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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8日晚上7点，给山丹县志办杨争山主任打电话，杨主任说我所修改订补的方言章已经收到，但最近因植树，暂时未来得及审读。电话挂断没一分钟，他又打电话过来说郭兴圣先生已于本月11日晚8时去世，16日凌晨安葬于老家奇芦堡郭家洼。闻听此讯，我痛悔自己近两年多来没能抽空去看望老人家，更惭愧的是，我竟完全不知道他得病的消息。今年春节给他打电话拜年，听他声音依旧洪亮，笑声依旧爽朗，完全没有想到他在病中。
回想与郭兴圣先生相识，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大约在1990年春天，当时我在甘肃山丹马场教书，因场志办约我写马场志方言章，从他们口中得知山丹县政府正在编写县志，我便冒昧地给山丹县志办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中古入声字在山丹方言中的分化》，说县志办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提供作为参考。很快，就收到了语气恳切的回信，感谢我关注家乡的修志事业，并请我尽快将论文寄去一份。当时的复印条件十分不便，加之内心激动，心想何不亲自将论文原件送去，以示郑重。于是坐班车去县城，在山丹县政府大院后面的平房里找到了山丹县志办，见到了县志主编郭兴圣先生。这是我跟郭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见到论文后，先生很快表态说：“一事不烦二主，县志方言章干脆就交给你去写。”作为一个二十六七歲的年轻人，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当然感到荣幸，但也不免产生压力。经郭老师和在场的常正等老先生鼓励，我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刚开始撰写方言章时，本打算用方言描写所通用的方法，即用国际音标来描写方言的语音系统，但一方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并没有经过方言调查的专门训练，对音系描写及国际音标的使用并无十分的把握；另一方面，郭先生认为，县志的读者并不都是专家，更多的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当地群众，使用国际音标，无疑会给读者阅读造成障碍，因此最终决定以汉语拼音为主，一些特殊的音素以国际音标予以标注，并对其发音部位及方法予以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方言章完稿，以手写稿的形式交到了县志办，其后又几次就其修改问题与先生进行商讨。先生学历不高，以他个人的自述，应当是中师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了，后来虽做了教师，但又遭遇政治运动，被迫回乡务农，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在县教师进修学校担任高级讲师，到县志办工作时已经年近花甲，1993年县志出版时已六十有三。先生虽学历不高，但功底深厚，善于学习，知识及思想并不陈旧，他的严谨、博学、乐观和健谈使我肃然起敬。记得交稿后有一次去他家里，一老一少，把盏叙谈直至深夜，而后抵足而眠。当晚所谈，除治学为人之外，先生还谈了许多个人遭际、岁月艰辛，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在他简陋的书房里，有精装本《二十四史》，还有正在陆续出版的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其中《二十四史》已经被他翻检得有些破旧了。
《山丹县志》方言章经我撰稿，郭先生亲自修改，终于告竣以后，1990年12月21日，山丹县志办召集部分撰稿人举行了一个小型会议，会后聚餐完毕，先生交给我50元稿费。我当然十分兴奋，转身就去了当时县城唯一的书店——新华书店买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两卷本《资治通鉴》。1993年县志正式出版，我的名字有幸忝列于初稿撰写者之中，书后的“编纂始末”中也作了相关说明。这次与山丹县志办的合作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
《山丹县志》方言章的撰写对我后来的学术科研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1年秋天，我向当时的张掖师专中文系写信自荐，希望能到该校工作。经过试讲考核，该校同意调入，于次年1月发了商调函，可是原所在单位执意挽留，将我调到了总场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在1993～1995年约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受命纂修《山丹军马场志》。纂修过程中，常常与郭老师联系，许多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曾说方志编修“不怕领导怕群众，不怕今人怕后人”，这样的修志理念使我受益颇深。
