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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的瑞典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新得主，似乎需要跨越重重艰难。首先，已经有整整15年，诺奖不曾青睐诗人（上一次诗人获奖还是1996年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其次他是瑞典人——根据某种不曾明言但又尽人皆知的法则，他的主办方国籍身份会令颁奖的瑞典文学院慎之又慎。作为在世最出色的欧洲诗人，几十年来，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始终在诺奖候选人名单上默默等待却又次次落空，以至于他的中文译者李笠说，后来他们见面时都会小心避免谈及诺奖，“这已成为一个令人伤心的话题”。
诺贝尔的各个奖项中，文学奖一向悬念感最强，评选过程保密又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全球媒体没头苍蝇一样不知该去哪个文豪家门口守候。唯一的参考系是博彩公司的赔率。今年9月底，Ladbrokes公司的赔率排名中，特朗斯特罗姆位居第二，仅次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然而Ladbrokes赔率表的最大特点就是两个字：不准。比如到了10月5号颁奖前一天，原来排名垫底的鲍勃·迪伦突然攀升73名以5/1的赔率位居榜首——整个剧情简直毫无逻辑可言。
10月6日凌晨，李笠写了一条微博：“从纯诗的角度，我更希望你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解释省略号的含义。配图是满头白发的特朗斯特罗姆，在两个孩子的拥绕中安坐于花园，因中风而瘫痪的右手习惯性地按住胸口。19个小时后（瑞典时间10月6日13:00）这个愿望已成现实。瑞典文学院宣布特朗斯特罗姆“通过他精简的、透明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现实的新途径”。
接到喜讯电话的是诗翁的太太，她表示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听音乐，感觉很好”。
诗歌的炼金士
究其一生，特朗斯特罗姆写的诗不足200首。结集成书，不过薄薄一册。
他写诗极慢。即使在尚属创作旺盛期的八十年代，一年中出产的诗不过三四首。大部分诗从下笔到定稿，往往耗时几年。李笠记得，长诗《画廊》花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年的时间，而一首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从第一次以手稿形式给李笠看到反复修改后的发表历经七年。
1988年李笠和特朗斯特罗姆初初见面，曾谈到当时一个著述丰盛的瑞典诗人兼小说家，李笠问诗人对此人的看法，特朗斯特罗姆用一种类似禅宗大师对弟子的方法答道：“他去中国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是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
慢工出细活的信条下，是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语言的极度考究。他曾说“刽子手与语言同行”，陈旧的语言谋杀诗意，而他欲戒除一切陈词滥调。如何建立新语言？特朗斯特罗姆的方式是更新意象，创造隐喻，这令他的诗凝练、干净而陌生。1981年，李笠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对瑞典诗人的大量阅读中，特朗斯特罗姆脱颖而出——独特而充满陌生感的意象下面是丰富的隐喻，意象简洁而隐喻复杂，无法一眼看懂，“他的诗对我构成了障碍”，李笠因此入了迷。
他开始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是进入《世界文学》杂志工作后的事。1985年，特朗斯特罗姆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诗人在勤勉地翻译他的作品，便给李笠寄了一本诗集，上书“给我遥远的同行”。而比这更早的1983年，北岛也在通过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英译稿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了，后者辉煌诡异的意象和独一无二的音调让他惊叹，而其中一首《果戈理》北岛尤为难忘：
“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 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 ……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北岛后来才知道，写《果戈理》的特朗斯特罗姆只有18岁，他大吃一惊。“大多数诗人是通过时间的磨砺才逐渐成熟的，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可以说，托马斯的写作不存在进步与否的问题——他一出场就已达到顶峰，后来的写作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
在和李笠的一次谈话中，特朗斯特罗姆承认自己受过影响的作家包括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吕雅。而在北岛看来，特朗斯特罗姆的资源事实上更为丰富，起码还应包括古罗马的贺拉斯和日本俳句。1990年，特朗斯特罗姆中风，导致右半侧身偏瘫。北岛去看望他时，记得他一度“非常惶恐”。后来在诗中，特朗斯特罗姆描述了那种感觉：就像从麻袋网眼中看世界。慢慢地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甚至弹钢琴。几年后诗人已能用左手流畅地弹出巴赫的几支曲子，并抱怨写给左手的乐曲太少了。而他依然在写诗，只是形式更为短小，“像俳句”。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多少有点像个隐居的炼金术士。我这样说，并非指他脱离时代，而是指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内心沉静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如何引导强大的动力穿越生与死的黑暗。”北岛说。
