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外滩在历经了3个月的改造与复兴中,如孔雀开屏般展示着上海的精致与繁华。
10岁的史蜀君,第一次站在上海外滩,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深深震撼了这个少女。
她说:“第一次,我感觉世界在我的眼前打开了。”
61年后,作为世博会开幕式导演,71岁的史蜀君,选择将节目表演地点,放在黄浦江上。那里,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之地,是上海与外来文明接壤之所。
2010年4月30日晚上,距离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一个多小时,留守北京直播室的白岩松,直觉地向外场主持人发问:“外滩是不是聚满了前来观看世博开幕盛况的人群?”随即,一群群装备了吉祥物“海宝”的游人,挤进狭小的镜头,比划着胜利的手势。
如果说黄浦江承载着上海的历史与文化,那么相依而成的外滩,则最大限度地展现着上海的精致与繁华。作为上海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地段,为迎接世博会,历时33个月改造的外滩已是焕然一新。
拓宽了近一倍的江堤,游人一味地向水边倾斜,驻足、回流,更多是被人群裹挟向前。从外滩的基准“海关大钟”向南1400米,便可通往世博园最东端的十六铺水门。但人流似乎自然地在延安东路交界处散开了。这里,本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弯”的高架下匝道,随着本次外滩改造而隐入地下。
这条长不过百米的“亚洲第一弯”的消失,曾在2007年让不少上海人引以为憾。这短短百米的距离,因浓缩了浦江两岸风光,车行至此“几乎成为上海的精神仪式”。甚至有人声称,延安东路高架该段的平均车速要减慢5公里。其实,延安东路早年系填埋洋泾浜而成,而洋泾浜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1845年后成了英、法租界的天然隔离带,由此向北直抵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的临水空间,就是外滩的“经典段”。
学者朱大可曾如此比方:“上海外滩是远东大陆最美妙的入口之一,被东南季风和酷烈的西伯利亚寒风所交替地占领,潮湿而又温暖。从一个泛情欲的视点加以观察,外滩同时也是远东头号殖民地的阴道口,充满情欲的体液构成了黄浦江的主体。”
外滩,有一排排20世纪20年代的优雅建筑,是上海金融公司云集之地,是“东方华尔街”;外滩,承载着上海开埠近170年的历史, 是上海高档时尚的聚集之所,是“上海的香榭丽舍大街”。
戴上新面具的外滩,有怎样的前世与今生?
被抹去的“小人物”塑像
人潮中,40多岁的华芮,紧紧拉着小儿子的手。5月2日,世博会正式开幕第二天,外滩被十几万游人拥堵着。
19年前,上海姑娘华芮远嫁香港。现在香港开办一家私立学校的她,每次回娘家,都要来外滩走一趟。两年前,华芮回来时,外滩正在为世博会封闭着;而这一次,她和孩子,要看看世博会的盛况。
她一边用粤语,向儿子指点着与外滩隔江相望的浦东金融区,全球最大的建筑正迅速成形,一边用上海话,自嘲地说:“来逛外滩,一点也不像上海人。”
问儿子中意外滩的哪一边?这个对中环名店橱窗耳濡目染的小男孩,仿佛从石砌的老建筑中找到了更多熟悉感,不时附耳母亲,“这个是不是爸爸戴的手表,那个好像是爸爸身上的西装牌子。”
尽管当年华芮和丈夫没少在外滩情人耳鬓厮磨,但婚后,每到上海,华芮说,“他总是在外滩走两步,就旁敲侧击一句‘维多利亚港的水可是蓝的’。”
灰色,成了此次外滩整修的统一色调。灰色的大理石步行道和探出的水岸,使外滩的公共面积看起来扩大了40%还不止。吴淞口夹带泥沙的泛黄江水和江南常年阴翳的天气,让专家组最后选定灰色,来映衬外滩的“石头城”。
不同深浅的灰色,区隔了外滩的地面、广场和平台3 个层次,滨水平台西侧的“四大广场”则构成了新辟公共活动空间的主体。除了黄浦公园广场和陈毅广场在原有基础上改扩建外,还在福州路和延安东路交界处兴建了外滩金融广场和气象信号台广场。黄浦区区长周伟说:“我们想在世博期间,在外滩这个上海的窗口,为世博做形象的宣传和推广。”
景观更趋一体的外滩,旨在“拉近人的距离”,清华大学博士潇然甚至提交了一套更为大胆的设计方案。这个名为“外滩复兴”的计划,设想将外滩的老建筑平均“拔高”两层,以使得路基与江面完全位于同一平面,完整再现上世纪40年代的风貌:码头的船工在出入华厦的商贾视线之内,仿佛财源能跨过货品推砌的江滩直入五洋。而今,外滩次第开放的奢侈品店,再次感到拉拢各色主顾的必要。