2001年2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调到了张掖师专（是年4月升本改建为河西学院）。在此前后，曾登门拜望先生，见他正在校注《甘州府志》，其严谨细致的态度令我敬服和感动。《甘州府志》刊印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1995年曾出校点本。郭先生在此校点本基础上又作了重新校点，纠正了大量的文字及标点错谬，并作了详细的注解。整部书稿大概有十几本稿纸，摞在一起达半尺多高。全稿书写工丽，行款清晰，一丝不苟。当时我曾冒昧进言是否注释得过于繁细，他说注解原则是让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以现在的技术及经济条件，书印厚点不大要紧。先生当时尚未接触电脑，不太了解电脑排版的方便灵活之处，他竟将将来出版时每页的原文与注释都作了计算和安排，并以直尺作线，予以分割。我说这个工作不必去做，做了将来也会打乱。他说他算得很清楚，没有问题。大概因为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这本书直到2008年才得以出版。2012年，我写了《古志校注 危乎难哉——〈甘州府志校注〉得失谫论》一文，发表于《新疆地方志》杂志，算是对先生的礼敬。文章发表后我专门复印一份，托学生带给了先生。在此之前，还曾写作《从河西方志看方言入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一文，发表于《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
2003～2007年间，我撰写了《山丹方言志》一书，这一方言专志不能不说是县志方言章的后继之作。初稿完成后，我专门拜访先生，请他审阅把关。现在想来，请一位古稀老人审读30多万字的书稿，实在有些唐突失礼，先生欣然应允。一个多月之后，先生将书稿亲自送到了张掖。早上电话约好说他要来，等我去张掖东站接他时，他已自己打车到了学校。中午请先生吃饭，几位同事和老乡作陪，先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开怀畅饮，令满座青壮折服。当然，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书稿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增补意见，从文字表述到音标使用，从正字考求到词语释义，共128条，300字稿纸46页。其中为词汇章增补方言词语及其释义近300条，如：冠笄（指旧时贫寒人家以非常简单的形式出嫁女儿）、挨喇叭头子（指看戏到得太晚，只听到散场前吹奏的喇叭曲）、大加工（一种棉鞋）、牛吃水（一种简易皮鞋）、虎张口窗子、水烟瓶、火炮、罗汉床，等等。这些在现代社会中渐已消失的词语，能够在方言志中适时记录，从而使濒临失传的民俗文化现象及名物词语得以保存，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先生这份题为《读〈山丹方言志〉笔记》的审读意见，此刻在我的案头是那样的宁静而安详。捧读遗墨，不觉潸然。 2007年12月，《山丹方言志》出版之后，我专门到先生府上呈送了这本同样凝聚了先生心血，也见证了我们深厚友谊的小书。次年8月，我顺利晋升了正高职称。向先生汇报后，先生自然十分高兴，频频祝贺。而我知道，在我的奋斗和进步里，渗透着先生的期望和襄助。在《山丹方言志》的后记中我曾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山丹县教坛耆宿、《山丹县志》主编、资深高级讲师郭兴圣先生——2006年9、10月间，他以耄耋之躯，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拙稿仔细校阅一过，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并亲手增补方言词语近300条。回首与先生交往的近20年时间，他淡泊名利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一直是我为人和治学的榜样。作为本地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先生的悉心审校使这本书接受了一次难得的检验，也使我更加坚定了将其付梓面世的信心和勇气。
此后数年，先生致力于道光本《山丹县志》的校注工作，而我也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逢年过节，电话问候，先生总是声音爽朗，态度谦和，要言不烦，从不絮聒。大约在2011年下半年，当我得知先生校注旧志缺乏参校版本的情况后，便从图书馆借得《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所录之《山丹县志》道光本刻本，复印一份专程送至府上，先生自是喜不自胜，和往常一样，命子媳设馔温酒，我俩则纵情畅谈。叙谈中得知先生竟然学会了使用电脑，并能熟练打字，在当中学教师的孙子的帮助下，已将县志校注本录入电脑。试想，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是以一种怎样的热情和心性来学习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事物，同时也可以想象他对地方古旧方志的整理和利用工作有着多么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道光本《山丹县志》校注本于2012年8月正式出版了，在该书后记中先生说：“何修身老师借给我台湾本道光《山丹县志》，引发了我校注的兴趣；河西学院何茂活教授专为我复印了《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8卷收录的道光《山丹县志》，供我參照校对。扶掖之情，铭记在心。”今读此言，不禁凄然泫然。近些年来，因个人教学任务繁重，加之承担几个科研课题，时间匆迫，了无闲暇。倘非如此，设若有幸为先生分担一些工作，那将是一件多么快乐和值得纪念的事情！
