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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我们过于健忘，明星对政治的介入从来就不是一件新鲜事。
罗纳德·里根大概可以作为明星从政的最经典范例。作为好莱坞的二流明星，他最终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我们时常把他挂在嘴边，发现他在政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其银幕形象的挪用和戏仿；我们察觉电影《星球大战》和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继而蓦然发现好莱坞银幕上那些异想天开、甚至荒诞不经的影像能够对现实产生莫大的效用可早在里根上任总统造访中国之前，这些都曾以更为激进的方式上演过。
西谚有云：政界即为丑陋之人的娱乐秀。即便是在并非泛娱乐化的中国政界，即便这片土地上的政治仍然神圣而不可亵玩，现代政治和现代娱乐业之间的互为镜像，仍然透露着一些隐约但足够神秘的故事。在红色集权时代，这样隐约的线索往往以更惊人的样貌和影响呈现。
就在不远的过去，一位曾用艺名“蓝苹”的电影女明星改变过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她演过的最著名角色就是易卜生的《娜拉》，她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的独立女性。1937年，她来到延安，改名江青，并对中国接下来的40年历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晚年的她呼风唤雨，却又孤寂地把自己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一部又一部地看被她称为毒草的好莱坞电影。然后，历史抛弃了她，她被称为“阴谋家、坏女人、祸国殃民者”。所有这一切，宛如一部黑色电影，而她就是那个终极的蛇蝎美女。
民主口号下，当代政治和娱乐业对大众传媒有着共同的依赖，这使得政治的娱乐化和娱乐的政治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对个体的崇拜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完美演义，一振臂而应者云集的能力也似乎能够更加无碍地流通于两界。
人们似乎很喜欢像曾志伟这样的明星政员。这位叱咤香港影坛几十年的明星拥有一个传奇化的父亲。他的父亲曾启荣曾为香港军装警署署长，任职臭名昭著的五亿探长吕乐手下。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正式通缉曾启荣，此人日后终老台湾，再也没有回去过。尽管如此，曾启荣为曾志伟留下了足够多的政治遗产。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前局长马时亨是他的表哥，而他本人也长年担任香港演艺艺人协会会长一职。2011年，曾志伟当选广东省江门市政协常委。
传奇之如曾志伟，却也在隐隐之中显露着艺人从政的一个普遍规律。在西方乃至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明星从政通常始于演艺工会的一官半职。罗纳德·里根如是，阿诺·施瓦辛格亦如是。当人们过于在意明星的光鲜夺目，他们就倾向于淡忘明星之为劳工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的位置。在美国乃至中国香港，演员、编剧、导演等工会是明星从政最顺捷的通道，而工会所具有的强大权利和义务，也使他们积累了最初的宝贵从政经验。
改革开放之后，明星也一直是中国政界上的一道风景线。这道风景线根据出现的时期，大致可以分为新老两代。
老一代参政明星以前之所以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沉默寡言。他们很少提出什么提案，当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雷人提案。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个案：著名导演谢晋曾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由他一手捧红的女星刘晓庆则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对刘晓庆来说，政治身份便是她刻意营造的神话，它犹如一颗最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位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牌的明星的身上；它标志着她那本著名自传《我的路》所希求达到的巅峰。而这一切却又在逃税案不可避免的公开中，沦为了把柄和笑话。
张狂和肆意永远不是中国政坛明星合乎中庸之道的活法。新一代政治明星中的佼佼者—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显然具有更加完善的政治智慧。相比于刘晓庆的张狂和肆意，邓亚萍在低调中完成了近二十年来最完美的身份转换。当我们才刚回过神来时，这张曾经象征着中国体育的脸已经完成了剑桥的博士学业，结束了她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任职，进入了人民日报任人民搜索总裁，级别也从之前的副局升至正局。
不过，随着传播手段和民意互动的加速，以及民主进程的深化，新一代明星的参政素养也不再“沉默是金”。在中国，明星参政的样貌开始更加多姿多彩起来，而公众对于明星参政的批评和建议也更加直截了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民赋予明星的荣耀。当张艺谋、巩俐等明星政协委员屡次缺席两会，当巩俐因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丧失政协委员职位时，当刘翔没准备提案而被质疑时，当更多明星委员的提案因为雷人而被嘲笑时，明星参政的滑稽就免不了被放大。反过来，当明星在参政之途上的作为更加专业和认真时，公众对他们的钦佩、鼓励乃至追随也会被放大。
本屆两会刚刚结束，我们有些欣喜地看到，明星委员和代表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些更加敢作敢为的参政先锋。
韩红
四成艺术 三成参政 三成慈善
两会期间，人气最高、提案最专业的文艺界的代表、委员是谁？非韩红莫属。
政协开幕第一天，委员们的大巴车被记者团团围住，她犹豫着，最终被同组的朱军推下了车，“反正你总要面对的”。
今年韩红带来的提案叫《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这已经是韩红连续三年关注儿童问题，加上这是一份通过微博最终凝聚成的提案，面对急切想采访细节的记者，韩红只说了一句：“我对政府充满信心。”
3月9日，韩红的信心更加坚实，因为民政部部长正式回应了相关话题。这意味着她的提案再一次变成孩子们的福音。韩红的合作伙伴，提案的参与者之一喻江说：“她虽然不是专业人士，但句句都在点上，她的提案绝不会是空架子，将提供有效可行的措施，把提案做到落地、扎实。
人贩子，我跟你拼了
3月14日，在本届政协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韩红悄无声息地踏上了奔赴云南地震灾区的旅程。这些年，她的工作早已不是唱歌这么单纯，也不仅仅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副团长”这个职务所涉及的范畴，她的运动轨迹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哪里有状况，哪里有困难，哪有灾情，她就会最迅速地出现。
韩红曾表示，自己的精力，四成在艺术上，三成在履行政协委员等政治工作上，还有三成是做慈善，她先后收养了200多个孤儿，在汶川地震发生不久就去了灾区三次，她对助理在正常要求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怕死。在深入舟曲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她依然平静地说：“帮了那么多人，其实是帮了自己。”
慈善事业贡献的是一己之力的热情，以及作为明星的影响力。而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韩红凭借的是专业，基于调查和研讨的提案，汇集了多方智慧和专业人士的知识背景。
这是一份缘起于微博的提案。今年年初，微博上形成了一股“拍照寻找、解救被拐儿童”的热潮。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其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寻人信息，被拐走的孩子叫杨伟鑫，福建泉州人，今年6岁，2009年被拐骗致残沦为街头乞丐，成为人贩子赚钱的工具。2010年初有网友在厦门街头发现并拍此照，现仍下落不明。微博力量是惊人的，随后许多网民给他打电话、写信，还有人上传了一些神似杨伟鑫的照片。当然更多的是有着相同或类似经历的家长，前来求助。
1月25日，“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官方微博正式开通。于是一场走上街头，拍下身边的行乞残疾儿童的活动开始了，加上不少已经成为父母的明星的支持，寻人和发布信息、照片的微博被频繁转发，“微博打拐”也成为最热议的话题，在网上和网下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一直关注儿童问题的韩红自然坐不住了，2月6日，她发出了“人贩子，我跟你丫拼了！咱‘两会’提案见！非讨个说法！我排山倒海”的微博，并且号召大家帮她一起想办法出点子，一起来写这个提案。她还透露，会请于建嵘老师指导，联合她的律师关廉明和为她写词的搭档喻江，“共同完成这次由微博产生出的、带着大家心血的提案”。
五易其稿
喻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韩红在春晚前后特别忙，一直到初二才给我们发短信拜年，我还想这回她心里可以踏实了，没想到她半夜还睡不着，开始在微博上@人，初四@于建嵘，随后又@我，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我知道我这个兔年春节假期就算过去了，但是换做谁都会觉得义不容辞。”
2月7日，韩红发出微博：提案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我们知道有困难、工作量巨大，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要相信政府一定会解决此事！同时她呼吁相关专家跟她的团队取得联系，“求各方人士援助我们，赶紧加入吧！”同时，她也积极动员自己身边的力量，希望大家献计献策。给人打电话通常第一句话是：“凭我对你的了解，我下面说的事会让你热血沸腾的，我们要搞一个大行动。”