瑞典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父母在他幼年时便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二战贯穿于他的童年至少年期，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强烈的经历。其时瑞典是中立国，但邻居挪威、丹麦纷纷被占领，瑞典人在立场上也分为两派，不少亲戚朋友支持德国，这让同盟国的坚定支持者、敏感的少年特朗斯特罗姆觉得人生初尝孤立滋味。早熟的天性让他成为了一个“教授一样的小男孩，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他梦想成为列文斯通那样的探险家走遍非洲，却只能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
18岁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读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来到林雪平市的青少年拘留所上班，从事心理咨询和辅导（这个工作他干到退休）。在195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前，他实现了他漫游者的理想——他先去了冰岛，继而是东方的土耳其，最后去了非洲。那是“在路上”风潮尚未掀起的1950年代，这算是颇不寻常的冒险，尤其当时的土耳其可不是旅游国家。在特朗斯特罗姆宁静、稳定的一生中，这段罕有的探险经历他很是珍视。
1955年，24岁的特朗斯特罗姆甫一出版处女诗集《17首》便技惊四座，四年后第二部《途中的秘密》更是轰动诗坛，年纪轻轻便成为瑞典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平稳而匀速，平均四年一本诗集，薄薄十几首；妻子莫妮卡是他的第一读者兼批评家，她能“发现他所不能发现的问题”。他热爱音乐，最常听的是海顿、舒伯特，最爱弹的是拉威尔，这些他都入了诗。特朗斯特罗姆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座群岛上，别墅刷成蓝色——就是后来招待过无数诗人的著名的“蓝房子”，北岛曾撰文回忆。北欧静谧、安逸的生活氛围包裹着诗人，以至于在马悦然看来，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风是如此恒定，这在其他地方的诗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他从不曾让风格应时而变”。
但不变也曾为特朗斯特罗姆招致麻烦。“瑞典也有‘文革’”，马悦然告诉记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思潮席卷全球，也波及到了瑞典，青年人集体“向左转”，大部分瑞典诗人也顺时而动，借诗歌表达政治理想或社会诉求。不为所动、继续打磨纯诗的特朗斯特罗姆在这段时期备受同行攻击，瑞典人指责他是保守分子，并称他为“出口诗人”。晚年时诗人曾表示那是一段很受伤害的经历，但他从未考虑过改变。“十年后他收到了当年批判他的人的道歉信。”马悦然说。
作为诗人的特朗斯特罗姆始终并非一个漫游者的形象，尽管他也写过以《尼罗河三角洲》或《里斯本》为题的诗篇。在诗歌中，他如此强烈地扮演着瑞典人的角色，深深地扎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天气、风暴、景象和经验。半个世纪的创作力，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的景色始终如一：祖国瑞典锯齿状的海岸，阴暗的云杉和松树林，突如其来的亮光和暴风雨，狂暴的大海和无尽的寒冬。这一切都通过他直接、简洁的语言风格和醒目、难忘的画面表现出来。
诗人黄灿然写道：“特氏诗歌总体而言，其特出之处是描绘北欧外部和内部风景，这方面他堪称绝无仅有。我是说，我们从其他寒冷国家或寒冷地区的诗人那里，都看不到如此冷峻、准确和巧妙的表达。这寒冷地区加上高度现代化，使得我们一看他的诗就能感到这是现代人和关于现代人的诗，这是当代人和关于当代人的诗：荒凉、孤寂，但有一颗敏锐的心灵。”
2000年左右，诗人黄礼孩第一次读到特朗斯特罗姆《黑色的山》，就被其中“独裁者的头像被裹在/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的隐喻所震撼，更为“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的奇妙景象所打动。直到今年夏天，他终于来到瑞典拜访诗人，才明白后一句并无任何修辞，在哥特兰岛，他亲眼看见了山顶上追着天空的蓝色大海。
80年代的《美国诗评》杂志，已将特朗斯特罗姆和切·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并列，称之为“最杰出的欧洲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甚至被排在第一位——布罗茨基坦承自己偷过他的意象，他是诗人们的诗人。而对东方读者来说，这位瑞典诗人为何显得比其他欧洲诗人更贴近我们的心灵？诗人于坚把这归结为特朗斯特罗姆“放弃了雄辩这一西方传统”。当中国的诗人们读到“穿轰鸣之裙的鞠躬喷气式飞机/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增长”时，他们几乎无不想起了王维“鸟鸣山更幽”的诗句。“特朗斯特罗姆在瑞典诗中的位置，犹如汉语中出现了唐诗。”