敬读墨香馥郁的县志校注本，书的封三位置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勘误表，其中勘正了书中25处文字标点疏误。这不禁让我想起20年前拿到1993年版《山丹县志》的时候，书中也夹了一张勘误表。这样的勘误表，在现在所出图书中已很难见到，原因是大多数的编著者只要将书付梓问世，便无心回头再去校阅，即使发现些许错误，也不愿意自揭疮疤，自找麻烦。而真正严谨负责的作者是不怕露丑的。比如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在以前的多个版本中，因挖补困难、未及重排，也都附有这样的勘误表。这对学习者而言，是一种很大的帮助。从这些勘误中，可以看出编著者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2015年8月，兰州大学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给我寄来他的新著《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书中用铅笔标注了出版后新发现的主要是文字排校方面的问题数十处，有的一处批注就达二三十字。我收到赠书时，以为他将自己保留的校阅本误寄给了我。赶忙给老先生打电话，结果他说他给同行赠出的书中都作了这样的标注。这就是老一代学人的治学精神和态度。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图书的出版，何尝不是遗憾多多。书中的瑕疵，就像人脸上的痣和斑点，勇于示人，坦然指认，其实正是内心正直强大和具有学术自信的表现。
近年来，各县都在进行二轮修志，山丹县志办杨争山主任多次来电话和我商谈方言章修订事宜，意欲由我忝承此事，而我对此久未应诺，一因手头忙乱，实感无力承担；二是对其写法颇多纠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原来该章标音以汉语拼音为主，从专业角度来看多有未妥，但若改弦更张，纯用国际音标，则有可能导致广大的普通读者无法阅读。后经多方考虑，最终决定沿用上一版的作法，仍用汉语拼音，力求简明易懂。原则确定以后，我用了近20天时间将该章修改增写完毕，于4月6日晚寄交山丹县志办。
4月18日下午，电话询问志稿审处情况，不料杨争山主任告知了郭兴圣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他说先生罹病已一年有余，手术后仍意志顽强，乐观开朗，不想近来病情恶化，不幸撒手而去。
回想先生一生，少年时代因社会动荡，不能顺利完成学业；青年时代遭遇政治运动，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惑之年重获新生，以加倍的努力奉献社会，告慰平生；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惠益后学。其勤勉态度和慈惠情怀，实可谓淳化乡风，泽被桑梓。先生在中年时期和垂暮之年两次遭遇失子之痛，但他从来都是把这种哀痛深藏心底，不以悲戚的情绪感染他人。也许正是这种内心的强大使他历越沧桑，踏平坎坷，走过了漫长而又短暂的87轮春秋岁月。
作为郭兴圣先生的忘年之交，作为有幸沾溉先生厚德良训的同乡后学，因《山丹县志》与先生相识，又因《山丹县志》续修之事而获知先生的辞世。匆匆20余年，竟是如此匆促，也是如此无情。好在我与先生多年前共同完成的县志方言章，经我之手已经修改完毕，且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写法，这也许可以算作对先生的一种致敬和告慰吧！只是假若苍天眷顾，能让先生再次审改此稿，惠留手泽，那无疑是不才如我的幸事，更是先生所钟情属意的山丹文史的幸事。
日月递嬗，逝者如斯，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将永远铭记。
回想与郭兴圣先生相识，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大约在1990年春天，当时我在甘肃山丹马场教书，因场志办约我写马场志方言章，从他们口中得知山丹县政府正在编写县志，我便冒昧地给山丹县志办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中古入声字在山丹方言中的分化》，说县志办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提供作为参考。很快，就收到了语气恳切的回信，感谢我关注家乡的修志事业，并请我尽快将论文寄去一份。当时的复印条件十分不便，加之内心激动，心想何不亲自将论文原件送去，以示郑重。于是坐班车去县城，在山丹县政府大院后面的平房里找到了山丹县志办，见到了县志主编郭兴圣先生。这是我跟郭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见到论文后，先生很快表态说：“一事不烦二主，县志方言章干脆就交给你去写。”作为一个二十六七歲的年轻人，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当然感到荣幸，但也不免产生压力。经郭老师和在场的常正等老先生鼓励，我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刚开始撰写方言章时，本打算用方言描写所通用的方法，即用国际音标来描写方言的语音系统，但一方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并没有经过方言调查的专门训练，对音系描写及国际音标的使用并无十分的把握；另一方面，郭先生认为，县志的读者并不都是专家，更多的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当地群众，使用国际音标，无疑会给读者阅读造成障碍，因此最终决定以汉语拼音为主，一些特殊的音素以国际音标予以标注，并对其发音部位及方法予以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方言章完稿，以手写稿的形式交到了县志办，其后又几次就其修改问题与先生进行商讨。先生学历不高，以他个人的自述，应当是中师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了，后来虽做了教师，但又遭遇政治运动，被迫回乡务农，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在县教师进修学校担任高级讲师，到县志办工作时已经年近花甲，1993年县志出版时已六十有三。先生虽学历不高，但功底深厚，善于学习，知识及思想并不陈旧，他的严谨、博学、乐观和健谈使我肃然起敬。记得交稿后有一次去他家里，一老一少，把盏叙谈直至深夜，而后抵足而眠。当晚所谈，除治学为人之外，先生还谈了许多个人遭际、岁月艰辛，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在他简陋的书房里，有精装本《二十四史》，还有正在陆续出版的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其中《二十四史》已经被他翻检得有些破旧了。