“韩红说她前两年的提案都通过了，这次如果好好准备问题也不大，那天是大年初五（2月7日）酒店大堂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现在我们身后是千军万马。”这千军万马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专门从事儿童相关立法研究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张文娟看到韩红的微博后，迅速地和喻江和关廉明联系，并在当天见面详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们希望张文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参与到提案的写作中。
初稿完成后，韩红很想听听多方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2月19日，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支持下，韩红在湖北大厦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提案意见征求会。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与儿童权益保护有关的一线人士，包括儿童收养救助和法律援助的专家、律师，少年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还有工读学校的老师代表。接到邀请的徐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主任马李在买不到车票的情况下，开车9个小时连夜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会上，韩红拿出提案的初稿，大家热烈讨论，原本两个小时的会议，结果变成了4个小时，韩红推掉了别的工作安排，全程参与交流。
张文娟介绍，最终提交的《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是五易其稿，最后的文本是由关廉明律师、喻江和她在宾馆，连续加班20多个小时，最终完成的。“我们希望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最明显的短板—家庭的支持和干预体系没有建立。”
孩子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
“参政议政需要质量，如果代表、委员真的关注一个领域，想提交相关的议案或提案，就应该做调研。有的代表、委员只是根据自己见闻的个别事件或凭着感情就提交一些议案和提案，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实际上，国外很多议员也在经常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后提出立法建议。”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韩红对提案认真、严肃打动了他们。因为她的本职是歌手，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关注失助儿童，她没有凭感情冲动去呼吁，而是委托专业人士准备内容。从这个角度讲，韩红是负责的。
在韩红的提案里，不仅有针对弱势群体儿童现状的调查，也有建立在专业知识、法律基础上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事实上，韩红抓住一切机会，搜集材料、了解具体问题。她曾为了解农村留守女童的生活状况专门到湖北荆州农村走访调查。地震、泥石流的灾难现场，她频繁出入，赈灾救助之余也不忘了解当地老人和孩子的真实生存状况。
作为政协委员，她的热情和努力让很多人感动，当然也免不了质疑的声音，还有朋友打电话叮嘱她，小心人贩子报复，韩红却表示，“我根本不在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摸一个试试。”
她知道误解总会有，但是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需要解释。中央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王昊（月亮姐姐）说，“韩红就是带着使命来到世间的人，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去年7月她比我们提前一个星期去的玉树灾区，给我们备水备干粮打前站，我们去了就看到一个被晒得黑黑的韩红在指挥。”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韩红是低调的。在政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她唯一一次公开回应了今年提案的相关问题，她说，首先要感谢微博打拐，“使我们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个群体，看到了曾经我们没有想到这么麻烦、量这么大被拐儿童、流浪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感谢他们能够把这个新闻发布在微博上。我跟于建嵘教授有不同的是，他们呼吁的是微博打拐、解救儿童，我想的更多的是，当孩子被解救出来以后后续安置问题，孩子救出来以后谁去养？”
她的提案具体涵盖了以下几个重点：第一，更新观念，增强未成年人的国家保护意识。简而言之，孩子不仅仅应该由家庭来照护，更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特别是当家庭功能失靈的时候，比如长期遭受打骂、虐待，孩子得不到家庭关爱、功能的状态时，这时候国家应该有保护意识。孩子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
第二，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国家对于困境儿童已经给予了很多帮助、支持、扶持，但依然有法律很难涉及，而人贩子可以打擦边球的地方。韩红建议，国家公安部、民政部直接关系儿童权益的政府部门一起建立一个专门的儿童保护的司局。她说，“现在流浪儿童的管理都是跟流浪的大人，要饭的、乞讨的、上访的等等都是在一起管理，孩子和大人一起管理，我觉得会造成很多的不便。”
第三，希望国家能够根据国情，建立“三级监护干预机制”。防患于未然的早期社区干预。社区要知道这个孩子家里父母的构成，比如家庭环境的构成，如果成分比较复杂，政府就可以早期在社区进行引导，开导家庭培训指导，以及针对高风险家庭制定个性化的帮助和干预。
第四，是有效而及时的行政干预。
韩红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前两天她遇到了一个孩子，14岁，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判给了父亲，可是父亲根本不管，孩子已经被扔掉三次，每天睡在水泥管子里。第四次更残忍，父亲把小孩儿从副驾驶的位置一脚给踹出去，孩子浑身是血。由于孩子还没有年满18岁，还不能行使公民权利，向公安机关、法院提起申诉，在这种状况下，国家能否出台相关法律，取消父母的临时监护权。也就是明确的可操作的司法干预权。
“我们国家的儿童，3.41亿未成年，占总人口的近1/4，还是那句话，归根结底，家事就是国事。”韩红总说自己是穷孩子出生，因为坎坷的童年经历，她把自己的视线更多地给了儿童和弱势群体上，参政三年，她的提案从“提高孤儿月生活补助”到关注“农村留守女童的性安全”再到“改善福利院孤残儿童生活成长环境”，其中有两项提案已经被采纳，包括孤儿月生活补助提高了10倍，现为600元；以及寄养儿童的生活费，福利院从400元提高到了1000元，寄养则提升至600元。
韩红说：“看到我们‘十二五’新的规划之后，我觉得我对生活充满信心。如果哪天我不当委员了，回过头想想，我都会为此欣慰和骄傲。”韩红打拐提案提炼
1. 更新观念，增强未成年人国家保护意识
简言之，以前我们都觉得孩子是父母的事情，小孩有什么问题，是小家庭的事情。其实不然，孩子固然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少年强则国强。
2. 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目前在某些法律很难涉及的地方，有些擦边球的地方，给人贩子一定的空间。公安部、民政部直接关系儿童权益的政府部门，是不是可以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司局，以加强政府对困境儿童的国家保护。
3. 建“三级监护干预机制”
一是防患于未然的早期社区干预。社区要知道孩子家里父母的构成，比如家庭环境比较复杂，政府就可早期进行引导，针对高风险家庭制订个性化的帮助和干预。
二是有效而及时的行政干预。如果父母没有办法养孩子，严重影响孩子成长的，国家是否可以出台法规，取消父母的临时监护权。
4. 提出可操作的明确司法干预权
我国有3.41亿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近1/4，还是那句话，家事就是国事。崔永元
语录给力微博火崔永元用自己高质量的提案和响亮的崔氏语录模糊了他的著名主持人身份。与一些明星委员上会“打酱油”不同，小崔把参加政协会当成正事。
兩会上，明星崔永元的微博是一扇窗，很多人的心声通过这里传进了会场。但是，“别用微博140个字的方式来写提案，这是个特严肃的事情。要有考量、有数据、有分析，要把问题弄明白了才提。”在微博上敢说敢骂，在政协小组会上给力的发言，让人们看到小崔对民生问题的认识并不比官员浅薄。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的小组讨论，也因为有崔永元这个能说会道的人物，而更加活跃。
崔永元
语录给力微博火
写完整才能公布
两会期间，每天傍晚，崔永元要回台里录制《小崔会客》两会特别节目，凌晨时分回家。白天，他又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国际饭店，参与小组讨论。上会记者们总是能看到，崔永元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字，接着伸过手拿麦克风发言。
分组讨论，崔永元活跃异常，不失稳重。他手中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圈圈点点，有不少是倾听别的委员意见时记录的。他带来的提案也毫不马虎，从建议加强口述历史的收集研究到关心大学生就业，从建议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到建议加强铁路无人值守道口监管，始终和民生息息相关。
