课。来这里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自己做饭吃，最大的无奈是晚上批作业，每班70多个学生，每每看着数学、物理两大摞学生作业本，直让人发狂！此时，我的月收入是15元人民币。因有些收入，同学们总逼我在公社的一个小餐馆请客。
虽然逃避了劳动，还有些收入，但让我最受不了的是，离开了知青点，离开了同学，莫名的孤独感时时袭来。
儿童节演出
1976年的儿童节即将到来。在此前半个多月，公社文教干事通知各小学负责人开会，议题是“为让祖国的花朵能过一个祥和、快乐、幸福的‘六一’儿童节”，公社决定，届时将组织全公社各学校大型文艺汇演活动，以精彩的节目向“六一”献礼！我请示干事，要不让孩子们准备节目，他说，到时组织娃娃去公社观看演出就行，像我们只有一个老师10多个学生的复合班，没条件就算了。
回到学校，我看着眼前的这群孩子，有的光着腚，有的赤着脚，有衣服穿的也是衣衫褴褛，比现在街面上行乞的叫化子穿得还破。有个孩子，眼看夏天到了，还穿着条破棉裤，被磨破的裤档分不清是布料还是棉花，结成一个个小串串，还总不小心露出光屁股。除几个较大点的女娃，其余大部分的孩子连鼻涕都擦不净……看着他们，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这些也许从小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的穷孩子也拿出节目，参加汇演！
我们点上有人才，有的在中学时就是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其中有位女同学，舞跳得很好，我通过请示队干部诚恳地邀请她，她欣然答应，做起孩子们的舞蹈老师。她不辞辛劳地一次次来到这个日头永远照不全的八里屲，一遍又一遍地给这些从没露过脸的山里娃教起了舞蹈。
很快到了“六一”，汇演活动时间安排在下午。一大早，我带着这10多个娃到了知青点上。我给男娃理了发，洗了脸和手（手上厚厚的垢痂，很难洗掉），穿着稍干净点的衣服，有些同学衣服太破，我又不得不从自己的衣箱中找出几件换上，虽不合身，但也整洁。舞蹈老师和点上其他女生负责打扮女孩，也都拿出了自己的衣服针线改制。梳洗打扮一番，这些从来都是脏兮兮的山村半大女娃子，瞬间出落得有模有样了，一个个高兴地“打情骂俏”，扭捏作态，臭美得不得了。
中午时分，我和舞蹈老师带着这些面貌一新、染着红脸蛋、涂着红口红的山里娃，排着队，顶着阳光一路行军一路高歌（他们会唱三四首歌，都是我教的，但走调走得惨不忍听），来到公社演出地——灵台县四中学校操场。就这样，他们参加了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大型”文艺汇演。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节目居然获奖了！
演出结束后，这些孩子抱着玻璃框装着的奖状高兴地哭，化妆过的脸被眼泪洗成了小花猫！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茫然地哭，几个女孩子紧紧抓着舞蹈老师的手和胳膊，仰着头看着她，眼里的泪水哗哗地流，不知是哭，还是笑。
直到人群散尽，孩子们还是迟迟不愿走，在我的一再摧促下，他们才一步一回头、极不情愿地离开了那个喧闹之后显得格外寂静，又有些零乱的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