《山丹县志》方言章经我撰稿，郭先生亲自修改，终于告竣以后，1990年12月21日，山丹县志办召集部分撰稿人举行了一个小型会议，会后聚餐完毕，先生交给我50元稿费。我当然十分兴奋，转身就去了当时县城唯一的书店——新华书店买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两卷本《资治通鉴》。1993年县志正式出版，我的名字有幸忝列于初稿撰写者之中，书后的“编纂始末”中也作了相关说明。这次与山丹县志办的合作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
《山丹县志》方言章的撰写对我后来的学术科研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1年秋天，我向当时的张掖师专中文系写信自荐，希望能到该校工作。经过试讲考核，该校同意调入，于次年1月发了商调函，可是原所在单位执意挽留，将我调到了总场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在1993～1995年约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受命纂修《山丹军马场志》。纂修过程中，常常与郭老师联系，许多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曾说方志编修“不怕领导怕群众，不怕今人怕后人”，这样的修志理念使我受益颇深。
2001年2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调到了张掖师专（是年4月升本改建为河西学院）。在此前后，曾登门拜望先生，见他正在校注《甘州府志》，其严谨细致的态度令我敬服和感动。《甘州府志》刊印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1995年曾出校点本。郭先生在此校点本基础上又作了重新校点，纠正了大量的文字及标点错谬，并作了详细的注解。整部书稿大概有十几本稿纸，摞在一起达半尺多高。全稿书写工丽，行款清晰，一丝不苟。当时我曾冒昧进言是否注释得过于繁细，他说注解原则是让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以现在的技术及经济条件，书印厚点不大要紧。先生当时尚未接触电脑，不太了解电脑排版的方便灵活之处，他竟将将来出版时每页的原文与注释都作了计算和安排，并以直尺作线，予以分割。我说这个工作不必去做，做了将来也会打乱。他说他算得很清楚，没有问题。大概因为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这本书直到2008年才得以出版。2012年，我写了《古志校注 危乎难哉——〈甘州府志校注〉得失谫论》一文，发表于《新疆地方志》杂志，算是对先生的礼敬。文章发表后我专门复印一份，托学生带给了先生。在此之前，还曾写作《从河西方志看方言入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一文，发表于《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
2003～2007年间，我撰写了《山丹方言志》一书，这一方言专志不能不说是县志方言章的后继之作。初稿完成后，我专门拜访先生，请他审阅把关。现在想来，请一位古稀老人审读30多万字的书稿，实在有些唐突失礼，先生欣然应允。一个多月之后，先生将书稿亲自送到了张掖。早上电话约好说他要来，等我去张掖东站接他时，他已自己打车到了学校。中午请先生吃饭，几位同事和老乡作陪，先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开怀畅饮，令满座青壮折服。当然，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书稿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增补意见，从文字表述到音标使用，从正字考求到词语释义，共128条，300字稿纸46页。其中为词汇章增补方言词语及其释义近300条，如：冠笄（指旧时贫寒人家以非常简单的形式出嫁女儿）、挨喇叭头子（指看戏到得太晚，只听到散场前吹奏的喇叭曲）、大加工（一种棉鞋）、牛吃水（一种简易皮鞋）、虎张口窗子、水烟瓶、火炮、罗汉床，等等。这些在现代社会中渐已消失的词语，能够在方言志中适时记录，从而使濒临失传的民俗文化现象及名物词语得以保存，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先生这份题为《读〈山丹方言志〉笔记》的审读意见，此刻在我的案头是那样的宁静而安详。捧读遗墨，不觉潸然。 2007年12月，《山丹方言志》出版之后，我专门到先生府上呈送了这本同样凝聚了先生心血，也见证了我们深厚友谊的小书。次年8月，我顺利晋升了正高职称。向先生汇报后，先生自然十分高兴，频频祝贺。而我知道，在我的奋斗和进步里，渗透着先生的期望和襄助。在《山丹方言志》的后记中我曾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山丹县教坛耆宿、《山丹县志》主编、资深高级讲师郭兴圣先生——2006年9、10月间，他以耄耋之躯，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拙稿仔细校阅一过，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并亲手增补方言词语近300条。回首与先生交往的近20年时间，他淡泊名利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一直是我为人和治学的榜样。作为本地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先生的悉心审校使这本书接受了一次难得的检验，也使我更加坚定了将其付梓面世的信心和勇气。