外滩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沿江尚是一排粉白色的小平房,挑出的屋檐和敞开的游廊是其标志,这种沿袭自“东印度公司”的风格,夏日可避阳光直射,冬天不致使临海的房间受潮。一栋栋小楼除了为外籍人士办公和生活的居所,底楼后面的场地还兼作仓库,常可见中国籍助理人员出入。当时,近至宁波、广州,远到孟买、加尔各答的远东贸易口岸均是这种“康白拉都式”(英文Comprador意指“买办”)的格局。上等的印度鸦片由此登陆,通过长江丰沛的水系销往中国内地。
两次鸦片战争间的20年里,清廷刚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打晕,开埠不久的上海却俨然“闷声发大财”。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对此感到不解:经济日渐繁盛的上海却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以致几乎被孤立于太平军和清军的战事之外。
在外滩的形成期,上海有一支武力优越的外国军队,它曾一度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这支军队的首领、英国人华尔,娶了从浙江迁居而来的银行家杨坊之女,他是不是最早的“上海洋女婿”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历史学家史景迁考证,华尔和妻子语言不通,他的岳文也仅仅会一点洋泾浜英文。婚姻的缔结,让华尔随后从杨坊手中得到了包租两条炮艇以扩充“常胜军”的,杨坊本人也在之后捐得上海道台之职。
华芮这一代人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外白渡桥以南的位置曾立着一尊英国军人华尔的塑像。这个19世纪的“上海女婿”,曾被视为“英租界的战神玛斯”,最终对太平天国作战时殒命。华芮的香港老公对华尔的“常胜军”有所耳闻:“后来他又帮李鸿章操练中国人打外国人,上海人好会利用人。”
“上海Maskee”
在10岁的史蜀君,第一次来到上海时,少女瑞娜
10岁的史蜀君,第一次站在上海外滩,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深深震撼了这个少女。
她说:“第一次,我感觉世界在我的眼前打开了。”
61年后,作为世博会开幕式导演,71岁的史蜀君,选择将节目表演地点,放在黄浦江上。那里,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之地,是上海与外来文明接壤之所。
2010年4月30日晚上,距离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一个多小时,留守北京直播室的白岩松,直觉地向外场主持人发问:“外滩是不是聚满了前来观看世博开幕盛况的人群?”随即,一群群装备了吉祥物“海宝”的游人,挤进狭小的镜头,比划着胜利的手势。
如果说黄浦江承载着上海的历史与文化,那么相依而成的外滩,则最大限度地展现着上海的精致与繁华。作为上海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地段,为迎接世博会,历时33个月改造的外滩已是焕然一新。
拓宽了近一倍的江堤,游人一味地向水边倾斜,驻足、回流,更多是被人群裹挟向前。从外滩的基准“海关大钟”向南1400米,便可通往世博园最东端的十六铺水门。但人流似乎自然地在延安东路交界处散开了。这里,本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弯”的高架下匝道,随着本次外滩改造而隐入地下。
这条长不过百米的“亚洲第一弯”的消失,曾在2007年让不少上海人引以为憾。这短短百米的距离,因浓缩了浦江两岸风光,车行至此“几乎成为上海的精神仪式”。甚至有人声称,延安东路高架该段的平均车速要减慢5公里。其实,延安东路早年系填埋洋泾浜而成,而洋泾浜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1845年后成了英、法租界的天然隔离带,由此向北直抵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的临水空间,就是外滩的“经典段”。
学者朱大可曾如此比方:“上海外滩是远东大陆最美妙的入口之一,被东南季风和酷烈的西伯利亚寒风所交替地占领,潮湿而又温暖。从一个泛情欲的视点加以观察,外滩同时也是远东头号殖民地的阴道口,充满情欲的体液构成了黄浦江的主体。”
外滩,有一排排20世纪20年代的优雅建筑,是上海金融公司云集之地,是“东方华尔街”;外滩,承载着上海开埠近170年的历史, 是上海高档时尚的聚集之所,是“上海的香榭丽舍大街”。
戴上新面具的外滩,有怎样的前世与今生?