为参加今年两会，崔永元耗时一年，调研基层的医改。“就我的调查而言，药的种类至少可以减少50%。”崔永元说，患者看到的都是药的名字，但往往很多名字，其实就是一种药。就因为名字不同，价钱就不一样。名字一多医生就有了选择范围。“零价差按照进价出售给老百姓，但进价就是对的吗？进价就是成本加上利润吗？没那么简单。这是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不能不负责任地说减少50%或是提出价差了多少。”正因为没完全弄明白，崔永元只好暂时放弃提案。他觉得，要调查清楚、写完整才能公布。
见议员下煤窑
为了提案，崔永元 “玩了命了”：出国旅游，让朋友引见当地议员，了解医疗、保障房等情况。为调查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崔永元曾经跟煤矿工人一起下煤窑。“真是不下去不知道，又黑又窄，冒顶、渗水、塌方，随时都可能发生。他们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钱啊。”
崔永元说，很多提案的回复是：“你提的很重要，按照国家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欢迎你继续给我们提意见。”面对有些敷衍了事的回复，崔永元说，“不要说今年提案的回复率是多少，我认为这没意义。要说解决率是多少，比如说医改，当年可能解决不了，你可以说今年解决到什么程度，明年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3月6日，崔永元在微博上向垄断行业开炮，称中国电信资费贵得离谱，而美国洛杉矶的手机收费标准9.9美元包打一年。他引用的美国手机资费标准被网友指出信息不准确。随后，崔永元承认引用数据有误，请在美国的朋友核实，并发微博向网友致歉。3月8日，崔永元在微博上再次道歉，称“现代社会需要负责任的公民。今天，我的两位远在美国的朋友先后发来邮件，批评并告诉我准确的信息，所有人都不需要误导。”
3月11日，他连发微博详细给出了三条“美国手机话费参考”，分别是全球包月计划、包月计划和美国境内家庭计划（不含国际长途）。
两会上的“崔永元语录”引起舆论的关注，被网友大量转发。“来这里不是享受荣誉的，是来承担责任的”、“保障住房远离市中心，那是山洞，也是逼穷人买车”等，他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诠释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当了四年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坦言，比当主持人还小心，一件事不彻底搞清楚不能开口，一张口就是责任。崔永元给自己的政协委员工作打58分。他说这是自己的高考数学成绩，这一科考出的最好成绩。小崔语录
★ 所有拆迁都是想干好事，拆迁了不是想建住宅，就是想建工厂。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把好事干成坏事，或者说，用干坏事的方法去做？
★ 比如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元，你征他的税，也许是合适的。但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000元钱，就不应该收税。他那是在玩命啊。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一定能出来。
★ 保障性住房建设要用微博的速度、资金投入要用博客的篇幅、受惠人群要远远超过粉丝的数量。
★ 其实我挺宽容的，你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让我们知道，在中国打电话就得这么贵，我们就认。
★ 我一直在关注药价的问题，为什么药价会这么高。我花了一年的精力去弄这个事情，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发现的内幕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不亚于好莱坞大片，希望在明年两会前搞清楚。
★ 食、住、行都世界一流，但是没有衣服光着身子，肯定幸福不了。这些全重要，哪儿都舒坦才幸福。哪儿有病哪儿有用。小拇指你平时觉得没什么用，可是戳着了难受着呢。民生就是这样。
★ 我赞赏，因为温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 我高兴，因为温总理说，有一件事情现在就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
高金素梅
身份的焦虑
作为演员，高金素梅的代表作是拍摄于1994年的《梅珍》。她因此片荣获了圣地亚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在很大程度上，这部作品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了高金素梅乃至台湾人的身份焦虑：上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相争，一位生长于农村家庭的领导人物梅珍随之而起。战乱中，梅珍几经艰辛逃到领事的船上，却发现自己丢失了身份证。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她的身份不断被外界的不同势力所界定、更改和重新定义。然而，这位丢失身份证的女子，却决定坚强地活下去。
作为一个政客，高金素梅介入政治、参与政治的动力正在于她本人的身份焦虑；而她的政治斗争，就是为了理清和界定自己的身份，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人群争取更多的利益。她是一个台湾人，却又是台湾省内的少数民族；她是一个明星，却又是一个普普通通、向死而生的人。
连环厄运
她的原名叫做金素梅。她的母亲是台湾泰雅族人，父亲则是安徽人。特殊的身份为她日后的从政奠定了基础：“对我母亲来讲，原住民这一块来讲，是空白的，我找到了这段历史，包括我父亲是安徽人，也遭受到了日本政权的毒害，我母亲是泰雅族，一个在安徽，一个在台湾，同样受到历史的伤痛，那你说我作为后代的，我是不是更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呢？”
念高二时候，为了帮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她去了一家西餐厅驻唱打工赚学杂费，偶然间被制作单位发现，邀她去参加由综艺天后张小燕主持的歌唱比赛节目《大精彩》。她在比赛中游刃有余，蝉联多期比赛的擂主，声名大噪，以至于当时已成名的不少歌手都抱着好奇心来参加节目，要看一看这位“什么歌都会唱”的18岁小女孩究竟是个什么样。
走红后，金素梅一路星途坦荡，推出《金素梅》《背叛风情》两张唱片；接着与何家劲合作拍了第一部剧《不了情》，收视大红，被琼瑶看中连拍电视剧《三朵花》《婉君》，成为“琼瑶女星”。更是接拍了李安执导的电影《喜宴》，担当女主角，获得极高的评价。
然而，没有人想到，拍完《喜宴》正处于事业最高峰的她突然选择了息影，而令她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当她退出娱乐圈之后，厄运马上接踵而至。
1994年，金素梅与友人在台北市的菁华地段合伙投资一间婚纱店，打算开始新的事业。未料，约一年后，会馆发生火灾，带走6条无辜人命，人在现场的金素梅侥幸脱险。
接着，为了重振事业的金素梅试图回到娱乐圈，可刚刚才接拍一部电视剧，她便被查出患有肝癌。虽然肿瘤被及时切除，但正是这段不幸的岁月改变了金素梅。1999年，肝癌手术一个月后，9月21日，金素梅34岁生日，那天台湾发生7.6级地震。当从电视上看到受灾原住民流离失所的场景，身为原住民后代的金素梅马上和救援人员一起投身灾后重建工作。目睹灾区原住民的生活环境与处境后，金素梅决定为族人发出声音、争取权益。
日后，她回忆道：“我虽然开刀一个月，身体的状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的精神非常好，因为我看到生命价值的意义，所以我就跟着一些慈善团体，走入到部落里面去。当我到部落以后，我才深深地感触到，我的族人同胞，为什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还是这么的贫穷，还是这么的落后，甚至于未来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这些经历，让金素梅决定把自己的余生献给政治，为她的族人争取更多的利益。
历史的正义
2000年底，金素梅更改户籍，冠上母姓“高”，成为高金素梅。2001年8月，她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加年底的“立委”选举。同年12月，她成为岛内第一位女性山地原住民“立委”，正式跨足政坛，力求使原住民族的权益与尊严提升。
此外，她积极主张将台湾“高砂族”当年受征人员“高砂义勇队”阵亡祖灵迁出靖国神社，被称“政坛女硬汉”。 2009年8月11日，她率领约50名原住民闯入靖国神社，高喊“认错、道歉、赔偿”的口号。她把这一行为形容成对“历史正义”的追寻。她说：“加害人怎么可能和被害人在一起。你想一想，犹太人和希特勒放在一起，那是什么画面啊？如果你这样来看，这样比较的话，日本靖国神社一样的状况啊。你把那些战犯放在那里，那些杀害了殖民地人民的人也放在那边，台湾原住民呢，原住民的祖先是曾经被这些人杀死的。然后我们的第二代还放在靖国神社，这是什么情况 啊。这世界上还到底有没有历史正义了？”
不怕戴“红帽子”
近年来，高金素梅的团队和大陆之间交流频繁。在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上都出现了她表演的身影。2009年，高金素梅率领“台湾原住民代表团”抵达北京，甚至还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为此，高金素梅在岛内受到了很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但高金素梅说，自己从来都不怕戴“红帽子”：“政治人物和媒体有话语权，但他们并不代表全部台湾人。很明显，我会见记者或者坐飞机时，很多民众都给我竖大拇指。一些不认识的人过来跟我握手，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
高金素梅十分清楚自己的政治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要把少数民族“无言的抗争”变成呐喊和呼唤。“原住民在台湾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的，就像内地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公平，但我们没法感到台湾政府对原住民的公平。原住民部落教育资源缺乏，生活水平不高，小孩辍学率非常高；辍学率一高，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重体力的工作，这就像恶性循环，这样一来，原住民在台湾就处在非常边缘、非常贫穷的状态下。”
汪明荃
参政见证香港命运