此后数年，先生致力于道光本《山丹县志》的校注工作，而我也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逢年过节，电话问候，先生总是声音爽朗，态度谦和，要言不烦，从不絮聒。大约在2011年下半年，当我得知先生校注旧志缺乏参校版本的情况后，便从图书馆借得《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所录之《山丹县志》道光本刻本，复印一份专程送至府上，先生自是喜不自胜，和往常一样，命子媳设馔温酒，我俩则纵情畅谈。叙谈中得知先生竟然学会了使用电脑，并能熟练打字，在当中学教师的孙子的帮助下，已将县志校注本录入电脑。试想，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是以一种怎样的热情和心性来学习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事物，同时也可以想象他对地方古旧方志的整理和利用工作有着多么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道光本《山丹县志》校注本于2012年8月正式出版了，在该书后记中先生说：“何修身老师借给我台湾本道光《山丹县志》，引发了我校注的兴趣；河西学院何茂活教授专为我复印了《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8卷收录的道光《山丹县志》，供我參照校对。扶掖之情，铭记在心。”今读此言，不禁凄然泫然。近些年来，因个人教学任务繁重，加之承担几个科研课题，时间匆迫，了无闲暇。倘非如此，设若有幸为先生分担一些工作，那将是一件多么快乐和值得纪念的事情！
敬读墨香馥郁的县志校注本，书的封三位置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勘误表，其中勘正了书中25处文字标点疏误。这不禁让我想起20年前拿到1993年版《山丹县志》的时候，书中也夹了一张勘误表。这样的勘误表，在现在所出图书中已很难见到，原因是大多数的编著者只要将书付梓问世，便无心回头再去校阅，即使发现些许错误，也不愿意自揭疮疤，自找麻烦。而真正严谨负责的作者是不怕露丑的。比如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在以前的多个版本中，因挖补困难、未及重排，也都附有这样的勘误表。这对学习者而言，是一种很大的帮助。从这些勘误中，可以看出编著者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2015年8月，兰州大学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给我寄来他的新著《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书中用铅笔标注了出版后新发现的主要是文字排校方面的问题数十处，有的一处批注就达二三十字。我收到赠书时，以为他将自己保留的校阅本误寄给了我。赶忙给老先生打电话，结果他说他给同行赠出的书中都作了这样的标注。这就是老一代学人的治学精神和态度。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图书的出版，何尝不是遗憾多多。书中的瑕疵，就像人脸上的痣和斑点，勇于示人，坦然指认，其实正是内心正直强大和具有学术自信的表现。
近年来，各县都在进行二轮修志，山丹县志办杨争山主任多次来电话和我商谈方言章修订事宜，意欲由我忝承此事，而我对此久未应诺，一因手头忙乱，实感无力承担；二是对其写法颇多纠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原来该章标音以汉语拼音为主，从专业角度来看多有未妥，但若改弦更张，纯用国际音标，则有可能导致广大的普通读者无法阅读。后经多方考虑，最终决定沿用上一版的作法，仍用汉语拼音，力求简明易懂。原则确定以后，我用了近20天时间将该章修改增写完毕，于4月6日晚寄交山丹县志办。
4月18日下午，电话询问志稿审处情况，不料杨争山主任告知了郭兴圣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他说先生罹病已一年有余，手术后仍意志顽强，乐观开朗，不想近来病情恶化，不幸撒手而去。
回想先生一生，少年时代因社会动荡，不能顺利完成学业；青年时代遭遇政治运动，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惑之年重获新生，以加倍的努力奉献社会，告慰平生；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惠益后学。其勤勉态度和慈惠情怀，实可谓淳化乡风，泽被桑梓。先生在中年时期和垂暮之年两次遭遇失子之痛，但他从来都是把这种哀痛深藏心底，不以悲戚的情绪感染他人。也许正是这种内心的强大使他历越沧桑，踏平坎坷，走过了漫长而又短暂的87轮春秋岁月。
作为郭兴圣先生的忘年之交，作为有幸沾溉先生厚德良训的同乡后学，因《山丹县志》与先生相识，又因《山丹县志》续修之事而获知先生的辞世。匆匆20余年，竟是如此匆促，也是如此无情。好在我与先生多年前共同完成的县志方言章，经我之手已经修改完毕，且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写法，这也许可以算作对先生的一种致敬和告慰吧！只是假若苍天眷顾，能让先生再次审改此稿，惠留手泽，那无疑是不才如我的幸事，更是先生所钟情属意的山丹文史的幸事。
日月递嬗，逝者如斯，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