被抹去的“小人物”塑像
人潮中,40多岁的华芮,紧紧拉着小儿子的手。5月2日,世博会正式开幕第二天,外滩被十几万游人拥堵着。
19年前,上海姑娘华芮远嫁香港。现在香港开办一家私立学校的她,每次回娘家,都要来外滩走一趟。两年前,华芮回来时,外滩正在为世博会封闭着;而这一次,她和孩子,要看看世博会的盛况。
她一边用粤语,向儿子指点着与外滩隔江相望的浦东金融区,全球最大的建筑正迅速成形,一边用上海话,自嘲地说:“来逛外滩,一点也不像上海人。”
问儿子中意外滩的哪一边?这个对中环名店橱窗耳濡目染的小男孩,仿佛从石砌的老建筑中找到了更多熟悉感,不时附耳母亲,“这个是不是爸爸戴的手表,那个好像是爸爸身上的西装牌子。”
尽管当年华芮和丈夫没少在外滩情人耳鬓厮磨,但婚后,每到上海,华芮说,“他总是在外滩走两步,就旁敲侧击一句‘维多利亚港的水可是蓝的’。”
灰色,成了此次外滩整修的统一色调。灰色的大理石步行道和探出的水岸,使外滩的公共面积看起来扩大了40%还不止。吴淞口夹带泥沙的泛黄江水和江南常年阴翳的天气,让专家组最后选定灰色,来映衬外滩的“石头城”。
不同深浅的灰色,区隔了外滩的地面、广场和平台3 个层次,滨水平台西侧的“四大广场”则构成了新辟公共活动空间的主体。除了黄浦公园广场和陈毅广场在原有基础上改扩建外,还在福州路和延安东路交界处兴建了外滩金融广场和气象信号台广场。黄浦区区长周伟说:“我们想在世博期间,在外滩这个上海的窗口,为世博做形象的宣传和推广。”
景观更趋一体的外滩,旨在“拉近人的距离”,清华大学博士潇然甚至提交了一套更为大胆的设计方案。这个名为“外滩复兴”的计划,设想将外滩的老建筑平均“拔高”两层,以使得路基与江面完全位于同一平面,完整再现上世纪40年代的风貌:码头的船工在出入华厦的商贾视线之内,仿佛财源能跨过货品推砌的江滩直入五洋。而今,外滩次第开放的奢侈品店,再次感到拉拢各色主顾的必要。
外滩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沿江尚是一排粉白色的小平房,挑出的屋檐和敞开的游廊是其标志,这种沿袭自“东印度公司”的风格,夏日可避阳光直射,冬天不致使临海的房间受潮。一栋栋小楼除了为外籍人士办公和生活的居所,底楼后面的场地还兼作仓库,常可见中国籍助理人员出入。当时,近至宁波、广州,远到孟买、加尔各答的远东贸易口岸均是这种“康白拉都式”(英文Comprador意指“买办”)的格局。上等的印度鸦片由此登陆,通过长江丰沛的水系销往中国内地。
两次鸦片战争间的20年里,清廷刚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打晕,开埠不久的上海却俨然“闷声发大财”。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对此感到不解:经济日渐繁盛的上海却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以致几乎被孤立于太平军和清军的战事之外。
在外滩的形成期,上海有一支武力优越的外国军队,它曾一度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这支军队的首领、英国人华尔,娶了从浙江迁居而来的银行家杨坊之女,他是不是最早的“上海洋女婿”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历史学家史景迁考证,华尔和妻子语言不通,他的岳文也仅仅会一点洋泾浜英文。婚姻的缔结,让华尔随后从杨坊手中得到了包租两条炮艇以扩充“常胜军”的,杨坊本人也在之后捐得上海道台之职。
华芮这一代人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外白渡桥以南的位置曾立着一尊英国军人华尔的塑像。这个19世纪的“上海女婿”,曾被视为“英租界的战神玛斯”,最终对太平天国作战时殒命。华芮的香港老公对华尔的“常胜军”有所耳闻:“后来他又帮李鸿章操练中国人打外国人,上海人好会利用人。”
“上海Maskee”
在10岁的史蜀君,第一次来到上海时,少女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