在香港演艺界，阿姐汪明荃实在是最独特的一个—早在1984年，就作为演艺界的唯一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并参与起草《基本法》。此后，长达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14年的政协委员经历，让她在香港演艺界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
见证香港回归
细数自己的亲身经历：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亲眼目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1997年7月1日，分离150多年的香港回归祖国，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10年间，3次代表香港市民投票选举特区行政长官
回想这些事，汪明荃很自豪：“1984年12月9日，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眼目睹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席签字仪式。我开始明白，香港终于要回归了。我开始理解，联合声明的背后是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富强。”
“能够参政议政非常幸运，尤其是在香港回归的路上，我一直都有参与。很多工作我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亲眼见证了香港的回归，更目睹了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看到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香港演艺界在政坛的“最高代表”，汪明荃比自己身边的圈内人多了很多观察香港的视角，也让她有了更多近距离观察香港民众心态的机会。
花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9岁时，汪明荃随着家人到港定居。她喜欢红领巾，喜欢唱内地歌曲，最喜欢唱《我的祖国》《我是一个兵》，都是小时候学的。
1980年，凭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里热血爱国女学生形象，主唱电视剧的插曲《勇敢的中国人》，汪明荃赢得港澳和内地观众的爱戴。当时香港的人大代表并非由香港人自行推选，而是由广东省的代表提名推选，她在选举时被多人提名。尽管娱乐和政治有天然的鸿沟，出生于内地的汪明荃却怀着朴素的感情欣然“跨界”，踏上了从政的路途。
从1988年开始，汪明荃连任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10年的时间，她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实地考察。
回忆当年，大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了解人大代表的含义，未有从政经验的阿姐也只是觉得很光荣。还记得第一次参加会议18天，住在中央组织部，每天像读书一样，开会、讨论，接触很多领导。阿姐觉得身上责任很重，压力来了。“这份工作和我以前干的太不一样了。”初当代表时并不习惯，开会讨论国家大事，自己能说的很少。从学看文件开始，慢慢地她明白当人大代表不是举手的工具或花瓶，而是要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
之后，她多次代表香港人向中央表达港人的声音，2006年政协会上她提出的《关于改善广东地区公路治安状况的提案》获得全国政协表彰的优秀提案奖。
今年3月2日，汪明荃准时抵京，第14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去年两会，汪明荃对媒体说，楼价太高，希望政府多建廉租房，起码让每个人都有地方住。今年参加“两会”前，阿姐依然搜集了群众的意见，最关注的是民生、物价和房价。
对于政治，汪明荃表现出和其他政界中人的明显区别：述说流利清楚，但没有太多政治的口吻，更多地从切身事例出发，从身边市民的感受出发，甚至经常在专访中为娱乐圈“平反”。这一切，构成了她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色。
被封杀的日子
汪明荃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0年里，她没有接到一部戏。
上个世纪80年代，一般的演员歌手都不敢来内地，会对演艺生涯有很大影响，会遭到台湾市场的封杀。“从1988年我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我所有的电视剧都被封杀了。整整10年，我都没有拍过戏。”此间的汪明荃，只能从事TVB一些主持类的工作。
后来阿姐做了政协委员，内地氛围更加开放，她才继续她的演艺工作。“我人大代表卸任，1998年再出来演戏的时候，拍的是《创世纪》，那是我演艺生涯中第一次演别人的妈妈。我之前没想过，我‘解冻’时，已經只能演人家的妈妈了，真是百感交集。”
阿姐觉得从政要有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她自己不后悔从政路，直到现在依然认为当人大代表比拍戏重要，“通过人大、政协工作，利用我的一点知名度，可以让很多事情尽快解决。”
香港回归十年时汪明荃曾对媒体谈起，她40年的演艺生涯中，难能可贵的一页就是以艺人身份从政，从政使她更爱国家。“给了我另一种人生体验，我变得主动了，看事情客观了，人开朗了，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去做，眼光亦广阔了。”
明星参政类型图
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众人瞩目。在舞台上站久了，一个隐形的摄像机永远如影随形。当他们踏入政治的领域，最先学会的是姿势。在中国，两会是明星参政的最大舞台，在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各种姿势。当然，明星参政不仅仅是两会。只不过两会能给人清晰透视的机会。在日常中，明星的参政在中国总是显得轨迹模糊。明星与政治，看似相隔遥远，却又常常可以一脚跨界。充满着姿态、作秀、潦草，也会有真诚、努力和远大的目标。
国外参政典型
在国外，明星参政和国家利益没有如此贴合。比如乔治·克鲁尼，他一直尝试外交家的角色。因为参与之深，影响之大，专业到白宫都需要向他请教。他尝试用明星的光环，做一些可以阻止战争的事情。即使明星州长施瓦辛格，虽然卸任留下一个不那么光彩的摊子，但是也可以向华盛顿咆哮，并传播环境保护的理念。
提案大观
张艺谋冯小刚 保护电影版权
张艺谋、冯小刚、尹力、冯小宁、陈国星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等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电影盗版盗播现象猖獗，极大打击了电影产业发展和电影人的信心，必须尽快采取更严厉的举措，加强对电影版权的保护。”
张艺谋说，目前票房业绩比较好的国产电影，上映两三天就遭盗版、盗播，很多电影上映不到两周就被迫下线。2010年末遭遇的“电影盗版狂潮”令电影界震惊。“加强对电影版权的保护，是关系到当前中国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和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巩汉林 支持商品房限购令
巩汉林今年提交了有关于政治体制的、保障房经适房的以及文化方面的三个提案。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是民考官方面。巩汉林支持当前的商品房限购令，并表示，他的提案中特别关注了“两房”，即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质量及配套设施。
对于提高个税起征点，巩汉林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手中的钱显得相对多一点，物价上涨很厉害，政府要办实际的事情。他觉得广东省建农副产品平价超市，使人民群众的菜篮子更加平价更加实惠。别把中间环节弄得很多，四五个中间环节，菜的价格就上去了，老百姓那点钱就越来越不值钱了，“你又不给涨工资，物价又越来越高，老百姓怎么会没有意见。现在先遏制物价，让手中的钱比较值钱，让老百姓过得相对好。”他呼吁全国都向广东学习多建平价超市。
晏紫 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
体育明星委员晏紫带来两个提案，一个是《立法禁止棕熊熊胆买卖》，另一个是《关于农民工孩子上学问题》。晏紫说：“农民工考虑到孩子上学难，进而延伸出今年各地招工都很难。且不同城市对本地小孩和外地小孩上学有区别对待，这些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对国家也是有损失的。”
郁钧剑 成立国家公益公共频道
歌手郁钧剑建议传媒界比如中央电视台弄一个真正的公益公共频道，不涉及商业广告，不以收视率为业绩标准。由国家投资，代表国家形象，加大文化道德的含金量。他希望该频道的内容以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为主，宣传大量历史、文化事件、各行各业精英和先贤。“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国家传统节庆，可以组织我们唱歌的一起唱春节，这类没有出场费的演出我愿意去，我相信大多数文艺界的人都愿意去。”郁钧剑说。
濮存昕 拐卖儿童应零容忍
“拐卖儿童是仅次于杀人的反人类罪行。全社会对这件事应该零容忍。”2008年，政协委员濮存昕的提案是《对长期有效打击拐卖儿童斗争的四点建议》。建议公安系统增加打拐专业队伍和专项经费，完善户籍登记制度。他说，我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对非亲生儿落户的法规条款不完善，致使很多被非法买卖的儿童通过各种违规方式上了户口。他建议对所有非亲生儿童和收养儿童上户口时采集DNA血样，与公安部打拐DNA数据库比对排查，为拐卖犯罪增加难度。”
濮存昕另一份提案是《反歧视从还几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就业权入手》。他建議卫生部门国家机关率先录用艾滋病感染者，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卫生部修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有关艾滋病列为不合格的规定，让受艾滋病伤害的感染者获得公平的就业权。
杨澜 关注流动青少年职业教育
杨澜的提案是加强对流动青少年的职业教育。杨澜说，那些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机会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又没到法定的工作年龄的打工子弟有两三年的空当期 ，无论是对他们自身成长，还是对社会的稳定，都存在问题。