“在瑞典，托马斯是国宝级的人物。”马悦然告诉记者。瑞典与特朗斯特罗姆互相成就，当后者写下“我站着，把手放在门把上，给房屋切脉”（《波罗的海》）这样的诗句时，他是在将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呈递在我们面前：他是这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一个安静的感知者。在马悦然看来，瑞典语冷静、锐利、简洁，是一门适合诗的语言。而特朗斯特罗姆也把瑞典语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诺贝尔的各个奖项中，文学奖一向悬念感最强，评选过程保密又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全球媒体没头苍蝇一样不知该去哪个文豪家门口守候。唯一的参考系是博彩公司的赔率。今年9月底，Ladbrokes公司的赔率排名中，特朗斯特罗姆位居第二，仅次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然而Ladbrokes赔率表的最大特点就是两个字：不准。比如到了10月5号颁奖前一天，原来排名垫底的鲍勃·迪伦突然攀升73名以5/1的赔率位居榜首——整个剧情简直毫无逻辑可言。
10月6日凌晨，李笠写了一条微博：“从纯诗的角度，我更希望你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解释省略号的含义。配图是满头白发的特朗斯特罗姆，在两个孩子的拥绕中安坐于花园，因中风而瘫痪的右手习惯性地按住胸口。19个小时后（瑞典时间10月6日13:00）这个愿望已成现实。瑞典文学院宣布特朗斯特罗姆“通过他精简的、透明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通往现实的新途径”。
接到喜讯电话的是诗翁的太太，她表示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听音乐，感觉很好”。
诗歌的炼金士
究其一生，特朗斯特罗姆写的诗不足200首。结集成书，不过薄薄一册。
他写诗极慢。即使在尚属创作旺盛期的八十年代，一年中出产的诗不过三四首。大部分诗从下笔到定稿，往往耗时几年。李笠记得，长诗《画廊》花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年的时间，而一首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从第一次以手稿形式给李笠看到反复修改后的发表历经七年。
1988年李笠和特朗斯特罗姆初初见面，曾谈到当时一个著述丰盛的瑞典诗人兼小说家，李笠问诗人对此人的看法，特朗斯特罗姆用一种类似禅宗大师对弟子的方法答道：“他去中国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是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
慢工出细活的信条下，是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语言的极度考究。他曾说“刽子手与语言同行”，陈旧的语言谋杀诗意，而他欲戒除一切陈词滥调。如何建立新语言？特朗斯特罗姆的方式是更新意象，创造隐喻，这令他的诗凝练、干净而陌生。1981年，李笠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对瑞典诗人的大量阅读中，特朗斯特罗姆脱颖而出——独特而充满陌生感的意象下面是丰富的隐喻，意象简洁而隐喻复杂，无法一眼看懂，“他的诗对我构成了障碍”，李笠因此入了迷。
他开始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是进入《世界文学》杂志工作后的事。1985年，特朗斯特罗姆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诗人在勤勉地翻译他的作品，便给李笠寄了一本诗集，上书“给我遥远的同行”。而比这更早的1983年，北岛也在通过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英译稿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了，后者辉煌诡异的意象和独一无二的音调让他惊叹，而其中一首《果戈理》北岛尤为难忘：
“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 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 ……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北岛后来才知道，写《果戈理》的特朗斯特罗姆只有18岁，他大吃一惊。“大多数诗人是通过时间的磨砺才逐渐成熟的，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可以说，托马斯的写作不存在进步与否的问题——他一出场就已达到顶峰，后来的写作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
在和李笠的一次谈话中，特朗斯特罗姆承认自己受过影响的作家包括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吕雅。而在北岛看来，特朗斯特罗姆的资源事实上更为丰富，起码还应包括古罗马的贺拉斯和日本俳句。1990年，特朗斯特罗姆中风，导致右半侧身偏瘫。北岛去看望他时，记得他一度“非常惶恐”。后来在诗中，特朗斯特罗姆描述了那种感觉：就像从麻袋网眼中看世界。慢慢地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甚至弹钢琴。几年后诗人已能用左手流畅地弹出巴赫的几支曲子，并抱怨写给左手的乐曲太少了。而他依然在写诗，只是形式更为短小，“像俳句”。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多少有点像个隐居的炼金术士。我这样说，并非指他脱离时代，而是指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内心沉静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如何引导强大的动力穿越生与死的黑暗。”北岛说。