罗纳德·里根大概可以作为明星从政的最经典范例。作为好莱坞的二流明星，他最终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我们时常把他挂在嘴边，发现他在政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其银幕形象的挪用和戏仿；我们察觉电影《星球大战》和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继而蓦然发现好莱坞银幕上那些异想天开、甚至荒诞不经的影像能够对现实产生莫大的效用可早在里根上任总统造访中国之前，这些都曾以更为激进的方式上演过。
西谚有云：政界即为丑陋之人的娱乐秀。即便是在并非泛娱乐化的中国政界，即便这片土地上的政治仍然神圣而不可亵玩，现代政治和现代娱乐业之间的互为镜像，仍然透露着一些隐约但足够神秘的故事。在红色集权时代，这样隐约的线索往往以更惊人的样貌和影响呈现。
就在不远的过去，一位曾用艺名“蓝苹”的电影女明星改变过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她演过的最著名角色就是易卜生的《娜拉》，她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上的独立女性。1937年，她来到延安，改名江青，并对中国接下来的40年历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晚年的她呼风唤雨，却又孤寂地把自己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一部又一部地看被她称为毒草的好莱坞电影。然后，历史抛弃了她，她被称为“阴谋家、坏女人、祸国殃民者”。所有这一切，宛如一部黑色电影，而她就是那个终极的蛇蝎美女。
民主口号下，当代政治和娱乐业对大众传媒有着共同的依赖，这使得政治的娱乐化和娱乐的政治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对个体的崇拜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完美演义，一振臂而应者云集的能力也似乎能够更加无碍地流通于两界。
人们似乎很喜欢像曾志伟这样的明星政员。这位叱咤香港影坛几十年的明星拥有一个传奇化的父亲。他的父亲曾启荣曾为香港军装警署署长，任职臭名昭著的五亿探长吕乐手下。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正式通缉曾启荣，此人日后终老台湾，再也没有回去过。尽管如此，曾启荣为曾志伟留下了足够多的政治遗产。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前局长马时亨是他的表哥，而他本人也长年担任香港演艺艺人协会会长一职。2011年，曾志伟当选广东省江门市政协常委。
传奇之如曾志伟，却也在隐隐之中显露着艺人从政的一个普遍规律。在西方乃至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明星从政通常始于演艺工会的一官半职。罗纳德·里根如是，阿诺·施瓦辛格亦如是。当人们过于在意明星的光鲜夺目，他们就倾向于淡忘明星之为劳工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的位置。在美国乃至中国香港，演员、编剧、导演等工会是明星从政最顺捷的通道，而工会所具有的强大权利和义务，也使他们积累了最初的宝贵从政经验。
改革开放之后，明星也一直是中国政界上的一道风景线。这道风景线根据出现的时期，大致可以分为新老两代。
老一代参政明星以前之所以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沉默寡言。他们很少提出什么提案，当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雷人提案。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个案：著名导演谢晋曾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由他一手捧红的女星刘晓庆则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对刘晓庆来说，政治身份便是她刻意营造的神话，它犹如一颗最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位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牌的明星的身上；它标志着她那本著名自传《我的路》所希求达到的巅峰。而这一切却又在逃税案不可避免的公开中，沦为了把柄和笑话。
张狂和肆意永远不是中国政坛明星合乎中庸之道的活法。新一代政治明星中的佼佼者—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显然具有更加完善的政治智慧。相比于刘晓庆的张狂和肆意，邓亚萍在低调中完成了近二十年来最完美的身份转换。当我们才刚回过神来时，这张曾经象征着中国体育的脸已经完成了剑桥的博士学业，结束了她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任职，进入了人民日报任人民搜索总裁，级别也从之前的副局升至正局。
不过，随着传播手段和民意互动的加速，以及民主进程的深化，新一代明星的参政素养也不再“沉默是金”。在中国，明星参政的样貌开始更加多姿多彩起来，而公众对于明星参政的批评和建议也更加直截了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民赋予明星的荣耀。当张艺谋、巩俐等明星政协委员屡次缺席两会，当巩俐因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丧失政协委员职位时，当刘翔没准备提案而被质疑时，当更多明星委员的提案因为雷人而被嘲笑时，明星参政的滑稽就免不了被放大。反过来，当明星在参政之途上的作为更加专业和认真时，公众对他们的钦佩、鼓励乃至追随也会被放大。
本屆两会刚刚结束，我们有些欣喜地看到，明星委员和代表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些更加敢作敢为的参政先锋。
韩红
四成艺术 三成参政 三成慈善
两会期间，人气最高、提案最专业的文艺界的代表、委员是谁？非韩红莫属。
政协开幕第一天，委员们的大巴车被记者团团围住，她犹豫着，最终被同组的朱军推下了车，“反正你总要面对的”。
今年韩红带来的提案叫《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这已经是韩红连续三年关注儿童问题，加上这是一份通过微博最终凝聚成的提案，面对急切想采访细节的记者，韩红只说了一句：“我对政府充满信心。”
3月9日，韩红的信心更加坚实，因为民政部部长正式回应了相关话题。这意味着她的提案再一次变成孩子们的福音。韩红的合作伙伴，提案的参与者之一喻江说：“她虽然不是专业人士，但句句都在点上，她的提案绝不会是空架子，将提供有效可行的措施，把提案做到落地、扎实。
人贩子，我跟你拼了
3月14日，在本届政协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韩红悄无声息地踏上了奔赴云南地震灾区的旅程。这些年，她的工作早已不是唱歌这么单纯，也不仅仅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副团长”这个职务所涉及的范畴，她的运动轨迹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哪里有状况，哪里有困难，哪有灾情，她就会最迅速地出现。
韩红曾表示，自己的精力，四成在艺术上，三成在履行政协委员等政治工作上，还有三成是做慈善，她先后收养了200多个孤儿，在汶川地震发生不久就去了灾区三次，她对助理在正常要求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怕死。在深入舟曲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她依然平静地说：“帮了那么多人，其实是帮了自己。”
慈善事业贡献的是一己之力的热情，以及作为明星的影响力。而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韩红凭借的是专业，基于调查和研讨的提案，汇集了多方智慧和专业人士的知识背景。
这是一份缘起于微博的提案。今年年初，微博上形成了一股“拍照寻找、解救被拐儿童”的热潮。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其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寻人信息，被拐走的孩子叫杨伟鑫，福建泉州人，今年6岁，2009年被拐骗致残沦为街头乞丐，成为人贩子赚钱的工具。2010年初有网友在厦门街头发现并拍此照，现仍下落不明。微博力量是惊人的，随后许多网民给他打电话、写信，还有人上传了一些神似杨伟鑫的照片。当然更多的是有着相同或类似经历的家长，前来求助。
1月25日，“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官方微博正式开通。于是一场走上街头，拍下身边的行乞残疾儿童的活动开始了，加上不少已经成为父母的明星的支持，寻人和发布信息、照片的微博被频繁转发，“微博打拐”也成为最热议的话题，在网上和网下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一直关注儿童问题的韩红自然坐不住了，2月6日，她发出了“人贩子，我跟你丫拼了！咱‘两会’提案见！非讨个说法！我排山倒海”的微博，并且号召大家帮她一起想办法出点子，一起来写这个提案。她还透露，会请于建嵘老师指导，联合她的律师关廉明和为她写词的搭档喻江，“共同完成这次由微博产生出的、带着大家心血的提案”。
五易其稿
喻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韩红在春晚前后特别忙，一直到初二才给我们发短信拜年，我还想这回她心里可以踏实了，没想到她半夜还睡不着，开始在微博上@人，初四@于建嵘，随后又@我，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我知道我这个兔年春节假期就算过去了，但是换做谁都会觉得义不容辞。”
2月7日，韩红发出微博：提案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我们知道有困难、工作量巨大，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要相信政府一定会解决此事！同时她呼吁相关专家跟她的团队取得联系，“求各方人士援助我们，赶紧加入吧！”同时，她也积极动员自己身边的力量，希望大家献计献策。给人打电话通常第一句话是：“凭我对你的了解，我下面说的事会让你热血沸腾的，我们要搞一个大行动。”
“韩红说她前两年的提案都通过了，这次如果好好准备问题也不大，那天是大年初五（2月7日）酒店大堂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现在我们身后是千军万马。”这千军万马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专门从事儿童相关立法研究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张文娟看到韩红的微博后，迅速地和喻江和关廉明联系，并在当天见面详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们希望张文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参与到提案的写作中。
初稿完成后，韩红很想听听多方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2月19日，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支持下，韩红在湖北大厦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提案意见征求会。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与儿童权益保护有关的一线人士，包括儿童收养救助和法律援助的专家、律师，少年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还有工读学校的老师代表。接到邀请的徐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主任马李在买不到车票的情况下，开车9个小时连夜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会上，韩红拿出提案的初稿，大家热烈讨论，原本两个小时的会议，结果变成了4个小时，韩红推掉了别的工作安排，全程参与交流。
张文娟介绍，最终提交的《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是五易其稿，最后的文本是由关廉明律师、喻江和她在宾馆，连续加班20多个小时，最终完成的。“我们希望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最明显的短板—家庭的支持和干预体系没有建立。”
孩子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
“参政议政需要质量，如果代表、委员真的关注一个领域，想提交相关的议案或提案，就应该做调研。有的代表、委员只是根据自己见闻的个别事件或凭着感情就提交一些议案和提案，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实际上，国外很多议员也在经常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后提出立法建议。”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韩红对提案认真、严肃打动了他们。因为她的本职是歌手，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关注失助儿童，她没有凭感情冲动去呼吁，而是委托专业人士准备内容。从这个角度讲，韩红是负责的。
在韩红的提案里，不仅有针对弱势群体儿童现状的调查，也有建立在专业知识、法律基础上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事实上，韩红抓住一切机会，搜集材料、了解具体问题。她曾为了解农村留守女童的生活状况专门到湖北荆州农村走访调查。地震、泥石流的灾难现场，她频繁出入，赈灾救助之余也不忘了解当地老人和孩子的真实生存状况。
作为政协委员，她的热情和努力让很多人感动，当然也免不了质疑的声音，还有朋友打电话叮嘱她，小心人贩子报复，韩红却表示，“我根本不在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摸一个试试。”
她知道误解总会有，但是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需要解释。中央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王昊（月亮姐姐）说，“韩红就是带着使命来到世间的人，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去年7月她比我们提前一个星期去的玉树灾区，给我们备水备干粮打前站，我们去了就看到一个被晒得黑黑的韩红在指挥。”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韩红是低调的。在政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她唯一一次公开回应了今年提案的相关问题，她说，首先要感谢微博打拐，“使我们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个群体，看到了曾经我们没有想到这么麻烦、量这么大被拐儿童、流浪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感谢他们能够把这个新闻发布在微博上。我跟于建嵘教授有不同的是，他们呼吁的是微博打拐、解救儿童，我想的更多的是，当孩子被解救出来以后后续安置问题，孩子救出来以后谁去养？”
她的提案具体涵盖了以下几个重点：第一，更新观念，增强未成年人的国家保护意识。简而言之，孩子不仅仅应该由家庭来照护，更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特别是当家庭功能失靈的时候，比如长期遭受打骂、虐待，孩子得不到家庭关爱、功能的状态时，这时候国家应该有保护意识。孩子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
第二，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国家对于困境儿童已经给予了很多帮助、支持、扶持，但依然有法律很难涉及，而人贩子可以打擦边球的地方。韩红建议，国家公安部、民政部直接关系儿童权益的政府部门一起建立一个专门的儿童保护的司局。她说，“现在流浪儿童的管理都是跟流浪的大人，要饭的、乞讨的、上访的等等都是在一起管理，孩子和大人一起管理，我觉得会造成很多的不便。”
第三，希望国家能够根据国情，建立“三级监护干预机制”。防患于未然的早期社区干预。社区要知道这个孩子家里父母的构成，比如家庭环境的构成，如果成分比较复杂，政府就可以早期在社区进行引导，开导家庭培训指导，以及针对高风险家庭制定个性化的帮助和干预。
第四，是有效而及时的行政干预。
韩红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前两天她遇到了一个孩子，14岁，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判给了父亲，可是父亲根本不管，孩子已经被扔掉三次，每天睡在水泥管子里。第四次更残忍，父亲把小孩儿从副驾驶的位置一脚给踹出去，孩子浑身是血。由于孩子还没有年满18岁，还不能行使公民权利，向公安机关、法院提起申诉，在这种状况下，国家能否出台相关法律，取消父母的临时监护权。也就是明确的可操作的司法干预权。
“我们国家的儿童，3.41亿未成年，占总人口的近1/4，还是那句话，归根结底，家事就是国事。”韩红总说自己是穷孩子出生，因为坎坷的童年经历，她把自己的视线更多地给了儿童和弱势群体上，参政三年，她的提案从“提高孤儿月生活补助”到关注“农村留守女童的性安全”再到“改善福利院孤残儿童生活成长环境”，其中有两项提案已经被采纳，包括孤儿月生活补助提高了10倍，现为600元；以及寄养儿童的生活费，福利院从400元提高到了1000元，寄养则提升至600元。
韩红说：“看到我们‘十二五’新的规划之后，我觉得我对生活充满信心。如果哪天我不当委员了，回过头想想，我都会为此欣慰和骄傲。”韩红打拐提案提炼
1. 更新观念，增强未成年人国家保护意识
简言之，以前我们都觉得孩子是父母的事情，小孩有什么问题，是小家庭的事情。其实不然，孩子固然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少年强则国强。
2. 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目前在某些法律很难涉及的地方，有些擦边球的地方，给人贩子一定的空间。公安部、民政部直接关系儿童权益的政府部门，是不是可以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司局，以加强政府对困境儿童的国家保护。
3. 建“三级监护干预机制”
一是防患于未然的早期社区干预。社区要知道孩子家里父母的构成，比如家庭环境比较复杂，政府就可早期进行引导，针对高风险家庭制订个性化的帮助和干预。
二是有效而及时的行政干预。如果父母没有办法养孩子，严重影响孩子成长的，国家是否可以出台法规，取消父母的临时监护权。
4. 提出可操作的明确司法干预权
我国有3.41亿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近1/4，还是那句话，家事就是国事。崔永元
语录给力微博火崔永元用自己高质量的提案和响亮的崔氏语录模糊了他的著名主持人身份。与一些明星委员上会“打酱油”不同，小崔把参加政协会当成正事。
兩会上，明星崔永元的微博是一扇窗，很多人的心声通过这里传进了会场。但是，“别用微博140个字的方式来写提案，这是个特严肃的事情。要有考量、有数据、有分析，要把问题弄明白了才提。”在微博上敢说敢骂，在政协小组会上给力的发言，让人们看到小崔对民生问题的认识并不比官员浅薄。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的小组讨论，也因为有崔永元这个能说会道的人物，而更加活跃。
崔永元
语录给力微博火
写完整才能公布
两会期间，每天傍晚，崔永元要回台里录制《小崔会客》两会特别节目，凌晨时分回家。白天，他又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国际饭店，参与小组讨论。上会记者们总是能看到，崔永元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字，接着伸过手拿麦克风发言。
分组讨论，崔永元活跃异常，不失稳重。他手中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圈圈点点，有不少是倾听别的委员意见时记录的。他带来的提案也毫不马虎，从建议加强口述历史的收集研究到关心大学生就业，从建议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到建议加强铁路无人值守道口监管，始终和民生息息相关。
为参加今年两会，崔永元耗时一年，调研基层的医改。“就我的调查而言，药的种类至少可以减少50%。”崔永元说，患者看到的都是药的名字，但往往很多名字，其实就是一种药。就因为名字不同，价钱就不一样。名字一多医生就有了选择范围。“零价差按照进价出售给老百姓，但进价就是对的吗？进价就是成本加上利润吗？没那么简单。这是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不能不负责任地说减少50%或是提出价差了多少。”正因为没完全弄明白，崔永元只好暂时放弃提案。他觉得，要调查清楚、写完整才能公布。