瑞典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父母在他幼年时便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二战贯穿于他的童年至少年期，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强烈的经历。其时瑞典是中立国，但邻居挪威、丹麦纷纷被占领，瑞典人在立场上也分为两派，不少亲戚朋友支持德国，这让同盟国的坚定支持者、敏感的少年特朗斯特罗姆觉得人生初尝孤立滋味。早熟的天性让他成为了一个“教授一样的小男孩，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他梦想成为列文斯通那样的探险家走遍非洲，却只能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
18岁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读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来到林雪平市的青少年拘留所上班，从事心理咨询和辅导（这个工作他干到退休）。在195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前，他实现了他漫游者的理想——他先去了冰岛，继而是东方的土耳其，最后去了非洲。那是“在路上”风潮尚未掀起的1950年代，这算是颇不寻常的冒险，尤其当时的土耳其可不是旅游国家。在特朗斯特罗姆宁静、稳定的一生中，这段罕有的探险经历他很是珍视。
1955年，24岁的特朗斯特罗姆甫一出版处女诗集《17首》便技惊四座，四年后第二部《途中的秘密》更是轰动诗坛，年纪轻轻便成为瑞典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平稳而匀速，平均四年一本诗集，薄薄十几首；妻子莫妮卡是他的第一读者兼批评家，她能“发现他所不能发现的问题”。他热爱音乐，最常听的是海顿、舒伯特，最爱弹的是拉威尔，这些他都入了诗。特朗斯特罗姆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座群岛上，别墅刷成蓝色——就是后来招待过无数诗人的著名的“蓝房子”，北岛曾撰文回忆。北欧静谧、安逸的生活氛围包裹着诗人，以至于在马悦然看来，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风是如此恒定，这在其他地方的诗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他从不曾让风格应时而变”。
但不变也曾为特朗斯特罗姆招致麻烦。“瑞典也有‘文革’”，马悦然告诉记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思潮席卷全球，也波及到了瑞典，青年人集体“向左转”，大部分瑞典诗人也顺时而动，借诗歌表达政治理想或社会诉求。不为所动、继续打磨纯诗的特朗斯特罗姆在这段时期备受同行攻击，瑞典人指责他是保守分子，并称他为“出口诗人”。晚年时诗人曾表示那是一段很受伤害的经历，但他从未考虑过改变。“十年后他收到了当年批判他的人的道歉信。”马悦然说。
作为诗人的特朗斯特罗姆始终并非一个漫游者的形象，尽管他也写过以《尼罗河三角洲》或《里斯本》为题的诗篇。在诗歌中，他如此强烈地扮演着瑞典人的角色，深深地扎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天气、风暴、景象和经验。半个世纪的创作力，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的景色始终如一：祖国瑞典锯齿状的海岸，阴暗的云杉和松树林，突如其来的亮光和暴风雨，狂暴的大海和无尽的寒冬。这一切都通过他直接、简洁的语言风格和醒目、难忘的画面表现出来。
诗人黄灿然写道：“特氏诗歌总体而言，其特出之处是描绘北欧外部和内部风景，这方面他堪称绝无仅有。我是说，我们从其他寒冷国家或寒冷地区的诗人那里，都看不到如此冷峻、准确和巧妙的表达。这寒冷地区加上高度现代化，使得我们一看他的诗就能感到这是现代人和关于现代人的诗，这是当代人和关于当代人的诗：荒凉、孤寂，但有一颗敏锐的心灵。”
2000年左右，诗人黄礼孩第一次读到特朗斯特罗姆《黑色的山》，就被其中“独裁者的头像被裹在/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的隐喻所震撼，更为“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的奇妙景象所打动。直到今年夏天，他终于来到瑞典拜访诗人，才明白后一句并无任何修辞，在哥特兰岛，他亲眼看见了山顶上追着天空的蓝色大海。
80年代的《美国诗评》杂志，已将特朗斯特罗姆和切·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并列，称之为“最杰出的欧洲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甚至被排在第一位——布罗茨基坦承自己偷过他的意象，他是诗人们的诗人。而对东方读者来说，这位瑞典诗人为何显得比其他欧洲诗人更贴近我们的心灵？诗人于坚把这归结为特朗斯特罗姆“放弃了雄辩这一西方传统”。当中国的诗人们读到“穿轰鸣之裙的鞠躬喷气式飞机/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增长”时，他们几乎无不想起了王维“鸟鸣山更幽”的诗句。“特朗斯特罗姆在瑞典诗中的位置，犹如汉语中出现了唐诗。”
“在瑞典，托马斯是国宝级的人物。”马悦然告诉记者。瑞典与特朗斯特罗姆互相成就，当后者写下“我站着，把手放在门把上，给房屋切脉”（《波罗的海》）这样的诗句时，他是在将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呈递在我们面前：他是这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一个安静的感知者。在马悦然看来，瑞典语冷静、锐利、简洁，是一门适合诗的语言。而特朗斯特罗姆也把瑞典语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