见议员下煤窑
为了提案，崔永元 “玩了命了”：出国旅游，让朋友引见当地议员，了解医疗、保障房等情况。为调查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崔永元曾经跟煤矿工人一起下煤窑。“真是不下去不知道，又黑又窄，冒顶、渗水、塌方，随时都可能发生。他们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钱啊。”
崔永元说，很多提案的回复是：“你提的很重要，按照国家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欢迎你继续给我们提意见。”面对有些敷衍了事的回复，崔永元说，“不要说今年提案的回复率是多少，我认为这没意义。要说解决率是多少，比如说医改，当年可能解决不了，你可以说今年解决到什么程度，明年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3月6日，崔永元在微博上向垄断行业开炮，称中国电信资费贵得离谱，而美国洛杉矶的手机收费标准9.9美元包打一年。他引用的美国手机资费标准被网友指出信息不准确。随后，崔永元承认引用数据有误，请在美国的朋友核实，并发微博向网友致歉。3月8日，崔永元在微博上再次道歉，称“现代社会需要负责任的公民。今天，我的两位远在美国的朋友先后发来邮件，批评并告诉我准确的信息，所有人都不需要误导。”
3月11日，他连发微博详细给出了三条“美国手机话费参考”，分别是全球包月计划、包月计划和美国境内家庭计划（不含国际长途）。
两会上的“崔永元语录”引起舆论的关注，被网友大量转发。“来这里不是享受荣誉的，是来承担责任的”、“保障住房远离市中心，那是山洞，也是逼穷人买车”等，他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诠释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当了四年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坦言，比当主持人还小心，一件事不彻底搞清楚不能开口，一张口就是责任。崔永元给自己的政协委员工作打58分。他说这是自己的高考数学成绩，这一科考出的最好成绩。小崔语录
★ 所有拆迁都是想干好事，拆迁了不是想建住宅，就是想建工厂。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把好事干成坏事，或者说，用干坏事的方法去做？
★ 比如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元，你征他的税，也许是合适的。但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000元钱，就不应该收税。他那是在玩命啊。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一定能出来。
★ 保障性住房建设要用微博的速度、资金投入要用博客的篇幅、受惠人群要远远超过粉丝的数量。
★ 其实我挺宽容的，你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让我们知道，在中国打电话就得这么贵，我们就认。
★ 我一直在关注药价的问题，为什么药价会这么高。我花了一年的精力去弄这个事情，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发现的内幕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不亚于好莱坞大片，希望在明年两会前搞清楚。
★ 食、住、行都世界一流，但是没有衣服光着身子，肯定幸福不了。这些全重要，哪儿都舒坦才幸福。哪儿有病哪儿有用。小拇指你平时觉得没什么用，可是戳着了难受着呢。民生就是这样。
★ 我赞赏，因为温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 我高兴，因为温总理说，有一件事情现在就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
高金素梅
身份的焦虑
作为演员，高金素梅的代表作是拍摄于1994年的《梅珍》。她因此片荣获了圣地亚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在很大程度上，这部作品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了高金素梅乃至台湾人的身份焦虑：上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相争，一位生长于农村家庭的领导人物梅珍随之而起。战乱中，梅珍几经艰辛逃到领事的船上，却发现自己丢失了身份证。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她的身份不断被外界的不同势力所界定、更改和重新定义。然而，这位丢失身份证的女子，却决定坚强地活下去。
作为一个政客，高金素梅介入政治、参与政治的动力正在于她本人的身份焦虑；而她的政治斗争，就是为了理清和界定自己的身份，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人群争取更多的利益。她是一个台湾人，却又是台湾省内的少数民族；她是一个明星，却又是一个普普通通、向死而生的人。
连环厄运
她的原名叫做金素梅。她的母亲是台湾泰雅族人，父亲则是安徽人。特殊的身份为她日后的从政奠定了基础：“对我母亲来讲，原住民这一块来讲，是空白的，我找到了这段历史，包括我父亲是安徽人，也遭受到了日本政权的毒害，我母亲是泰雅族，一个在安徽，一个在台湾，同样受到历史的伤痛，那你说我作为后代的，我是不是更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呢？”
念高二时候，为了帮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她去了一家西餐厅驻唱打工赚学杂费，偶然间被制作单位发现，邀她去参加由综艺天后张小燕主持的歌唱比赛节目《大精彩》。她在比赛中游刃有余，蝉联多期比赛的擂主，声名大噪，以至于当时已成名的不少歌手都抱着好奇心来参加节目，要看一看这位“什么歌都会唱”的18岁小女孩究竟是个什么样。
走红后，金素梅一路星途坦荡，推出《金素梅》《背叛风情》两张唱片；接着与何家劲合作拍了第一部剧《不了情》，收视大红，被琼瑶看中连拍电视剧《三朵花》《婉君》，成为“琼瑶女星”。更是接拍了李安执导的电影《喜宴》，担当女主角，获得极高的评价。
然而，没有人想到，拍完《喜宴》正处于事业最高峰的她突然选择了息影，而令她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当她退出娱乐圈之后，厄运马上接踵而至。
1994年，金素梅与友人在台北市的菁华地段合伙投资一间婚纱店，打算开始新的事业。未料，约一年后，会馆发生火灾，带走6条无辜人命，人在现场的金素梅侥幸脱险。
接着，为了重振事业的金素梅试图回到娱乐圈，可刚刚才接拍一部电视剧，她便被查出患有肝癌。虽然肿瘤被及时切除，但正是这段不幸的岁月改变了金素梅。1999年，肝癌手术一个月后，9月21日，金素梅34岁生日，那天台湾发生7.6级地震。当从电视上看到受灾原住民流离失所的场景，身为原住民后代的金素梅马上和救援人员一起投身灾后重建工作。目睹灾区原住民的生活环境与处境后，金素梅决定为族人发出声音、争取权益。
日后，她回忆道：“我虽然开刀一个月，身体的状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的精神非常好，因为我看到生命价值的意义，所以我就跟着一些慈善团体，走入到部落里面去。当我到部落以后，我才深深地感触到，我的族人同胞，为什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还是这么的贫穷，还是这么的落后，甚至于未来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这些经历，让金素梅决定把自己的余生献给政治，为她的族人争取更多的利益。
历史的正义
2000年底，金素梅更改户籍，冠上母姓“高”，成为高金素梅。2001年8月，她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加年底的“立委”选举。同年12月，她成为岛内第一位女性山地原住民“立委”，正式跨足政坛，力求使原住民族的权益与尊严提升。
此外，她积极主张将台湾“高砂族”当年受征人员“高砂义勇队”阵亡祖灵迁出靖国神社，被称“政坛女硬汉”。 2009年8月11日，她率领约50名原住民闯入靖国神社，高喊“认错、道歉、赔偿”的口号。她把这一行为形容成对“历史正义”的追寻。她说：“加害人怎么可能和被害人在一起。你想一想，犹太人和希特勒放在一起，那是什么画面啊？如果你这样来看，这样比较的话，日本靖国神社一样的状况啊。你把那些战犯放在那里，那些杀害了殖民地人民的人也放在那边，台湾原住民呢，原住民的祖先是曾经被这些人杀死的。然后我们的第二代还放在靖国神社，这是什么情况 啊。这世界上还到底有没有历史正义了？”
不怕戴“红帽子”
近年来，高金素梅的团队和大陆之间交流频繁。在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上都出现了她表演的身影。2009年，高金素梅率领“台湾原住民代表团”抵达北京，甚至还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为此，高金素梅在岛内受到了很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但高金素梅说，自己从来都不怕戴“红帽子”：“政治人物和媒体有话语权，但他们并不代表全部台湾人。很明显，我会见记者或者坐飞机时，很多民众都给我竖大拇指。一些不认识的人过来跟我握手，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
高金素梅十分清楚自己的政治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要把少数民族“无言的抗争”变成呐喊和呼唤。“原住民在台湾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的，就像内地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公平，但我们没法感到台湾政府对原住民的公平。原住民部落教育资源缺乏，生活水平不高，小孩辍学率非常高；辍学率一高，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重体力的工作，这就像恶性循环，这样一来，原住民在台湾就处在非常边缘、非常贫穷的状态下。”
汪明荃
参政见证香港命运
在香港演艺界，阿姐汪明荃实在是最独特的一个—早在1984年，就作为演艺界的唯一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并参与起草《基本法》。此后，长达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14年的政协委员经历，让她在香港演艺界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
见证香港回归
细数自己的亲身经历：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亲眼目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1997年7月1日，分离150多年的香港回归祖国，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10年间，3次代表香港市民投票选举特区行政长官
回想这些事，汪明荃很自豪：“1984年12月9日，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眼目睹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席签字仪式。我开始明白，香港终于要回归了。我开始理解，联合声明的背后是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富强。”
“能够参政议政非常幸运，尤其是在香港回归的路上，我一直都有参与。很多工作我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亲眼见证了香港的回归，更目睹了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看到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香港演艺界在政坛的“最高代表”，汪明荃比自己身边的圈内人多了很多观察香港的视角，也让她有了更多近距离观察香港民众心态的机会。
花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9岁时，汪明荃随着家人到港定居。她喜欢红领巾，喜欢唱内地歌曲，最喜欢唱《我的祖国》《我是一个兵》，都是小时候学的。
1980年，凭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里热血爱国女学生形象，主唱电视剧的插曲《勇敢的中国人》，汪明荃赢得港澳和内地观众的爱戴。当时香港的人大代表并非由香港人自行推选，而是由广东省的代表提名推选，她在选举时被多人提名。尽管娱乐和政治有天然的鸿沟，出生于内地的汪明荃却怀着朴素的感情欣然“跨界”，踏上了从政的路途。
从1988年开始，汪明荃连任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10年的时间，她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实地考察。
回忆当年，大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了解人大代表的含义，未有从政经验的阿姐也只是觉得很光荣。还记得第一次参加会议18天，住在中央组织部，每天像读书一样，开会、讨论，接触很多领导。阿姐觉得身上责任很重，压力来了。“这份工作和我以前干的太不一样了。”初当代表时并不习惯，开会讨论国家大事，自己能说的很少。从学看文件开始，慢慢地她明白当人大代表不是举手的工具或花瓶，而是要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
之后，她多次代表香港人向中央表达港人的声音，2006年政协会上她提出的《关于改善广东地区公路治安状况的提案》获得全国政协表彰的优秀提案奖。
今年3月2日，汪明荃准时抵京，第14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去年两会，汪明荃对媒体说，楼价太高，希望政府多建廉租房，起码让每个人都有地方住。今年参加“两会”前，阿姐依然搜集了群众的意见，最关注的是民生、物价和房价。
对于政治，汪明荃表现出和其他政界中人的明显区别：述说流利清楚，但没有太多政治的口吻，更多地从切身事例出发，从身边市民的感受出发，甚至经常在专访中为娱乐圈“平反”。这一切，构成了她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色。
被封杀的日子
汪明荃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0年里，她没有接到一部戏。
上个世纪80年代，一般的演员歌手都不敢来内地，会对演艺生涯有很大影响，会遭到台湾市场的封杀。“从1988年我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我所有的电视剧都被封杀了。整整10年，我都没有拍过戏。”此间的汪明荃，只能从事TVB一些主持类的工作。
后来阿姐做了政协委员，内地氛围更加开放，她才继续她的演艺工作。“我人大代表卸任，1998年再出来演戏的时候，拍的是《创世纪》，那是我演艺生涯中第一次演别人的妈妈。我之前没想过，我‘解冻’时，已經只能演人家的妈妈了，真是百感交集。”
阿姐觉得从政要有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她自己不后悔从政路，直到现在依然认为当人大代表比拍戏重要，“通过人大、政协工作，利用我的一点知名度，可以让很多事情尽快解决。”
香港回归十年时汪明荃曾对媒体谈起，她40年的演艺生涯中，难能可贵的一页就是以艺人身份从政，从政使她更爱国家。“给了我另一种人生体验，我变得主动了，看事情客观了，人开朗了，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去做，眼光亦广阔了。”
明星参政类型图
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众人瞩目。在舞台上站久了，一个隐形的摄像机永远如影随形。当他们踏入政治的领域，最先学会的是姿势。在中国，两会是明星参政的最大舞台，在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各种姿势。当然，明星参政不仅仅是两会。只不过两会能给人清晰透视的机会。在日常中，明星的参政在中国总是显得轨迹模糊。明星与政治，看似相隔遥远，却又常常可以一脚跨界。充满着姿态、作秀、潦草，也会有真诚、努力和远大的目标。
国外参政典型
在国外，明星参政和国家利益没有如此贴合。比如乔治·克鲁尼，他一直尝试外交家的角色。因为参与之深，影响之大，专业到白宫都需要向他请教。他尝试用明星的光环，做一些可以阻止战争的事情。即使明星州长施瓦辛格，虽然卸任留下一个不那么光彩的摊子，但是也可以向华盛顿咆哮，并传播环境保护的理念。
提案大观
张艺谋冯小刚 保护电影版权
张艺谋、冯小刚、尹力、冯小宁、陈国星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等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电影盗版盗播现象猖獗，极大打击了电影产业发展和电影人的信心，必须尽快采取更严厉的举措，加强对电影版权的保护。”
张艺谋说，目前票房业绩比较好的国产电影，上映两三天就遭盗版、盗播，很多电影上映不到两周就被迫下线。2010年末遭遇的“电影盗版狂潮”令电影界震惊。“加强对电影版权的保护，是关系到当前中国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和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巩汉林 支持商品房限购令
巩汉林今年提交了有关于政治体制的、保障房经适房的以及文化方面的三个提案。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是民考官方面。巩汉林支持当前的商品房限购令，并表示，他的提案中特别关注了“两房”，即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质量及配套设施。
对于提高个税起征点，巩汉林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手中的钱显得相对多一点，物价上涨很厉害，政府要办实际的事情。他觉得广东省建农副产品平价超市，使人民群众的菜篮子更加平价更加实惠。别把中间环节弄得很多，四五个中间环节，菜的价格就上去了，老百姓那点钱就越来越不值钱了，“你又不给涨工资，物价又越来越高，老百姓怎么会没有意见。现在先遏制物价，让手中的钱比较值钱，让老百姓过得相对好。”他呼吁全国都向广东学习多建平价超市。
晏紫 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
体育明星委员晏紫带来两个提案，一个是《立法禁止棕熊熊胆买卖》，另一个是《关于农民工孩子上学问题》。晏紫说：“农民工考虑到孩子上学难，进而延伸出今年各地招工都很难。且不同城市对本地小孩和外地小孩上学有区别对待，这些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对国家也是有损失的。”
郁钧剑 成立国家公益公共频道
歌手郁钧剑建议传媒界比如中央电视台弄一个真正的公益公共频道，不涉及商业广告，不以收视率为业绩标准。由国家投资，代表国家形象，加大文化道德的含金量。他希望该频道的内容以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为主，宣传大量历史、文化事件、各行各业精英和先贤。“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国家传统节庆，可以组织我们唱歌的一起唱春节，这类没有出场费的演出我愿意去，我相信大多数文艺界的人都愿意去。”郁钧剑说。
濮存昕 拐卖儿童应零容忍
“拐卖儿童是仅次于杀人的反人类罪行。全社会对这件事应该零容忍。”2008年，政协委员濮存昕的提案是《对长期有效打击拐卖儿童斗争的四点建议》。建议公安系统增加打拐专业队伍和专项经费，完善户籍登记制度。他说，我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对非亲生儿落户的法规条款不完善，致使很多被非法买卖的儿童通过各种违规方式上了户口。他建议对所有非亲生儿童和收养儿童上户口时采集DNA血样，与公安部打拐DNA数据库比对排查，为拐卖犯罪增加难度。”
濮存昕另一份提案是《反歧视从还几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就业权入手》。他建議卫生部门国家机关率先录用艾滋病感染者，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卫生部修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有关艾滋病列为不合格的规定，让受艾滋病伤害的感染者获得公平的就业权。
杨澜 关注流动青少年职业教育
杨澜的提案是加强对流动青少年的职业教育。杨澜说，那些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机会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又没到法定的工作年龄的打工子弟有两三年的空当期 ，无论是对他们自身成长，还是对社会的稳定，都存在问题。